最高法院：防范冤假错案，追究违法审判责任
沈德咏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
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
一段时期以来，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错案一经发现，惟有依法及时纠正、匡扶正义，方能让民众对国家法治树立起信心。同时，相比较错案的纠正，我们必须要更加重视“防患于未然”，要做“事前诸葛亮”，使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冤假错案无法形成。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不仅是我们刑事审判部门和法官应尽的职责，而且也是由于司法审判的最终判断性质所决定的。
审判是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审判生杀予夺，事关公民的名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依法公正审判，防止发生冤假错案，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群众感情、损害群众利益”。周强院长要求各级法院紧紧围绕这个目标，发扬优良传统，勇于改革创新，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各级人民法院和广大刑事法官有责任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依法公正审理每一个刑事案件，及时准确查明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依法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确保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事实、法律和时间的检验。如果办了冤假错案，公平正义就将荡然无存，司法的公正和权威也必将丧失殆尽。因此，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底线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都难以完全根除。冤假错案的发生原因很多，故意陷人入罪者有之，认识错误者有之，能力不强者有之，技术落后者有之。在当今中国政治清明、能力增强、技术进步的社会条件下，因上述原因导致的冤假错案概率越来越小。纵观已发现和披露的案件，冤假错案的形成主要与司法作风不正、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强以及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包括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有很大关系。
现实的情况是，受诉法院面临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对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应当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法院虽在防止错杀上是有功的，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最终使法院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冤假错案一旦坐实，法院几乎面临千夫所指，此时任何的解释和说明都是苍白无力、无济于事的。
对于如何防范冤假错案，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充分认识冤假错案的严重危害性。冤假错案的影响绝不限于个案，其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危害不容低估。一是对当事人的伤害。一个冤假错案就会毁掉一个家庭、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是任何赔偿、补偿都无法弥补的。
二是对司法形象与司法权威的伤害。法院的司法公正最终是要靠案件质量来说话的，出了一个冤假错案，多少年、多少人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多少成绩和贡献也都将化为乌有。
三是对社会公众对法律和法治信仰的伤害。虽然古今中外都难以完全避免冤假错案，但中国公众的普遍认知是司法应当绝对正确、公正无偏。因此，冤假错案一旦发生，就会极大地动摇公众的法治信念。
四是对办案法官的伤害。法官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是极为罕见的，历史事实表明，一些冤假错案，如赵作海杀人案，往往是奉命行事、放弃原则，或者是工作马虎失职的结果。在西方，法官与公正是同义词，我们也认为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是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如果一个法官办了违心案、糊涂案，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变成了加害者，其职业耻辱感是一辈子都洗刷不掉的。
第二，充分认识冤假错案发生的现实可能性。排除“文革”期间那种人为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况，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技术发展水平的相对性、程序制度的疏漏性以及其他许多可知或不可知的因素，冤假错案的发生仍然存在极大的可能性，或者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发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个万一，既可能发生在此时，也可能发生在彼时，既可能发生在此地，也可能发生在彼地。特别是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在思想上要进一步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第三，充分依靠法律程序制度防范冤假错案。从现在已发现的冤假错案看，多少都存在突破制度规定，或者公然违背法定程序的地方。我曾经在多个场合都讲过程序公正优先的问题，为什么要反复讲呢？强调程序公正优先，不是说程序公正比实体公正更重要，而是说要高度重视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从一个案件的处理过程看，客观上程序公正是先于实体公正而存在的，更为重要的是，程序公正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对于人格尊严的保障、诉讼的公开、透明、民主以及裁判的终局性和可接受性等方面，都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而且从根本上讲，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有效保障。完备的程序制度，能在最大程度上为防范冤假错案提供制度保障。比如说，我们必须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有罪，就应当依法宣告无罪，不能再搞“疑罪从轻”、“疑罪从挂”那一套；我们必须坚持证据的客观性与合法性相统一原则，查明认定存在非法证据的，就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特别是在适用死刑上不能存在任何的合理怀疑，在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证据上凡存在合理怀疑者，坚决不适用死刑。现在制度规定应当说比较完善了，关键看我们敢不敢于拿起法律制度武器，敢不敢于坚持原则。对于掌握审判权的法官而言，这不仅仅是个法律职业素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同时要看到，法律制度才是我们法院和法官真正的护身符、保护神。如果我们放弃原则，冤假错案一旦铸成，除了老老实实承担责任，没有谁能够救得了我们。
