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中美贸易战长远来看是好事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谈中美贸易战与经济转型攻坚战对2019年汽车行业的影响。
编者按
G20阿根廷峰会后，中美贸易战暂告一段落。2018年12月3日，上海，中国汽车零部件高端俱乐部——铃轩思享会特邀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针对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为参加铃轩会的业内零部件领军企业家代表，解读中央政府关键政策，共同探索应对严峻挑战。
针对汽车行业2018年遇到的困难局面，特别是第四季度汽车销量断崖式下跌，零部件企业家代表与姚景源进行坦诚交流。第四季度车市断崖式下跌，直接造成中国汽车市场28年来首次全年销量负增长。数据显示，9月汽车销量下跌10.6%，10月下跌20%左右，11月份下跌25%左右。如果汽车销量跌势持续到2019年第一季度，一定会对汽车行业及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
姚景源在出任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前，曾担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他从政履历丰富，思考问题能高屋建瓴，但又非常接地气，重视调查研究不脱离社会经济的实际，语言生动幽默，谈问题一针见血。
他在此次铃轩思享会报告中认为，我们不应该以一时一事的得失，来看待遇到的问题。中美贸易战长远来看是好事，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同时，也要兼顾需求端，要双侧发力，拉动内需，适度释放需求是有必要。
他在回答零部件企业家提问时认为，汽车的意义很大，汽车行业关联150个行业。钢材、电子行业、玻璃、橡胶、纺织等等。作为支柱产业的汽车行业要保持平稳发展，不能有太大的波动，需要政府支持，减少政府在微观层面的干预，比如说自由购买商品是个人的权利，不应该限号。国家要通过切实举措，增加居民收入来提升汽车消费。
确实，汽车行业是其他行业的风向标。汽车行业这种表现，中国经济的其他任何行业，可能从来都没有经历过。有铃轩思享会成员对于2019年忧心忡忡，内部已经作最坏预案，参考美国同行2008年金融危机后两年下滑40%来准备；亦有企业家表示，行业销量达到10%的下跌，可能就要考虑节约人力成本了。
同时，有铃轩思享会成员建议降低企业增值税和个人税率降边际税率。鉴于目前企业开增值税发票很难，很多税不能抵扣，他们建议可以学习韩国，简化扣抵增值税的手续和要求。
对此，姚景源表示，中国最稀缺的就是企业家，边际税率过高，不利于激励企业家。中国的问题不是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太高，而是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太低，要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收入。而人才收入高有利于体现价值，激发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充分调动起来加油干。
他觉得在减税方面， 2019年国家一定会有所作为，包括五险一金。这几年，普通老百姓去理发的地方成本上升，从5元涨到20元，是因为增值税无法抵扣。理发店一把推子要好几年才要换，大桶的洗发水也不给抵扣增值税，这些因素都导致理发价格上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效果要考虑，一切要实事求是解决问题。
不过，姚景源最后表示：“我相信进化论，将来比现在好，下一代比这一代强。我建议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在事业上充满激情，就一定能成功。不要为一时一事所左右，都是个美好的过程。”
以下是姚景源在铃轩思享会上的报告节录，《汽车商业评论》记者朱均、王昭懿根据录音整理。
最近中央电视台采访我，要我用老百姓的语言说说改革开放40年。40年前为吃饱饭发愁，现在有相当多的人为减肥发愁；40年前为拥有一辆自行车自豪，现在相当多的人有了自己的轿车，为堵车发愁。
总结40年经济发展经验，根本的就两点，一是从1978年开始，把以政治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解决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机制不断演化，现在改革开放40年后再出发，通过改革开放，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认同刘鹤副总理的看法，不以一时一事来看。分析看待中国经济的表现，如果从一时一事看，可能会感觉有一些困难，但是一旦把它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往前看，发展前景十分光明。
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是没人能想得到的。1978年解散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谁能想得到？谁能想到汽车工业，有这么大的发展？在当时，都没有预测到，现在依然是这样。现在虽然中国经济遇到些困难，但也不要过度担心。
讲中国经济，我还是按总书记要求，问题导向，成就我就不多讲了。目前中国经济的客观情况就是，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企业经营困难有所加大。而分析中国经济，要把握两个“战”，即外部的中美贸易战，以及内部升级转型的攻坚战。
先讲外部的中美贸易战。
目前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有5660亿美元，按我们的算法对中国的逆差是2700亿美元，按美国算法是3700亿美元，中间相差的1000亿差是在香港转口贸易。确实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是最大的。
