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艺出版社：放下历史包袱，关注更年轻的力量 | 文学出版「攀登新高峰」系列
近日，中国作协率“作家天团”和“文学出版天团”齐聚“文学之乡”益阳，共同见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发布。两项计划的发布如石子入水，在文学界和出版界激起阵阵水花，漾起层层涟漪，并不断向更广阔的范围扩散。
为此，《出版人》杂志策划推出“文学出版攀登新高峰”封面报道，采访了作品入选首批计划的作家和加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的10家出版机构，在这个原创作品迸发、市场渠道激变的新时代，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中国文学出版界的成绩与面临的客观问题，从激励创作和涵养生态两个维度着手，为文学出版的发展之路建言献策。
系列报道将于本周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上海出版业，素以“传统与新锐交织”的特质闻名于业内。而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中国南方的文学出版重镇，更是将这一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上海文艺出版社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新文艺出版社，如今已过第七秩。它是新中国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专业出版社。郭沫若、叶以群、吴朗西、巴金等分别主持的十家私营出版社先后并入，开风气之先，令上海文艺出版社走向鼎盛。某种程度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发展，亦是当代中国文学史发展的侧影。
然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后人们并没有倚仗其丰厚的历史资源坐享其成，而是勇于丢掉历史包袱，积极推进改革，以不断适应新时代的文学出版发展趋势；同时，主动挖掘文学新人，培养年轻编辑团队，为文学创作者的薪火相传接续力量。
成果显而易见。如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均呈现年轻化的特点，80后、90后早已成为中坚力量，常有新锐的“黑马”作品突出重围，让文学界惊喜交集。
7月31日下午，在益阳举办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联席会上，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的一席话令人记忆尤深。评价彼时东方甄选的爆火对于文学出版的意义时，他说：“东方甄选卖出了60万册《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发了60万张‘文学传单’给那些未来可能会成为文学读者的人。”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
李伟长，20世纪80年代生人，不仅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还是作家、青年评论家、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审委员会成员，著有《年轻时遇见一些作家》《珀金斯的帽子》《人世间多是辜负》《未被摧毁的生活》等作品。
多重身份的光环叠加，让李伟长拥有了比常人更多样的视角，在接受采访时，他文辞优美、襟怀坦白、铿锵有力、一针见血，分享了上海文艺出版社近年在培养文学新人、铸就出版品牌、转变营销思路等方面的经验、困惑和思考。
《出版人》：您大概什么时候知道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李伟长 ：我很早就知道这个计划，因为中国作协的工作人员一直和我们保持着非常密切且细致的联系。但是客观地讲，我是到了现场才知道这个计划原来这么隆重，顶层设计如此完整。并且从实际的角度来讲，这个计划非常有用，操作性强。
这个计划最打动我的地方有两点，一个是它的“系统性”。这个计划着眼整个文学生态、出版生态，这个生态包含很多环节，比如创作、出版、营销、发行、版贸等等，各个环节相对分散，通过中国作协这样一个能够盘活所有文学环节的机构，把各个分散的环节连接成了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大工程。
第二个是对于出版人来讲，有了更强有力的“抓手”。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做的很多出版选题，和这种更大视野的文学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不再是孤勇者。这个计划团结了在文学出版一线的战友们，让我们能够在同一个战壕里浴血奋战，同时，我们有了一个很强大的中枢神经系统，有了更优质的文学资源，这是只有中国作协能做到的。这个计划号召的是真正有号召力的人，是需要各方共同来成就的一个文学伟业。
《出版人》：在“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一批入选作品中，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两个作品入选，分别是马伯庸的《大医》和田耳的《纵浪》，目前这两部作品的出版进度如何？
李伟长 ：马伯庸这部作品的进展非常顺利，目前已经上市，田耳的《纵浪》目前还在创作过程中。实际上，田耳还有一部作品已经交稿了，也是一部长篇小说，叫《秘要》，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过，书写的是网络拍卖行业以及“黑书”界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但是因为数量限制，这部作品很遗憾没有上报至“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中。
