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揭秘||高俊芳的疫苗江湖
在长生生物站在风口浪尖上时，其背后身家51亿的女老板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7月23日，距离长生生物狂犬疫苗“造假”事发刚满一周。临近晚间，长春新区公安分局公布，长春长生董事长高俊芳和公司4名高管，于当日下午三点被带至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之所以被带走，根据通报，“警方依据吉林省食药监局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对长春长生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迅速立案调查”，高俊芳等人被认定为“主要涉案人员”。
登上“王座”用了十五年，跌落只用了七天。
高俊芳有多少资产？又是怎么从普通职员到“疫苗女王”的？期间有哪些让人质疑的地方？为什么众多防疫部门官员纷纷转战疫苗商业最前线？
小编将通过沃德社会气象台(www.wordemotion.com)网络情报实时监测与智能分析大数据平台为您揭秘“疫苗女王”背后的故事。
2017年胡润百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亿资产排行820名。
而在整个吉林来说，高俊芳家族的资产也仅次于吉林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修涞贵（财富190亿）和永大集团董事长吕永祥（财富70亿）。
关于高俊芳成为“疫苗之王”的故事起源，要从长春生物制药研究所（以下简称：长生所）讲起。长生所在1934年建立，历经沧桑。
1992年8月，长春生物制药研究所与单位所在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于1988年）共同出资，成立了长春长生。
长春长生主营业务为人用疫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中国首批自主研发销售流感疫苗及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的疫苗企业。
长春长生成立前，高俊芳是长春研究所财务处处长，公司成立后，高俊芳出任长春长生副总经理，次年出任总经理，并兼任董事长。
1993年3月，经长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由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总公司独家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了长春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集团）公司（长春高新）。
长春高新组建后，核心资产之一就是长生生物，高俊芳出任长春高新总经理。1996年，长春高新上市，高俊芳又到上市公司认副董事长，还兼任长生生物董事长。
掌管长生生物后，高俊芳将所有资源都投入到了生物疫苗项目。她学的是财务和营销，不但自己掌管财政大权，还带着营销团队跑市场。
这为后来高俊芳私有化长春长生生物打下了基础。
2003年，原本医药业、房地产行业并举的长春高新计划“适时退出某些领域，收回资金，重新大力发展房地产业”。于是，长春高新准备将“长春长生生物”剥离出去，作价卖出。
“我报了３元的价格（5202万）”。未能购得股权，福尔生物的董事长贾宝山“失望且不解”，与他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云大科技。“我们报到了2.8元（4855.2万）”，据云大科技董秘、分管投资的副总经理邓志明介绍，云大科技是最早介入长生生物股权转让的，早在2003年６月份就已开始和长春高新正式接触。
然而，最终的购买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她竟然就是长春高新自己的董事长高俊芳。2003年12月，长春高新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拟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9.68％的股权，每股转让价格为2.4元。长生生物股权受让方之一是现任长春高新的副董事长、长生生物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高俊芳。
高俊芳将受让长生生物1734万股股权，占长生生物总股本的34.68%，转让金额为4161.6万元。
事实上，根据长春高新2001年和2002年年报显示，高俊芳年薪先后为5.98万元、8.4万元（含税）。那么，如此大的股权收购款从何而来？其次这种做法是否违反了国资委下发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
长生生物“姓高”后，高俊芳的更多的亲属进入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高俊芳的外孙孔令浩以1200多万元的总价受让长生生物的8.68%股权；高俊芳的外孙女杨曼丽以224万受让长生生物1.6%的股权。
截止到2009年8月，高俊芳自己手中持有长生生物25%股权，所控制的深圳豪言持股30%长生生物的股权，孔令浩持有长生生物8.68%的股权，杨曼丽持股1.6%。
2010年，深圳豪言将30%的股权分别无偿转让给25%给高俊芳儿子张洺豪、5%无偿转让给高俊芳本人。高俊芳的丈夫张友奎、女儿张敏收购的方式成为长生生物股东。2014年，高俊芳的另一个女儿张雯也成为长生生物股东。
7月23日午间，长生生物发布公告，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洺豪分三次补充质押股份，共计7336.24万股，本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达42.15%。
公告显示，张洺豪累计向兴业证券质押股份达16686.24万股，占其持股比例95.87%，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14%。
根据对长生生物、康泰生物、沃森生物、智飞生物等四家上市涉及疫苗的上市公司和前新三板公司山东实杰生物公布的董监高信息，等深线不完全统计发现这几家公司超过20人有在卫生防疫系统或者涉及疫苗的生物制品所，以及卫生系统相关的工作经历。
其中长生生物就有多位高管曾经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工作经历。
张友奎（高俊芳丈夫），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曾任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干事、副处长，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
蒋强华，长生生物副总经理，曾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任职。
鞠长军，副总经理，曾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任职，1998年任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狂犬室主任。从履历来看此人可能和高俊芳为多年好友。
马东光，独立董事，1990年10月至1996年6月，任卫生部药品监督办公室主管技师；1996年6月至2011年12月，任国家药品认证管理中心药品GMP认证主管技师。既然企业有15年资历的GMP认证主管技师，为何还会知法犯法，是为了产品质量还是打通某些关系？
不仅如此，包括智飞生物、康泰生物的高管则曾经有多位战斗在防疫系统战线。
其中，智飞生物董事长蒋仁生在广西地方防疫站工作之后，一路向上。曾经担任广西自治区卫生防疫站计划免疫科、生物制品科副科长、科长。
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曾经一度在长生生物工作之外，亦曾经在地方防疫站工作。
高薪无疑也是吸引众多防疫官员和生物制品专家转战企业的重要因素，这也反应出我国医疗系统体系的利益分配制度可能存在某些问题。企业和科研共生推动了疫苗研究领域的创新和发展，但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问题，当企业利益和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该以哪种利益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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