第四，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这一制度设计，就在于与控诉方形成一种诉讼对抗关系，防止对犯罪的指控成为一种潜在的犯罪认定。我国法律对公诉机关虽然也作出了要重视无罪、罪轻证据的规定，但公诉机关的追诉性质，在本能上肯定是更为关注有罪、罪重的事实和证据，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现代的诉讼构造，为防止一边倒，通过立法安排了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量，从而形成了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从防范冤假错案角度而言，推而广之，从确保所有刑事案件审判的公正性、合理性、裁判可接受性而言，辩护律师都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甚至演变成了“对手”，律师要“死磕”法官，社会上有人说现在的律师与法官关系是“像雾像雨又像风”，深层原因在哪里？要进行深入分析。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反应过度的问题？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进行深刻反思。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对个别律师违规发难、无理“闹庭”的问题，可采取一事一议、就事论事方式，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也就是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进行通报，请他们配合做好工作，不要将这种情况轻易扩大为对整个律师群体的偏见，要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是理性、客观、公正、中肯的，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
第五，充分借用科技的力量防范冤假错案。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科技发展进步日新月异，光学技术、生物技术、电子技术、纳米技术、基因技术已得到普遍应用。众所周知，科技的应用，最快的是两个领域：军事行动和打击犯罪。关键是我们敢不敢用、会不会用。无论是传统科技还是现代科技，本身都有一个科学使用的问题，既要敢于使用，又要善于使用，既要作为重要的认识手段，又不能盲信盲从。比如DNA鉴定，上世纪90年代初，20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的DNA可能吻合，而现在的吻合度已达到4万亿分之一，说明科技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在美国1989年“中央公园慢跑者”案件中，一位女银行家在慢跑通过曼哈顿中央公园时被殴打和强奸，警方将嫌疑人锁定为5名14至16岁的少年，在漫长讯问后嫌疑人陆续认罪，经审判认定罪名成立，分别判处5至15年监禁，2002年案件真凶归案，新的DNA鉴定结论也表明当时的有罪认定是错误的。在日本菅家利和强奸杀人案中，菅家利和1992年被判终身监禁，2009年无罪释放，判有罪和判无罪的主要证据之一都是DNA鉴定结论，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尽管科技手段有其不足，但其在提升办案质量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我们决不可因噎废食，相反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使用好科技的力量。因此，为充分运用科技力量防范冤假错案，必须加快提高政法机关的技术装备水平，特别是要加大对老少边穷、技术装备落后地区基层公安司法机关的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基层科技运用能力。
第六，充分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共同防范冤假错案。加强群众监督，是防范冤假错案的有效举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坚持司法的群众路线，积极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合理借助群众的力量、智慧，可以有效弥补专业法官认识的局限和能力的不足。长期以来，“杀人偿命”的观念对司法实践的影响甚广，一个命案发生了，方方面面都很关注，特别是被害方，要求尽快破案、严惩罪犯的呼声往往很强烈，也很容易得到社会群众的同情与支持。设身处地地讲，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法院审判和依法制裁的必须是真正的罪犯，而认定犯罪靠的是事实和证据，因此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极为重要。
一是不要过于苛求侦查机关“命案必破”。我们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侦办案件初衷是好的，老百姓期盼获得安宁祥和的愿望也是好的，但侦查工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强调“命案必破”必然会给公安司法机关办案增添无形的压力，有的甚至会形成外在的干预因素，进而可能影响到办案质量。在实践中，受制于认识手段和能力水平等因素，少数案件破不了、抓不到、诉不了、判不了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该撤案的撤案、该不起诉的不起诉、该判无罪的判无罪，绝不可做“拔到筐里都是菜”的事。
二是避免冤假错案是要有代价的。从认识规律的角度上看，百分之百杜绝冤假错案是不可能实现的，一般以为，西方国家有较为完备的司法制度，可能不会有冤假错案，而事实与人们的想象正好相反。中国政法大学陈光中教授主持的研究团队有一个结论：美国死刑案件无辜者被错判死刑的比率为5%。他们的研究数据来源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詹姆斯教授主持的全美死刑适用研究报告。这项研究由美国联邦司法部委托詹姆斯教授组织开展，是美国对死刑进行的最完整的一次统计研究。前面讲到美国和日本的两个错案，还有去年6月12日宣告无罪的澳大利亚琳蒂谋杀案（即著名的“暗夜哭声案”），琳蒂于1981年被控犯谋杀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历经31年才被平反昭雪。这些案件，在当时都认为没有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是真凶归案，或者是科技进步，冤假错案才得以纠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错案不只是中国才有，古今中外都有发生，司法不能轻易宣称自己发现了真相，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如何能够有效预防冤假错案，一旦发现能够及时纠正。