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高仿书反收律师函，这些“正版”书为何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极强

“我摊上事了，我收到律师函了！”

“但我不是一个人。”

4月15日，知名育儿博主周洲在网上发布了一条短视频，揭露了图书市场，特别是育儿类图书市场“高仿书”乱象，没过几天，她收到了一封律师函，称其涉嫌诋毁、诽谤及不正当竞争，严重影响了正版图书的销售，并对这些图书的作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4月28日，周洲再次发声，一方面质疑这些由她随机抽取的“高仿书”作者，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集结并出现在同一份律师函中的？另一方面，她直指这些高产的“原创作家”，同一人竟然可以同时涉及企业管理、育儿、中医、健身、口才、心理学、脑科学、营销学，甚至更多领域。 

无独有偶，同样在4月，主持人王芳也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批判了“高仿书”现象。称自己两年前呕心沥血所写的《给孩子的50堂情商课》被成都地图出版社跟风仿制。

一时间，“高仿书”再次掀起了舆论风波，跟风出版这一话题也再次引发了出版人的批判。

从“低仿”到“高仿”，跟风难禁

出版行业大概自问世起，类似的“蹭热点”现象就层出不穷，在读者眼里，书架上的畅销书大多都有“同款”。从业10年以上的出版人谈到这一话题，言语中多多少少都会流露出些许无奈和疲惫。

北京天略图书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天略”）正是这次“高仿书”风波里最大的苦主之一。周洲视频中所列的第一本育儿书《正面管教》就来自北京天略，据其创始人甄煜伟介绍，他们于2004年就开始关注优质的亲子家教和育儿书市场，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考察沟通，2009年出版了《正面管教》的简体中文版第一版，取得了销量和口碑的双赢，至今该书销量已逾400万册。

《正面管教》简体中文版第一版（2009年）

很多“高仿书”甚至连作者都没有，只有“编者”

但近六七年，北京天略策划引进出版的亲子家教图书被大量跟风模仿，尤以《正面管教》为甚。甄煜伟透露，单从淘宝和天猫的销量来看，《正面管教》的“高仿书”销量应该在数十万册左右。

盛产畅销书的中信出版社无疑也是“高仿者”们的“挚爱”。早在2012年，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人类简史》上市不久就被快速仿制，卷入一场“高仿之争”，事件中的“高仿”版销量可观，严重挤占原版书市场，也曾一度成为书业内外的焦点话题。可多年来中信出版社所经历的“磨难”远远不止于此。周洲视频当中提到被“高仿”的育儿书中，也包括了中信出版社畅销百万的《养育女孩》《养育男孩》。或许是因为以商业、社科、财经等领域的图书出版见长，中信出版社打造的畅销品常常会有“姊妹篇”上市，甚至来自多家出版机构。

左图为正版，右图为跟风版

蒲公英童书馆创始人、总编辑颜小鹂回溯自己数十年从业经历认为，伴随着整个出版业的发展，跟风出版现象从“低仿”到“高仿”，一直存在。“90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最初几年里，出版业变化剧烈，图书市场低端同质化现象严重，市场对品质的需求并不高，看图识字之类的品种泛滥，其中甚至很多图片都来自图库，”颜小鹂回忆，到2016年前后，随着读者需求、眼光的变化，跟风者也不满足于低端复制和照抄照搬，窃取创意、故事讲述形式等成为一种新的“高仿手段”，“比如《神奇校车》系列中的车，可以改换为其他车或图书馆等载体，但故事讲述方式和逻辑都是一样的。更不用说我们引进的《地图》，连设计、装帧、开本、色调、讲述方式都被模仿，还出了一系列。”

“撺”出的是“心血”？还是文化毒瘤？

不同于多年来人人喊打的盗版书，“高仿书”在理论上是可以自称为“正版”的，它们出自正规出版机构，经过正规出版流程，进入了正规发行渠道，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但这些跟风、仿制的“正版书”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对出版业而言，都伤害性极大，侮辱性极强。

曾有“高仿书”编者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只是书名相似，自己做的事情皆在法律范畴之内，“我的书也是心血之作。”对此，受访的出版人无不嗤之以鼻，“‘心血之作’就是个笑话！”“不从心理上给自己一个合理解释，知行不合一的他们会很难受吧？”前媒体人周丹如是说。

颜小鹂十分无奈地指出，在书店或电商平台，“高仿书”和原版书常常被捆绑销售，加之本就相似的封面设计和相同的书名，会给读者以误导——两本书是同一作者所著的系列产品。这不仅直接挤占了原版书的销售市场，更会给原版书的出版机构带来不良影响。“我们的《地图》仅在中国的出版工作就历时2年以上，抠内容，改细节，地图送审……但据我所知仿版大概8个月就问世了，连书里的地图都并未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核，连书里层出不穷的问题，都是直到被举报，才会对内容做调整。”

