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我们要具备穿透个体困境去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想象力
编者按
国家危难，舍我其谁。在抗击新冠疫情大战中，中国汽车业的诸多企业表现出了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担当，积极捐钱捐物出力，紧急赶制负压救护车，有的企业甚至直接转产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紧缺的防护物资。
我们也注意到，大众汽车集团、宝马汽车集团、捷豹路虎汽车甚至包括爱驰汽车的海外合作伙伴都通过积极发言发声的做法为中国的抗疫大战加油鼓劲。这些对于危难中的人们都是弥足珍贵的力量。
汽车商业评论对于车企的善举，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积极关注报道，我们认为乐于承担特别是危难时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是一个健康社会重要的指标。
疫情当前，如同医生救人是他们的工作，汽车商业评论用自己的笔完成的工作也是抗疫的一部分。
汽车商业评论一直以来积极推动汽车企业如何能够更好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因此7年前就发起创办了中国汽车企业社会责任奖——益轩奖。这一次一些车企的行动将为2020年的益轩奖增添丰富而有营养的案例。
但是，企业如何做好企业社会责任，或者具体说，中国汽车企业如何做好企业社会责任，仍然是一道难题。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周健是益轩奖评审团成员，他所领导的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在这方面一直积极探索，给出了有价值的案例。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启动了“守护者后盾行动”公益资助项目，为所有参加2020年抗击“新型肺炎”工作人员在救援中致病、致残甚至不幸殉职，提供无偿的人道援助。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是该项目的第一位公益捐赠支持对象（参见《我和李文亮的168小时》）。
这种捐赠令人印象深刻，让我们想起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乡村一校一梦想”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改善乡村学校的环境。另一个“点亮乡村，光明万家”项目致力于改善乡村居住环境。
周健认为，专业的公益人需要具备穿透个体困境去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想象力。我们认为，其实不光公益人，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努力具备这种想象力。
以下内容是他在2019年12月30日第七届益轩奖盛典上的演讲，或许从中我们能够得到更多从事公益或者企业社会责任的启发。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感恩基金会这几年项目的发展，这中间其实和整个汽车行业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差不多从2009年开始，我一直参与到公益活动的整体策划当中，这中间的很多经验我们用来组织乡村教师，组织贫困村落的村民。
第二个，特别要感谢沃尔沃，他们给到我们基金会第一笔企业捐赠300万元，支持我们的第一个项目，社区活动儿童中心。
第三个，感谢博世中国。
可能大家都会注意到，在2012年以前每到开学季的时候，中国就会发生大量的校车事故，农村大量校车翻车，造车大量儿童死亡。这个时候，很多公益组织说给学校捐更好校车，这些孩子生命会得到安全保障。但是，感恩基金会并不这么认为，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校车频繁翻车和大规模的农村撤点并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研究院一直密集和持续地参与研讨，来呼吁停止撤点并校。我们的活动最终促成了48号文件，《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基本上停止了撤点并校，这也就是为什么2012年以后基本上我们就很少听到农村校车翻车的事故了。
这个事情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经验是什么？无论我们是在做企业社会责任还是在做公益还是在做扶贫，很多时候很容易看到的是某一个体的困境，我们很多时候的思考也会从解决这些个体的困境出发。但事实上，好的公益项目应该具备从个体的困境穿透到复杂社会问题的想象力。好的项目应该是基于复杂的社会问题来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基于个体的一个表面的困境。
就像这两天我们看到的是民航总医院杨文医生被杀的事件，一开始所有人都在讲我们应该怎么对医生好，医生怎么不容易，这个暴徒是怎么可恨。但事实上，我认为这不是医生好和帮助坏人的问题，这两个个体悲剧，杨文家庭被破坏了，同样孙文斌家庭也被破坏了，后面是整个中国医疗制度的问题，是深层的社会矛盾。
我觉得好的项目一定是基于个体困境去穿透复杂的社会问题。基于这样的想法，2012年农村停止撤点并校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乡村学校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马上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这些学校怎么存在下去？这些学校里的孩子怎么办？
从国家层面，国家推动了学校改造计划，基本上是给乡村学校修房子、教师宿舍，有很多和乡村学校生活有关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2015年5月我和杨东平、俞敏洪等在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的项目叫“一校一梦想”，这是博世中国支持我们的那个项目。