我们的观念中常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的认识，但要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让无辜者获得保护，那就有可能会“放过”一些坏人，这种制度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各方面都要有心理准备和承受能力，这也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三是及时把真相告诉老百姓。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许多案件是否确为错案姑且不论，但由于长期拖延，真相迟迟不予公布，导致舆论哗然，让法院极为被动，最终结果无论如何都难以赢得信任。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刑事审判要适应时代要求，注重司法全过程的公开，只要不涉及国家秘密、审判秘密、个人隐私以及重大商业秘密，就应当及时主动公布真相，让人民群众用心中的那杆秤去衡量和评判。要在坚持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和建议，积极争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新闻媒体的理解支持，充分重视专家学者的积极作用，一些重大、疑难、争议较大案件的审判，可以考虑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代表、媒体代表、基层群众代表组成观审团旁听观审，并以适当方式听取他们对案件处理的意见；可以组织专家学者进行研究论证、提供咨询意见。总之，我们要积极主动与社会各界携起手来，共同为守住公正司法底线创造宽松、理性的环境。
第七，充分依靠党的领导切实做好防范冤假错案的工作。我们的司法工作，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党的领导是做好司法审判工作重要的政治保障。做好司法审判工作包括防范冤假错案，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最为重要的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会同公安、检察等专门机关，贯彻落实好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共同履行法律职责，共同守住法律底线，共同防范冤假错案。做好基础工作对防范冤假错案十分重要，这就是侦查工作，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大厦决不可建在沙滩之上。对公检法三机关而言，加强配合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形成工作合力、发挥制度优势提高刑事诉讼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互相制约，只讲配合、不讲制约，不符合刑诉立法精神，任何无原则的迁就、照顾都有可能酿成大错，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必须坚决杜绝。既然当了法官，我们就要有一点这样的铁面无私的思想境界。历史终将证明，我们这样做，是有利于捍卫党的事业，保护人民利益，维护司法权威，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总之，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与其他专门机关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搞好防范冤假错案的“全流域治理”，各自发挥好在防范冤假错案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作用。公安、检察机关在前些年卓有成效工作的基础上，强调认真贯彻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两个证据规定”，这必将进一步提高侦查、起诉的质量和水平，进而为真正防住冤假错案提供重要基础。刑事审判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必须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的底线，用依法独立公正的审判把好最后一道关，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胡云腾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
如何预防冤假错案？不同性质的错案追究是否要区别对待？
问：我们注意到，您曾专门撰文论述错案的认定标准和问责机制，但基层人民法院法官仍有疑惑：到底什么算是“错案”？怎样区别错案和上下级法院观点的不同？界定错案的程序上，由什么部门来认定错案？认定的标准是什么？
胡云腾：错案形成的原因、纠正和追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写一篇大文章讨论。
首先什么是错案，那肯定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确有错误的案件，要么是事实认定错了，要么是法律适用错了，这是一般的概念。何为事实认定错误？何为法律适用错误？
事实认定错误无非就是三个，一个是真假问题，本来是假的把它搞成真的，这就是错了。
还有可能由于证据不充分，既不能确定是错案也不能确定不是错案，这实际上就是疑案。疑案按照现在法律规定那也是无罪的，那也是错案。
还有一个就是部分错案、部分不错，像2016年年底我们第二巡回法庭审理的长春孙氏三兄弟涉及黑社会案件，原审一共定了十几个罪名，最后我们纠正了一部分，属于部分错部分不错，当然这也是错案。
法律适用错案，分为定性错误和法律责任确定错误，就刑事案件而言，就是错认罪名和量刑畸轻畸重。
错案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要依照法律规定。错案由谁来认定？当然是人民法院。如果撇开人民法院说哪个案件是错案、哪个不是错案，那这就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乱套了。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判决任何人都不得认定为有罪，那么，未经人民法院裁判，任何案件都不能认定为错案，这也是必然的结论。
关于错案认定的程序，依据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主要靠申诉、抗诉和审判监督程序。至于上下级法院是否认识一致，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得非常清楚，那就是上级法院说了算。下级法院讲这个案子没错，如果上级法院最后认为这个案子错了，那就是一个错案。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认为某一个案子是错案，指令某个高级人民法院去审，最后该高级人民法院把它维持了。如果第二巡回法庭坚持认为是错案，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再审把它改过来。即使检察机关抗诉认为是错案或者不是错案，如果法院经过审理后与检察机关的认识不一致，那检察机关也得服从法院的裁判。
所以说，关于是否为错案的最终认定权必须是在人民法院，当法院内部认识不一致时，那就在上级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法院。
问：不同性质的错案追究是否要区别对待？
胡云腾：错案和错案的责任追究是两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应当分开，如果把两个黏糊到一起，那有可能出问题，会影响错案的纠正。
本来我们讲错案责任追究是为了防范错案，是为了减少错案，但是如果弄得不好，它可能既防范不了错案，又很难纠正错案。错案的责任追究更加复杂，因为错案的责任往往不是一个人的，甚至不是一个部门的。比如在聂树斌案中，当年参加侦查的人员就有几十个人，到检察院又有几个人，到法院两审还有很多人。