“高仿书”长期挤占原版图书的市场份额，侵蚀了出版社的销售收入，影响出版机构的口碑声誉，甚至会打击编辑的积极性形成不良的示范效应，严重破坏了出版业的生态环境。

而“高仿书”危害的也绝不仅仅是出版人的利益。甄煜伟直指“高仿书”本质就是恶意跟风的产品，“‘高仿’两个字大概是从服饰行业所谓的高仿货借用过来的。但是，假名牌的服饰也是具备一定基本使用价值的，而假冒图书与正品图书的使用价值完全不同。” 作为合法出版物，为避免被原版出版机构追究侵权责任，“高仿书”必须更改图书内容；但为了跟风“蹭热点”，又不得不降低甚至无视对内容品质的要求。很多“高仿书”甚至连作者都没有，只有“编者”。

天地出版社副社长陈德也表示，从对读者的文化传播和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来看，盗版是侵权的行为，盗版书没有版权，印刷品质低劣，但其内容仍然原著的内容；“高仿书”是临时抱佛脚东拼西凑出的，生活、家庭教育、心理、励志、少儿、文教等专业门槛相对较低的分类成为重灾区，而这些图书阅读门槛同样较低，容易走进普通读者的日常。但其粗制滥造，跟原版书所传递的知识或价值观大相径庭，危害不亚于盗版，甚至超越了盗版。

“把李鬼当李逵”，如此“高仿”如何敢称又如何配称“心血”，无疑是文化毒瘤。

原创不是“通行证”  合法不是“护身符”

每一个出版人初谈“高仿书”以及抄袭、跟风等行为都十分愤慨，一口气可以列举“高仿书”的百宗罪。但被问及对肃清这种劣行的建议时，却也都不约而同地无奈甚至苦笑出来：“违法的盗版行为都还没有肃清，‘高仿书’的问题怎么可能解决”？

 “目前看不到什么有效的办法。呼吁这些假冒书的出版方或者提供书号的出版社要对读者负责，估计也是个笑话。” 对这一现象的无可奈何让甄煜伟颇感无力。他们只能更多地告诉读者在选购时，注意正版作者，注意出版社，注意书的封底上印有“天略图书”的LOGO。

蒲公英童书馆曾经带着被模仿的《地图》一书到相关部门投诉维权，但因为“高仿书”在字体、花纹等处均有细小的区别，即便相似也不能定性，更别提窃取创意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行为。“甚至在判定是否侵权时人家还会说，你是国外引进，我们是本土原创。特别是真正进入到原创领域，即使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人们看到这本书画风和故事都是中国的，似乎就接纳了它。原创成为一张可以通吃的‘王牌’。”颜小鹂笑称。

当前我国的文化行业正在大力倡导原创，而这些“高仿书”就是钻了这个空子，企图利用原创图书尚在起步阶段的特点，为自己赢得“同情分”。在颜小鹂看来，这些并不算是真正的原创，真正好的原创图书，原创的不应该仅仅是内容而应该是创意，比如故事讲述方式等。

除此之外，真正的创意却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当前我国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很好地保护图书版式、封面设计创意等方面。书名可以受到法律保护，前提是进行了商标注册，但绝大部书名是不可能进行商标注册的。

面对“高仿书”现象背后许多无力改变的现实，也有出版人表示“大可不必过于焦虑”，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改变现状。目前，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素质水平参差不齐，而“高仿书”大多出现在一些没有品牌创造和经营能力的地方小社，且绝大一部分来自民营书企的策划。我们可以期待，读者文化水平的提升会使辨识能力提高，出版机构价值导向的进步也会逐渐带动从业人员素养的提升。

既然现行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框架无法改变，“高仿书”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又回到了出版人的自我修养。“我们做自己觉得是对的事情，开发创意而不是填充内容，努力提升整体创造力，包括作者、插画师和编辑等。哪怕现在我们是少数人。”颜小鹂说。

一方面，要做有情怀有价值的出版。“真正有学术含量、有IP属性，或是有自己明显品牌效应的书，仿制成本是很高的，即便被仿制其社会和经济效应也很难被赶超，如学术出版、原创小说、少儿动漫等”，陈德表示。

另一方面，出版业和相关媒体也应共同致力于提升读者的阅读品味和鉴别能力。周丹指出，目前文化产品大量触达所谓的下沉市场，二三线城市或村镇的读者相对而言更容易买到“高仿书”且不自知，出版机构、媒体、阅读推广人等社会力量有责任通过宣传手段等帮助读者筛选和“排雷”。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仍希望借此呼吁政策层面的支持，呼吁国家版权法、著作权法可以随着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细化对图书内容侵权的判定标准，加强对图书各要素的版权保护。

法律是底线，但社会却不能只守着临界值运行，出版人也不能只想着躲“红线”。期待社会发展、自我约束的共同作用，还书业一片清明的蓝天，给读者以纯粹的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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