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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窑洞里出生的，也是在窑洞里长大的。
家乡的窑洞，坐落在晋陕蒙交界处的晋西北河曲县土沟乡黑豆窊村，是黄土高原上最常见的那种：靠山挖开地基，用条石垒砌成拱形，挖走中间的土牛，抹上泥，刷上灰，盘上炕，安上门窗，窑顶上再盖上厚厚的土层，能住几十年。
打记事起，我生活中的大多数场景，几乎都和窑洞有关。
冬日的一个早晨，太阳从窑洞外面斜照过来，每格窗棂上的糊窗纸都是半明半暗。这时，就会有许多麻雀站在窗棂上晒太阳，黑色的影子从窑洞里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我很小，独自在家照看我的二姐悄悄地站到窗台上，瞅准时机，两只手猛然伸出去，几乎能同时抓住两只麻雀。有时候，长我3岁的三姐，还有邻家的姐姐，在炕上扯起床单的四角，让我躺在上面荡秋千。很快就上学了。大姐在窑洞里操作刚学会的缝纫机，把各种颜色的布头剪成小方块，给我缝制了漂亮的书包。我的整个小学阶段，父亲、哥哥都在外地工作，姐姐在异乡读书，只有周末、假期才回来。多数时候，窑洞里只有我和母亲。白日里，放学后的我四处跑逛不着家，袄裤没个囫囵的时候，踢倒山的牛鼻子鞋也常常大张着嘴。天色很暗的时候，远远听到窑洞前母亲喊我的声音，我才和小伙伴们告别，回家吃饭。夜深了，在热乎乎的炕头上一觉醒来，我常常看到母亲仍然在如豆的煤油灯下，搓麻绳、纳鞋底、做针线。等到放寒假的时候，全家人都回来了，窑洞里就变得非常热闹。晚上睡觉，人多炕小，母亲就会说：“看看吧，你们五个刚生下来的时候，还没枕头长。现在一个炕上也放不下了，得打蹬脚睡。”我往往在睡觉前屈指数算着过年还有几天。因为过年的时候，父亲会在门窗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在院子里垒起旺火，姐姐会在窗户上贴上漂亮的剪纸窗花，母亲会把我的旧衣服洗了翻做成新的，哥哥会带鞭炮回来……枕着甜蜜的期盼，我睡得特别香。我家孩子多、念书的多、劳力少，印象中日子一直过得不宽裕。父亲和母亲一年到头辛勤劳动，到年底和生产队结算时，我家除去预支的，几乎没什么分红。父亲倒是很乐观：“明年再好好挣。”父亲早年从太原师范毕业，一直在老家教书，中途退职回家当农民、村干部，之后又当上民办教师，工资低，养活一大家人不容易。但日子再难，父亲让子女受教育的决心坚定不移：“只要你们好好念书，我砸锅卖铁也要供！”家里尽管缺吃少穿，但从来没缺过书——空窑里有一个黑油漆木扣箱，里面满是书；还有好几箱哥哥姐姐的课本、课外书。从三年级开始，我与书为伴，享受着阅读的乐趣。因为父亲是老师，我们家可以多买一些煤油，也多了一盏更大更亮的“洋灯”——带玻璃灯罩、用齿轮拨动宽捻子的那种。放寒假的时候，吃过晚饭，父亲就把逢年过节吃饭用的方桌搬到炕上，给“洋灯”添满油，我们几个还在上学的，就围坐在四周做作业、抄笔记、看书看报，窑洞四壁被夸张的大头影挤得满满当当。高原的冬夜很长，一道道习题、一个个故事、一篇篇文章……像村前的河水哗哗流过脑海，像春日的微风充溢在心田。不会的题我可以向姐姐请教，读不懂的文章能和哥哥交流。当时是住读，每两周回一次家。不论盛夏严冬，只要到了星期六，一吃过午饭，我就兴冲冲地往家赶。20里山路，好像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快到家的时候，总能远远地看到伫立在村头的母亲，以及母亲身后那结实的窑洞，心头就涌上一股暖流。一进家，父亲会兴致勃勃地打听学校的长长短短，翻看我的作业本、成绩单；母亲会从锅里端出早已炖好的一大碗烩菜和米饭。第二天午饭过后，我又要赶回学校了，母亲把准备好的豆腐烩菜、油糕，还有炒豆子、瓜籽、红腌菜等，装了满满一挎包。行走在起起伏伏的山梁上，我脚步踏实。我知道，窑洞里的父母亲和哥哥姐姐，会一直给我鼓励和支持，对我寄予厚望。1988年，我从山西省五寨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工作，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家里和父母在窑洞里住上一阵子。后来因为到太原、北京求学，与老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母亲有次曾对我说：“就在五寨工作吧，离咱村近，早点成个家，我们也就放心了。”老家有老家的舒适和安逸，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1997年夏，我瞒着父母亲，只身来到雪域高原，成家、立业。那些年，我每次休假都回老家看看，也多次带妻女回到村里。这个时候，窑洞里再次充满欢声笑语，往往也是父母亲特别开心的日子。可惜这样的日子并不多。父母渐渐老去，直到2010年，他们搬离窑洞，进城跟上了哥哥。老人并不想走。父亲反复表示：“就是舍不下这3间窑！”是啊，这可是他亲手打造的基业。在这里，他和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5个兄弟姊妹养育大，该有多少难忘的记忆啊。对老家的窑洞，我们兄弟姊妹也有很多的留恋。但我们这代人，注定要经历从农村到城市、从窑洞到楼房的跨越。承载着我们太多儿时欢乐、童年梦想和人生情感的窑洞，只能永远留在记忆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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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薛文献 | 主播：董千齐
来源：《品读》2022年第3期
责编：张初 田文（实习生） | 校对：黄琛茜（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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