第二个就是责任形成的原因大小不一样，可能这个机关大一点，那个机关小一点，怎么界分也很复杂。
第三个就是从主观上看，过错也很复杂，有的是故意造假一虽然到现在发现的司法人员故意造假案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另一方面就是严重不负责任，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最后造成冤假错案。
如果追究，我认为就是对故意造假案和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错案，才应当纳入责任追究的范围；如果没有故意，或者仅仅是工作上的失误，仅仅是因当时的能力水平，进行追究可能就是不合理的。
错案的责任追究客观上比错案的纠正更加复杂。不是谁袒护谁，因为对司法人员追究错案责任，与追究行为人违法犯罪的责任是一样的，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舍此另立规矩。由于错案往往年代久远、时过境迁，像在聂树斌案中，办案人员有的早都退休了，有的已经去世了，甚至有的证人都不在了，追究起来难度更大。
所以，发现错案必须纠正，这个立场必须坚定，绝不能因为怕被纠错而不纠正；对错案必须追责，这个态度必须明确，绝不能只纠正错案了事；同时，如何纠正错案的责任，则必须实事求是、公平合理。司法人员是人不是神，不可能不办错案，违反事实和法律搞过度追究，当今世界各国我还没有见到，说明其中必有道理。
马渊洁 最高人民法院司改办规划处副处长
错案责任：怎么认定，如何追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出台《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错案责任倒查问责作出顶层设计。然而，对错案责任的争议和质疑并未停止，那么追究错案责任是否符合司法规律？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把握错案责任？
质疑错案责任的观点主要包括认为法官只能发现法律事实无法发现客观事实；错案标准模糊且极具争议性，对错案追责容易使法官丧失裁判应有的中立性并转嫁办案责任与风险；错案可以通过上诉、再审程序进行救济，还可通过国家赔偿制度获得经济赔偿，对法官追责没有必要，等等。应当说，上述观点和理由看似有些道理，但也值得商榷。
首先，法官的使命固然是依法裁判，但并非没有查明案件事实的一定的责任，因为“事实清楚”是裁判的前提，虽然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有区别，但又不能截然分开，法官要努力接近与客观真实相符的“法律真实”，只有达到证明标准的法律事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其次，错案标准存在一定模糊性，但对于有些案件来说，即便没有法律专业知识，从最朴素的正义观念出发，连老百姓也能认定这就是错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湖北佘祥林案等，这些又有谁能说不是错案呢？因此，错案认定标准在有些方面模糊不能成为对错案一概不予追责的理由。
再次，错案虽然可以通过上诉、再审等程序予以纠正，通过国家赔偿制度给予救济，但是这是国家对外承担责任的形式，并不能因此否定对有责任的司法人员追责的必要性。实行司法责任制改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就是要促使司法人员权责一致，让法官切实对案件负起责任。因此，追究错案责任有利于贯彻权责一致原则，有利于增强司法人员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科学认定错案责任。如果把责任的构成要件厘定清楚，就能最大限度争取各方认同，也使得责任追究有据、有理、有节。结合《意见》的精神，笔者认为，追究错案责任在实体上应满足以下要件：
首先，要发生了错案这一结果。这是错案倒查问责的前提，也通常是追究法官责任的动因和线索。那么什么是错案呢？从广义上来说，凡是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有错误，形式上经过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的都可以作为错案。但如此宽泛的界定，确实会给司法人员造成不应有的压力，也容易使法官害怕动辄得咎、不敢下判。笔者认为，错案的范围作如下界定较为适宜，即最终生效的裁判完全改变了前一审级的判决、前审级在案件事实认定或适用法律上出现重大差错。这里的重大差错，以刑事诉讼为例，一般是指在实体上将有罪认定为无罪或将无罪认定为有罪。是否属于应予以追责的错案应当由法院最高审判组织审判委员会进行确认。
其次，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实施了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且与错案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意见》列举的行为，比如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枉法裁判，涂改、隐匿、伪造、偷换证据材料，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和提供虚假材料，严重不负责任遗漏同案犯等。再次，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故意就是明知而有意为之，重大过失则是相对于一般过失而言，达到严重不负责任或玩忽职守的程度，对于一般过失造成案件瑕疵差错的，可不作为错案问责的范畴。
最后，责任主体不具有责任豁免的事由。错案责任追究和责任豁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意见》中明确了8种不得作为错案责任追究的情形，包括对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争议或者疑问，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当事人放弃或者部分放弃权利主张的；因当事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的；因出现新证据而改变裁判的；法律修订或者政策调整的；裁判所依据的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等等。对于案件虽然被认定为错案，但具有以上豁免事由的，也不应追责。
此次改革除了对错案责任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界定外，特别在追责程序上对原来的机制作了改革创新，将错案责任认定的权力交由惩戒委员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建立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的意见（试行）》，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分工负责。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负责对法官、检察官涉嫌违反审判、检察职责行为进行调查核实，惩戒委员会根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调查的情况，依照程序审查认定法官、检察官是否违反审判、检察职责，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的意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意见作出处理决定，实现了错案与错案责任追究的分离，以及同体惩戒向异体惩戒的转变。惩戒委员会审议错案责任，应当充分保障当事法官陈述、举证、质证、辩解等权利。通过这样的程序改革，使得对法官的惩戒更加审慎，也更具公信力。
关于错案责任追究，还有几个大家比较疑惑和关心的问题需要正确理解。