“一校一梦想”在2015年上线的时候，第一个学校就是邢台市南陈村小学，当时只有105名学生。我们用了12天的时间就解决了他们16年没有水喝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今年（2019）南陈村小学发生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变化，当所有的乡村学校孩子都在减少的时候，南陈村小学从2015年103个学生变到今天365个孩子。
这样的逆生长来自于“一校一梦想”给南陈村提供的很好的条件，重新把学校-社会支持体系建立起来，操场、图书室、食堂等通通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同样这个学校2016年就成了邢台市的远程教育示范学校。
他们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变化？这个变化背后还有什么东西？这是我今天给各位分享的主要话题。
“一校一梦想”，由乡村学校来主导梦想。我记得网上有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孩子要吃方便面，志愿者讲方便面不好，为什么不吃绿色食品而要吃方便面呢？那个妈妈说平时没有钱买方便面，孩子今天过生日，想吃一年的方便面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并不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一校一梦想”第一个原则是：由乡村学校来主导它的梦想。
每一个梦想都由学校自己提出来的，而不是我们给他规定的，这个中间核心的东西是我们相信乡村学校的选择，我们相信穷人的选择，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只有他才能明白他最需要什么，我们相信人的选择。同样，我们相信他有喜欢的选择才有力量把它做得更好，这是“一校一梦想”的核心理念。
过去“一校一梦想”支持500多个学校中间，能看到所有学校的梦想都是不一样的。差不多在500多个学校里有300多个不同的梦想类型，这里面有喝水、有唱歌，还有一个是在四川大概离城区70多公里的山区学校，其中只有两个孩子去过动物园，他们的梦想是想去成都动物园。最后，我们满足他们的梦想，带着全校小朋友去了成都动物园。
所以，在过去的四年多时间里，差不多“一校一梦想”项目覆盖了全国25个省份，帮助学校完成了548个梦想，受益老师超过5711名，受益学生是66089名。中间差不多有近50个学校是来自于博世中国的支持，谢谢！
第二个“一校一梦想”的核心方法，就是激活中国传统社会的互助模式。
其实人类的互助关系像什么？就像水的波纹产生的同心圆一样，距离越远的时候，纹路越疏远。今天，当面临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时候，“一校一梦想”用的办法是如何把乡村学校重新用新的办法组织起来。在过去实现的500多个梦想中间我们发现，一个乡村学校，只要有一个人，在同乡、同族、同学三条线中间拉通一条线去组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梦想就已经完成了。
所以，在过去四年时间里，我们乡村教师动员25万人/次，捐款总额370万元，整个筹款区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34个省市和行政区。在欧洲、美国、加拿大也有他们找寻到的捐赠人。也就是说我们利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乡、同族最基本的社会结构资源，帮助乡村学校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重新建立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社会救助体系。这个是基于他们的社会关系产生的资助关系，它会比所有来自于外部的支持都更加持久。
第三，当同乡、同学找到了我们怎么办？通过移动互联网来链接社会资源。因为今天农村最缺的就是人，剩下的都是妇女、儿童、老人。如果我们要让乡村学校的老师到村里去找这样的人筹款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别说用手机捐款了。
怎么办？现在我们告诉你，在落后的村落他们都有微信群，我们就教你们怎么利用移动互联网，怎么来按照同乡、同族、同学的思路去找寻这样的资源。
但移动互联网对乡村学校来说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实现了记帐和收钱的零成本。“一校一梦想”过去一共在六家平台上筹款，上线1648天时间里，社会筹款总共是2303万元，捐款人次是4958万。这样的社会参与和动员能力，只有移动互联网才可能实现。因为这中间还有好多捐一毛、一分的，如果用传统办法记帐，基本上记帐成本都会比它的捐款更高。
第四，我们认为是说所有的贫困是来自于一群人的贫困，而一群人的贫困中间包含着怎么融入到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中间去，融入的过程包括它的治理结构的改善。所以我们讲，好的项目是重建乡村治理与社会信任。
刚才我在休息室的时候，李老师问我说，周老师，你觉得冬天这么冷，行业这么不好，你们筹钱怎么样？我说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钱而是社会信任的问题，同样中国今天缺的是好的公益项目而不是缺钱，重建乡村学校信任体系最大的问题是信任。你们经常会问，“我的钱你们给花到哪里去了？”
所以，“一校一梦想”充分地利用了移动互联网，也利用了线下资源。比如我们的乡村学校，我们要求它完成了每一个梦想以后，不仅仅要给我们在移动互联网的平台上做反馈，同时要求它在学校做反馈，把所有财务明细理出来。上面有感恩基金会的监督电话，当地人觉得这个有问题，还可以打电话来举报。
为什么在本地上做本地化社会监督？因为中国地方这么大，所有采购不能基于北京标准来判断，要完全基于地方标准来判断。在过去几年间，我们差不多这样的财务公示在乡村学做了532次，在移动互联网上推送2485次的项目进展，他们要请村里人到学校里去参观项目成果，我们现场开放，共开放356次。