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的结构和发展阶段不同，而不是有意为之。小平当年讲过，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六个字：人口多，底子薄。过去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且特别吃苦耐劳。中国的改革就是最开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释放大量农业劳动力。然后及时对外开放，招商引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把劳动力与资本结合。
中国具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但这恰恰是美国的劣势。之前高的时候，美国平均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20多倍，现在差不多是10多倍，这也就决定美国不适合干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到美国，美国遍地中国制造。
20多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儿子正读中学，特别崇拜美国篮球明星，要我带个美国篮球回来。我去商场看篮球，拿起来写着一行小字中国制造，换了个商场，还是中国制造。我和商场售货员说，请拿一个美国制造的篮球，售货员说，对不起，真没有。我没有办法，思来想去要信守承诺，就只有让售货员把篮球气打足。我把这个打满气的篮球带上飞机带回国交给孩子，告之球是中国造的，但气是美国打的，得以交差。
贸易是双方共赢，经济学的说法是贸易双方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中国在贸易中得到两条：一是就业，二是发展。美国得到的好处，是进口的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拉低美国CPI1-1.5%（牛津大学统计），使美国人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是，我们要买的美国不卖，这是形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最根本原因。中国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美国不卖。我们把顺差获得的美元相当数量又购买了美国国债，支持美国的发展。
中美双方刚刚在G20会议就中美贸易刚刚达成阶段性协议，双方确定不再激化贸易战。中美双方要做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缩减贸易逆差，中国从美国进口大豆和石油天然气。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大动作。我刚才讲要加大进口，从美国采购，来缩小逆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进一步开放市场。
研究市场开放，可以说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开始了，我个人也参与其中，包括自贸区究竟怎样干，负面清单如何列。中国开放市场，不光是对美国，也对其他国家开放。比如说自贸区，最开始在上海搞一个，后来增加到十个，再后来又加上海南。其实开放市场，外国最看重的不是制造业，不是汽车，而是服务业。中国服务业比重低，一是因为垄断，比如电信、金融、保险、医疗等，没有放开，还一个是因为人才缺乏，服务业最主要是要有人才。
贸易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好事，可以来助力中国的开放。上海最初搞自贸区，当时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列出负面清单，把我们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但是因为刚开始摸索，负面清单刚拿出来的时候，限制不比正面清单少。
我到过德国汉堡考察，汉堡的负面清单制度非常简单，就四样事情不可以干。比如说第一条，不许制造和销售武器；第二条不许印刷钞票；第三条不许经营毒品；第四条限制一些特定药品的经营。只有这四样需要政府批准，剩下的不用政府批准。而且当时自贸区只在上海搞，全国其他省不要搞，希望上海搞出来后可复制。但后来发现，在开放问题上只有上海自贸区还是不够，要多搞，要不断地去碰撞去发展。
可以说中美贸易战之前，开放的大局已经定好了。在这个大格局上，研究怎么进一步开放。包括这次上海进博会，其最终的目的，都是扩大开放。所以我觉得，不是接下来这90天，关键是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的一系列开放政策措施如何加快出台，抓住发展的机遇，这是关于第一个战，中美贸易战。
中国很多事情，好日子的时候，变革的动力不强，反而是真正遇到一些困难和难题，才会有真正的进步。如果没有文革的十年浩劫，可能也不会有小平同志1978年的改革开放。没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也不会有后来一系列的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对市场的认识。回过头来看，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外部的一些不确定性和撞击，都应该看成是好事。
再就是攻坚战，中国经济要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9.5%，名列世界前茅。但下一阶段，过去的高速度增长不可持续，也做不到。过去的高速度发展，靠的是三个大量投入：第一是大量资本投入；第二是大量资源投入；第三是大量人力投入。
大量的资本投入，要刺激需求，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发行货币，老百姓的说法就是发票子。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广义货币M2是15万亿元；2017年是167万亿元，过去十几年增长十多倍，这个倍数也是世界第一。但显然，这么多的票子会带来经济风险。