第一，错案责任追究的主体包括哪些？如何理解《意见》中的监督管理责任？我们认为，司法责任制改革中必须坚持放权与监督相统一，如果不设置监督管理权，只允许院庭长眼睁睁看着错案发生，在判决生效后去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合理也不现实，而且也会造成“权力在法官、压力在法院、责任在院长”这种情况。因此，设置监督管理权并在权限范围内承担责任是必要的。所以错案责任追究的主体也可能是监督管理主体，当然对监督管理主体追究错案责任也必须满足错案追责的要件并且属于其应当行使的职权范围内，如果不属于其监督管理权限也不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自然也不能追究其错案责任。
第二，关于错案责任和违法审判责任的关系问题。《意见》用的是违法审判责任的概念，没有直接采用错案责任的概念。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交叉。换言之，错案不满足其他要件不能追究错案责任，但是裁判结果正确却有故意违法审判行为依然可以追究其司法责任。
第三，关于终身负责和时效制度的关系。我们认为，对错案责任主体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也应当遵守刑法中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当然，目前的行政处分等没有时效方面的规定。另外，终身负责虽不一定终身追责，但依然不能免除其道义、声誉、良心方面终身的责任。
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为贯彻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明确审判组织权限，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建立健全符合司法规律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增强法官审理案件的亲历性，确保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根据有关法律和人民法院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目标原则
1.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责任制，必须以严格的审判责任制为核心，以科学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为前提，以明晰的审判组织权限和审判人员职责为基础，以有效的审判管理和监督制度为保障，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
2.推进审判责任制改革，人民法院应当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
（3）遵循司法权运行规律，体现审判权的判断权和裁决权属性，突出法官办案主体地位；
（4）以审判权为核心，以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为保障；
（5）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监督有序、制约有效；
（6）主观过错与客观行为相结合，责任与保障相结合。
3.法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受法律保护。法官有权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
二、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一）独任制与合议庭运行机制
4.基层、中级人民法院可以组建由一名法官与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其他必要的辅助人员组成的审判团队，依法独任审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案件。
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受理案件的类别，通过随机产生的方式，组建由法官或者法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适用普通程序和依法由合议庭审理的简易程序的案件。案件数量较多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组建相对固定的审判团队，实行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职能定位和审级情况，为法官合理配置一定数量的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其他审判辅助人员。
5.在加强审判专业化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按照审判领域类别，随机确定案件的承办法官。因特殊情况需要对随机分案结果进行调整的，应当将调整理由及结果在法院工作平台上公示。
6.独任法官审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书，由独任法官直接签署。合议庭审理案件形成的裁判文书，由承办法官、合议庭其他成员、审判长依次签署；审判长作为承办法官的，由审判长最后签署。审判组织的法官依次签署完毕后，裁判文书即可印发。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以外，院长、副院长、庭长对其未直接参加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进行审核签发。
合议庭评议和表决规则，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职责的若干规定》。
7.进入法官员额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庭长、副庭长应当办理案件。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每年办案数量应当参照全院法官人均办案数量，根据其承担的审判管理监督事务和行政事务工作量合理确定。庭长每年办案数量参照本庭法官人均办案数量确定。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可以直接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按照审判权与行政管理权相分离的原则，试点法院可以探索实行人事、经费、政务等行政事务集中管理制度，必要时可以指定一名副院长专门协助院长管理行政事务。
8.人民法院可以分别建立由民事、刑事、行政等审判领域法官组成的专业法官会议，为合议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合议庭认为所审理的案件因重大、疑难、复杂而存在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可以将法律适用问题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讨论。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意见供合议庭复议时参考，采纳与否由合议庭决定，讨论记录应当入卷备查。
建立审判业务法律研讨机制，通过类案参考、案例评析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
（二）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
9.明确审判委员会统一本院裁判标准的职能，依法合理确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审判委员会只讨论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以及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