照片上这个男的是甘肃武南小学的学生家长，学校冬天需要有火炉来取暖，这个家长捐了500块钱，学校之后请家长来到学校参观，家长看校门很破，他又捐钱把校门修了。而他仅仅是在祁连山里帮助中国移动搭建移动基站的小包工头，他开的是长城的小车，他开的车没有校门贵。这让我们看到的是当乡村的学校和村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可以真正改变。我们缺少的不是钱，最重要的是需要去重新建立一个信任的机制。
第五个，端到端的项目管理。
在公益项目中间融入社会治理和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所有的公益项目的核心最终都是人的发展。所以，我们并不是为了融入社会治理和文化而去融入。就像“一校一梦想”项目不是让乡村学校变得和城里学校一样，而是让乡村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才是真正的核心。
所以，为什么感恩基金会要做项目端到端的管理？所谓端到端是从筹款到捐款，从筹款到拨钱，到最后整个项目实施、结项、反馈，所有全过程都要进行监督。
在过去的几年间里，“一校一梦想”项目一共拍摄项目过程照片13568张，真正实现了每一个学校的每一份捐赠人报告，每一个项目过程都可以溯源，每一个项目都记住项目筹款日期，共筹款多少钱，项目实施时间，每一天怎么实施的。比如修学校操场，有拉水泥的车进来，不仅拍水泥还要拍车牌号，我们要做到整个项目在任何项目过程中都可以溯源。
过程溯源、财务溯源，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第一我们要自证清白，第二让所有参与的人在这个中间对现代公益有个最完美的感受。因为只有当所有的人对现代公益有完美感受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构建起来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项目中间来，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去推动社会变化中间来。
到2018年的时候，基于我们上面讲的五点，我们推出一个新的项目叫做“点亮乡村，光明万家”。为什么要选择路灯？其实就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它是农村的刚需，但它不在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内。人对光明的追求仅次于我们对生命的追求，为什么？因为有了光我们才能分辨事物，有了光才能认识更多的东西，有了光所有人才能免于恐惧。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就选择了太阳能路灯来做这个事情，来满足村民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为什么选择这个东西？国家光伏产业的发展让太阳能板转化率和价值发生变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让蓄电池的储能和续航能力增加，这两者结合起来之后造成的结果是，太阳能路灯生产成本和采购成本急剧下降。
在过去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为全国三个省份装了8690盏灯，覆盖面积超过620平方公里，受益村落55个，受益人群超过9万人，本地参与捐款人数超过6万人/次，筹款金额是120万元，全社会有760万人/次参与了捐款，社会总筹款差不多超过了1120万元。
这里我们看到，当“一校一梦想”用了五年输出的经验扩大到乡村的时候，它在以更快的速度成长。“点亮乡村，光明万家”做完陕西、湖北之后又有两个地区申请了这个项目。当我们用村民喜欢的方式把事情做到实处的时候，我们因此真正获得信任和支持。
我们的路灯价格是政府价格的三分之一，施工质量远远超过任何一次他们当地政府完成的太阳能路灯的工程质量。我们对每一盏太阳能路灯都做了编号，安装什么地方做了记录。
我们过去装了8690盏路灯，有8690张照片，有编号、经纬度、安装地点、资金来源，花的是谁的钱都写得清清楚楚，同样这样的信息在每一个路灯上面还有。这个路灯上面有编号，中间是捐赠人留言或者捐赠企业的祝福，每一盏灯都有这样的档案。现在这些信息都逐步传输到地图上，未来我们每一盏路灯，都可以在地图上查到。
这就是我们讲的，如何去让公益呈现一个完美的体验，让所有人去重建这个社会的信任。
在中国大概还有25万所这样的乡村学校，所以，2020年我们计划支持300所学校实现梦想，大概需要再投入900万元。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中国90%以上的农村寄宿制学校没有路灯，因为这些农村寄宿制学校大量是过去初中变成寄宿制学校，这些初中以前没有住宿生，所以从学校开始设计时就没有设计路灯。
再加上现在要蓝天不要温暖，很多农村学校都不让烧煤了，他们暖气费都付不起，很多孩子晚上在校园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他们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厕所。我问这些孩子晚上上厕所怕什么？他说最怕僵尸，他说他去四川看过僵尸电影。
所以，我们2020年有个计划是“点亮校园”，计划帮助200所农村寄宿制学校校园安装路灯，共计需要1500万元。在这里打个广告，希望在座有更多企业能够参与到我们项目中间来，给我们一些支持，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钱去做杠杆，真正地再去撬动乡村的变化，让更多贫困地区的人感受到现代公益，融入到现代社会当中来。
整体贫困更大的问题是他们缺乏一个思维和机制，这就是感恩基金会这么多年做的事儿，我们希望更多的组织加入进来，用公益这盏灯，用公益的梦想，为偏远地区的乡村和学校，打开融入现代社会的一扇窗，一道门，去永续乡村社会的美好力量。只有他们的力量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美好的乡村才会永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