按经济学的原理，这么多的票子，利率是要下行的。但恰恰相反，我们的利率是上行的。原因是虽然发行了这么多的货币，但很多流动性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相互创造产品，过一道坎加一道价，所以资本泡沫越滚越大。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实体经济还是贷款难、贷款贵。李克强总理每次开会都讲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让金融之水流向实体经济。但就是这水很难流得过去。
所以，党中央国务院现在明确的讲，我们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为什么把中国经济的着力点从过去的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根本上就是因为这个风险的存在。李克强总理最近也是反复强调，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水漫灌，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量释放货币来追求增长速度。
第二呢，过去我们更多依靠的是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处都在找矿挖矿，我们走的是一条高能耗高物耗的路子。中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且我们的高能耗高物耗，伴随的就是高污染。总书记在中央经济会议上讲了一段话，就是我们坚决不能再干要钱不要命的事，不能牺牲资源破坏环境来追求速度。
第三呢，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力。劳动力在过去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但现在人口红利消失。我讲三个数字，大家就能把握我国的人口状况。80后，就是1980年到1989年的新生婴儿2.28亿；我们是1983年搞独生子女政策，然后到了90后（1990年到1999年），新生婴儿降到1.74亿；00后，只生了1.26亿。
30年后，我们孩子的数量减少了一个亿，这不是小事。经济学上对劳动力界定的年龄，是16岁到60岁。中国的劳动力，2017年比2016年减少378万。体现在经济上，就是我们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
我们现在企业难，难就难在各项成本都在上涨，融资成本上涨，原材料成本上涨，环境保护成本上涨，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上涨。我刚才讲，过去走遍世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都是中国制造，但是现在我们到国外买这类产品，越来越多是越南制造，柬埔寨制造，甚至是孟加拉制造。
这些年，我到柬埔寨、菲律宾，清楚地看到这些国家都在学中国，学招商引资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出口，用低价格打天下。这些国家和我们现在比，劳动力方面有比较优势。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资，是中国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
我2017年去广西调研，调研榨糖的甘蔗。雇人砍一天的甘蔗，如果是中国人要200元，雇不起了，因为一吨甘蔗才卖440元。后来我到了甘蔗田里，当地的朋友说，不少砍甘蔗的都是越境过来干活的越南人，砍一天只有70元。
我到了中缅边境瑞丽一带，饭店里洗碗端盘的都是缅甸人，工资1200元，但这在缅甸算高工资。我到柬埔寨看，柬埔寨工人工资平均100美元/月。
我到江西赣州考察，有家造鞋的5000人大厂，已经搬到埃塞俄比亚去了。埃塞俄比亚工人工资300元，而在江西赣州，一个月3000元人民币，还请不到人，还不包括五险一金。
所以，为什么说要转型升级，过去低成本的道路到此为止，不可留恋？挺不过去啦！所以再不能通过大量的资本、资源、劳动力投入来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速度问题，也不是数量问题。十九大报告确认我们的发展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沿海五省一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上海，这五省一市经济总量，占全国接近一半，其他26个省市自治区加一起也才一半多一点。我们一方面有世界上最多数量的中等收入群体，几亿人摆脱贫困走向小康和富裕，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00万贫困人口。
还是问题导向为主，我这里就不讲我们工业取得的成就。我们工业大而不强，缺少核心技术。比如我国钢产量全球第一，2017年钢产量8亿吨，占世界钢产量52%。可是作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圆珠笔芯的钢珠我们自己生产不了，主要要从瑞士进口；我国港口吞吐量世界第一，但高负荷吨位起重机的钢丝绳，都要进口；我们铝的产量世界第一，但飞机制造上面的用铝，相当数量要靠进口；机床产量世界第一，占全球38%。但高档的数控机床，95%大部分要进口。
中美贸易战，美国就一个芯片不卖，就几乎置中兴于死地。显然，我们缺少核心技术。工业这么一种大而不强的状态，很难承担走向新时代的责任。
当然，目前最大的差距，还是第三产业服务业。2017年服务业占GDP比重51.6%，应当说过了一半，是一个成就。但拿到世界上去比，差距还是明显。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有两个70%的概念，一个是第三产业占经济比重70%，而我们刚过50%；另一个是现代服务业占70%。我们提第三产业，更多的还是吃饭喝酒餐饮业。