10.合议庭认为案件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应当提出并列明需要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法律适用问题，并归纳不同的意见和理由。
合议庭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条件和程序，适用人民法院组织法、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
11.案件需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应当事先审阅合议庭提请讨论的材料，了解合议庭对法律适用问题的不同意见和理由，根据需要调阅庭审音频视频或者查阅案卷。
审判委员会委员讨论案件时应当充分发表意见，按照法官等级由低到高确定表决顺序，主持人最后表决。审判委员会评议实行全程留痕，录音、录像，作出会议记录。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应当执行。所有参加讨论和表决的委员应当在审判委员会会议记录上签名。
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履职考评和内部公示机制。建立审判委员会决议事项的督办、回复和公示制度。
（三）审判管理和监督
12.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和评价机制。审判管理和审判监督机构应当定期分析审判质量运行态势，通过常规抽查、重点评查、专项评查等方式对案件质量进行专业评价。
13.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成立法官考评委员会，建立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和业绩档案。业绩档案应当以法官个人日常履职情况、办案数量、审判质量、司法技能、廉洁自律、外部评价等为主要内容。法官业绩评价应当作为法官任职、评先评优和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
14.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托信息技术，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建立健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广泛接受社会监督。探索建立法院以外的第三方评价机制，强化对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的法律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三、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
（一）独任庭和合议庭司法人员职责
15.法官独任审理案件时，应当履行以下审判职责：
（1）主持或者指导法官助理做好庭前会议、庭前调解、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及其他审判辅助工作；
（2）主持案件开庭、调解，依法作出裁判，制作裁判文书或者指导法官助理起草裁判文书，并直接签发裁判文书；
（3）依法决定案件审理中的程序性事项；
（4）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16.合议庭审理案件时，承办法官应当履行以下审判职责：
（1）主持或者指导法官助理做好庭前会议、庭前调解、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及其他审判辅助工作；
（2）就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及保全、司法鉴定、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等提请合议庭评议；
（3）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全面审核，提出审查意见；
（4）拟定庭审提纲，制作阅卷笔录；
（5）自己担任审判长时，主持、指挥庭审活动；不担任审判长时，协助审判长开展庭审活动；
（6）参与案件评议，并先行提出处理意见；
（7）根据合议庭评议意见制作裁判文书或者指导法官助理起草裁判文书；
（8）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17.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合议庭其他法官应当认真履行审判职责，共同参与阅卷、庭审、评议等审判活动，独立发表意见，复核并在裁判文书上签名。
18.合议庭审理案件时，审判长除承担由合议庭成员共同承担的审判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以下审判职责：
（1）确定案件审理方案、庭审提纲、协调合议庭成员庭审分工以及指导做好其他必要的庭审准备工作；
（2）主持、指挥庭审活动；
（3）主持合议庭评议；
（4）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将合议庭处理意见分歧较大的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或者按程序建议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5）依法行使其他审判权力。
审判长自己承办案件时，应当同时履行承办法官的职责。
19.法官助理在法官的指导下履行以下职责：
（1）审查诉讼材料，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证据交换；
（2）协助法官组织庭前调解，草拟调解文书；
（3）受法官委托或者协助法官依法办理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措施等；
（4）受法官指派，办理委托鉴定、评估等工作；
（5）根据法官的要求，准备与案件审理相关的参考资料，研究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
（6）在法官的指导下草拟裁判文书；
（7）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审判辅助性工作。
20.书记员在法官的指导下，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以下职责：
（1）负责庭前准备的事务性工作；
（2）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
（3）负责案件审理中的记录工作；
（4）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
（5）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二）院长庭长管理监督职责
21.院长除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关审判职责外，还应当从宏观上指导法院各项审判工作，组织研究相关重大问题和制定相关管理制度，综合负责审判管理工作，主持审判委员会讨论审判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依法主持法官考评委员会对法官进行评鉴，以及履行其他必要的审判管理和监督职责。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受院长委托，可以依照前款规定履行部分审判管理和监督职责。