2017年第三产业服务业统计上来之后，我真没想到，有个行业排到最前面去了。这个行业学名叫“足疗”，按照增长速度，排第一。我当时就想，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从哈尔滨到海南岛，全国人民都洗脚啊？不过我也不反对，“足疗”一能吸纳就业，二能满足需求，三能创造商业繁荣。我们要把传统服务业继续搞好，但最重要的是发展好现代服务业。当年温总理就说，思来想去，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第一位的就是金融保险。这也是为什么金融保险开放，要列出时间表，要摆到开放的最前沿去。大家可能很快会看到，我们在金融保险行业的开发力度，会前所未有。
五六年前，我在南京大学演讲，问大家在中国干什么挣钱？都明白就干银行挣钱呗。政府把银行最低贷款利率管住，回过手来又把银行最高存款利率管住。这两头一管住，存贷差在3%左右，而我们的银行85%的利润来自于存贷差，显然银行躺着就赚钱啊。
我讲过，要这么干下去，我们的银行就成高速公路了，就是两头有收费站了，你只要这么一过，它就收钱。要这么干下去，中国就没有银行家了，高速公路还有收费家吗？这种垄断机制不好，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打破垄断。
文化产业也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还有，目前中国人最多的地方不是百货商场，而是医院。医院里排队的人最多，这显然是供给不足。
讲讲出境旅游，2017年中国出境游1.3亿人次，人均消费1万到1.5万元，这么多人和钱都到境外。中国消费者拯救世界，中国人出国三句话，多少钱？我全要？还有没有？而且现在发展到都不用我们说外语。
2019年关注经济发展，要关注三驾马车，发挥消费基础作用，发挥出口拉动作用，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投资是关键，把基础设施搞起来，给地方政府更多的决策权，比如说修地铁，不要等到路面堵死再来修，这样修的时候，交通更加恶化，老百姓更加不满意。投资里面，据估算有30%会转化为消费，成为工人工资、奖金和各种费用，也就必然形成了收入的增加。
我认为2018年去杠杆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就，效果较好，2019年应该在增加国民收入，在需求上下大气力。虽然中国经济不追求高速度，但不保持一定的速度也不行。对2019年的经济，要保持一个基本平稳的状态，再来研究稳中有进，研究绿色发展，当务之急是“稳”，稳是基础。
在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提出2018年下半年经济政策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其中稳就业居于六稳之首。没有其他任何行业可以比得上汽车对整个就业链条的贡献。汽车产业就业链条是最长的，向上可以是企业家科学家院士，向下延伸到擦车洗车的。擦车洗车做不动了，还可以搬个板凳看车，没有一个行业可以吸纳这么多的就业人员，汽车相关的从业人员数量巨大。
我也在思索，2019年怎样把汽车行业稳住。中国进入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一直出于消费结构升级中，就是从衣食向住行升级。这决定了两个产业红红火火，一个是汽车，一个是房地产。
所以，可以说，过去20年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产业是龙头产业。房地产情况大家都清楚，如果汽车产业再出大问题，目前找不出一个产业来替代。
楼市，股市，车市，老百姓不骂的就是车市。1978年中国汽车的产量仅有14.9万辆，2017年达到2900万辆，而且汽车的性价比不断提升。当然，现在汽车工业也到了一个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阶段。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展，汽车与房地产是两大支柱。美国汽车业发展了百余年，至今都还是支柱产业，我们汽车发展了20年，不能就让汽车行业灭火了，这是个责任，不能是个问题，是个问题，不符合客观规律。
汽车问题有个争论，就是从保有量上看，中国140辆/千人，与国际标准差距还是相当大（美国800辆/千人，日本600辆/千人）。我曾建议，上海北京不应该摇号限购，政府不应该干预商品和货币的交换。
我参加过一次会议，大家争起来，有人说摇号公平，我说摇号怎么公平了，摇号再公平也是农业文明。说一个不公平的事，凭什么娶媳妇有好的有差的，那你经过摇号呗，不就公平了吗？但这样做显然也有问题。
最近我们又算了一笔账，中国人按家庭来讲，有40%的家庭有私人轿车，有60%的家庭没有轿车，我建议对60%没有轿车的家庭买车给放开。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太多，刺激性政策容易把未来的消费刺激到现在，最好有个符合汽车行业长远发展的政策。人为的干预，违背经济规律，使汽车生产厂家不好办。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有利于企业做出判断。另外，主要还是要研究如何增加大家的收入。
同时，也不要把汽车妖魔化，比如抱怨车太多路太堵，这本身就是计划生育思维，有问题。经济落后了，怨老百姓生孩子生多了；路堵了，你抱怨汽车太多了。你得修路啊！你得研究交通管理啊！
我刚从香港回来，香港700万人口，香港人均道路面积与车均道路面积，都比大陆低很多。但香港不堵车，车速还很快，靠的一是道路设计，二是管理。当交通警察是一个很高智力的工作，涉及到运筹学、概率学。我们现在的大数据互联网背景下，完全可以更好地研究交通管理。
哪个大学设了交通管理专业？北大清华交大等综合性知名大学都没有，只有公安大学有。但公安大学是教抓坏蛋的，就没有把交通管理当作是一门科学去研究。
几年前来上海，第一财经和恒生银行请我和郎咸平来讲课。当时郎教授先讲，讲完后记者先让我评价下郎教授讲演的内容，我说一个人的演讲，一定要有一种责任，不能结束后门一开，所有人都悲观到跳黄浦江自杀去了。
我相信进化论，将来比现在好，下一代比这一代强。我建议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在事业上充满激情，就一定能成功。不要为一时一事所左右，都是个美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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