22.庭长除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相关审判职责外，还应当从宏观上指导本庭审判工作，研究制定各合议庭和审判团队之间、内部成员之间的职责分工，负责随机分案后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分案的事宜，定期对本庭审判质量情况进行监督，以及履行其他必要的审判管理和监督职责。
23.院长、副院长、庭长的审判管理和监督活动应当严格控制在职责和权限的范围内，并在工作平台上公开进行。院长、副院长、庭长除参加审判委员会、专业法官会议外不得对其没有参加审理的案件发表倾向性意见。
24.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案件，院长、副院长、庭长有权要求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果：
（1）涉及群体性纠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
（2）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
（3）与本院或者上级法院的类案判决可能发生冲突的；
（4）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
院长、副院长、庭长对上述案件的审理过程或者评议结果有异议的，不得直接改变合议庭的意见，但可以决定将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院长、副院长、庭长针对上述案件监督建议的时间、内容、处理结果等应当在案卷和办公平台上全程留痕。
四、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
（一）审判责任范围
25.法官应当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承担责任，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法官在审判工作中，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法官有违反职业道德准则和纪律规定，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请客送礼、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等违纪违法行为，依照法律及有关纪律规定另行处理。
26.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违法审判责任：
（1）审理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2）违反规定私自办案或者制造虚假案件的；
（3）涂改、隐匿、伪造、偷换和故意损毁证据材料的，或者因重大过失丢失、损毁证据材料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4）向合议庭、审判委员会汇报案情时隐瞒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和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的，或者因重大过失遗漏主要证据、重要情节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5）制作诉讼文书时，故意违背合议庭评议结果、审判委员会决定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文书主文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6）违反法律规定，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对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裁定减刑、假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7）其他故意违背法定程序、证据规则和法律明确规定违法审判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结果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27.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等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怠于行使或者不当行使审判监督权和审判管理权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有关规定应当承担监督管理责任。追究其监督管理责任的，依照干部管理有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28.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后被改判的，不得作为错案进行责任追究：
（1）对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具体条文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
（2）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断存在争议或者疑问，根据证据规则能够予以合理说明的；
（3）当事人放弃或者部分放弃权利主张的；
（4）因当事人过错或者客观原因致使案件事实认定发生变化的；
（5）因出现新证据而改变裁判的；
（6）法律修订或者政策调整的；
（7）裁判所依据的其他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8）其他依法履行审判职责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
（二）审判责任承担
29.独任制审理的案件，由独任法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承担全部责任。
30.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共同承担责任。
进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时，根据合议庭成员是否存在违法审判行为、情节、合议庭成员发表意见的情况和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自责任。
31.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时，合议庭对其汇报的事实负责，审判委员会委员对其本人发表的意见及最终表决负责。
案件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构成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情形时，根据审判委员会委员是否故意曲解法律发表意见的情况，合理确定委员责任。审判委员会改变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由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合议庭不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维持合议庭意见导致裁判错误的，由合议庭和持多数意见的委员共同承担责任。
合议庭汇报案件时，故意隐瞒主要证据或者重要情节，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导致审判委员会作出错误决定的，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审判委员会委员根据具体情况承担部分责任或者不承担责任。
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导致审判委员会决定错误的，主持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32.审判辅助人员根据职责权限和分工承担与其职责相对应的责任。法官负有审核把关职责的，法官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33.法官受领导干部干预导致裁判错误的，且法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应当排除干预而没有排除的，承担违法审判责任。
（三）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程序
34.需要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一般由院长、审判监督部门或者审判管理部门提出初步意见，由院长委托审判监督部门审查或者提请审判委员会进行讨论，经审查初步认定有关人员具有本意见所列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情形的，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应当启动违法审判责任追究程序。
各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媒体和社会监督，依法受理对法官违法审判行为的举报、投诉，并认真进行调查核实。
35.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应当对法官是否存在违法审判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必要、合理的保护措施。在调查过程中，当事法官享有知情、辩解和举证的权利，监察部门应当对当事法官的意见、辩解和举证如实记录，并在调查报告中对是否采纳作出说明。
36.人民法院监察部门经调查后，认为应当追究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应当报请院长决定，并报送省（区、市）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议。
高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应当派员向法官惩戒委员会通报当事法官的违法审判事实及拟处理建议、依据，并就其违法审判行为和主观过错进行举证。当事法官有权进行陈述、举证、辩解、申请复议和申诉。
法官惩戒委员会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作出无责、免责或者给予惩戒处分的建议。
法官惩戒委员会工作章程和惩戒程序另行制定。
37.对应当追究违法审判责任的相关责任人，根据其应负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规定处理：
（1）应当给予停职、延期晋升、退出法官员额或者免职、责令辞职、辞退等处理的，由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依法办理；
（2）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由纪检监察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依法办理；
（3）涉嫌犯罪的，由纪检监察部门将违法线索移送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免除法官职务，必须按法定程序由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或者提请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
五、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
38.在案件审理的各个阶段，除非确有证据证明法官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严重违法审判行为外，法官依法履职的行为不得暂停或者终止。
39.法官依法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任何组织和个人违法干预司法活动、过问和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应当依照规定予以记录、通报和追究责任。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分别按照《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及其实施办法处理。
40.法官因依法履职遭受不实举报、诬告陷害，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或者经法官惩戒委员会等组织认定不应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的，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新闻宣传部门应当在适当范围以适当形式及时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维护法官良好声誉。
41.人民法院或者相关部门对法官作出错误处理的，应当赔礼道歉、恢复职务和名誉、消除影响，对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42.法官因接受调查暂缓等级晋升的，后经有关部门认定不构成违法审判责任，或者法官惩戒委员会作出无责或者免责建议的，其等级晋升时间从暂缓之日起连续计算。
43.依法及时惩治当庭损毁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法律文书和法庭设施等妨碍诉讼活动或者严重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依法保护法官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依法及时惩治在法庭内外恐吓、威胁、侮辱、跟踪、骚扰、伤害法官及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
侵犯法官人格尊严，或者泄露依法不能公开的法官及其亲属隐私，干扰法官依法履职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44.加大对妨碍法官依法行使审判权、诬告陷害法官、藐视法庭权威、严重扰乱审判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研究完善配套制度，推动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
六、附则
45.本意见所称法官是指经法官遴选委员会遴选后进入法官员额的法官。
46.本意见关于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适用于人民法院的法官、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副院长和院长。执行员、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警察等审判辅助人员的责任认定和追究参照执行。
技术调查官等其他审判辅助人员的职责另行规定。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地区法院人民陪审案件中的审判责任根据《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另行规定。
47.本意见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48.本意见适用于中央确定的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