马伯庸新作《大医》现已出版
《出版人》：上海文艺出版社一直都十分重视文学新人的培养，近几年更是培养了一批80后、90后作家，如林棹、王占黑、周于旸等。但是，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培养文学新人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您怎么看待这个现实问题？
李伟长 ：上海文艺出版社是一家有着70年历史的出版社，可以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完整的历史。莫言、余华、格非等一系列名作家的早期作品，都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因此，关注更年轻的力量，不是现阶段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特点，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长期以来的基因之一，这是其一。
其二，上海文艺出版社坚信一句话：“社会效益好的作品，它的市场效益一定不会差。”在这个过程中，考验的是出版社对文学的判断眼光是不是具有未来性。比如王占黑，她的第一部作品《空响炮》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那时候王占黑还是个籍籍无名的年轻90后写作者，对于出版社来说，有很多理由不出版这部作品。但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觉得这个作者很有特点，她能够把写作这件事情从个体经验跳脱出来，关注到更广博的身边事件，这是年轻写作者非常难得的特质。能够处理好个体经验，对于有天赋的、受过训练的作家来讲，是容易达到的。但是如果一个写作者能处理好身外的经验，就足够让我们相信，这个写作者的未来会朝着更辽阔的、更广博的世界中去，这是一个理想的写作者的状态。
90后新锐作家王占黑作品《空响炮》
其三，在签约一个新人作家前，我还会与文艺评论界做充分地咨询和沟通。上海文艺出版社与文艺评论界的关系一向非常密切，这些评论家不是吹鼓手，而是我们的辨认者。当我认可了一个新人作家的作品后，会将作品拿给这些评论家们二次确认。而当一部作品获得二次确定后，我就会对它的内容具有极大的自信，后面的事情就不太需要操心了，这部作品一定会朝着对的方向前进。
当然，大家看到的是目前我们判断对的，实际上我们也有很多没判断准的，这就是编辑工作的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依然会延续重视青年作家的传统，同时会做出更谨慎、更科学的判断。
至于你说到的风险，比如版权问题，我们现在会很淡定地看待这件事，如果一个出版者纠结这个问题，那一定证明他手里的牌不够多，他对自己的眼光不够自信。
同时，正常的市场需要正常的流动，如果我们足够优秀，这个流动的速度可能会缓慢一些，但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潭死水。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都捆绑在一家出版社。当然，这里也有机制的问题，比如我们缺乏“文学经纪人”这样一个角色，出版社要直接面对很多作家，作家也要直接面对若干出版社，所以关于版权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出版社能做的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从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出版人》：当下，大家普遍感受到文学新人和新人作品越来越难以崭露头角，在这方面，上海文艺出版社有没有好的经验和做法？
李伟长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感到兴奋的原因之一。我了解一个作家的成长规律，从他出现到他被发现，这个过程至关重要。问题在于，新人作家应该被谁看见？仅仅被出版机构和读者看见也许是不够的，他需要被一个更大的体系、更专业的系统所看见。这个专业的系统包括文学机构、大学机构、评论界、媒体界等等。被一个系统看见后，还要能够被系统认定，被系统宣传。只有这样，才能说一个年轻作家成长起来了。
事实上，一个出版机构很难完整地决定一个年轻作家的写作生命和他未来的道路，出版机构只能影响他一部作品的发展。当一个作家靠着一部作品火了起来，如果没有后续系统的支撑，则很难长时间地活跃在读者眼前。除非这个作家有足够强的创作力，能不断地对系统造成冲击。
所以青年作家的成长速度非常慢，并且非常艰难。但是，仍然不断有新人作家涌现，因为这个体系不是一个壁垒高筑的城堡，它是开放的。当一个作家足够优秀，他被出版社推出来，被刊物推出来，被评论家注意到，那么这个体系就会形成一种包容的气场，吸纳这个青年作家，助益其成长。
《出版人》：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文学和社科类出版社开始组建旗下工作室平台，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早在2018年就推出了“eons艺文志”，平台化是大势所趋吗？
李伟长 ：新时代对文学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出版人也一样，所以像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样的老牌出版社在接续已有的传统和基因的同时，我们也会不停地探索。工作室制度就是我们探索的方向之一。工作室其实就是以名编辑为核心力量，运用自己的核心资源，打造自己的品牌，这个品牌一定是和这个编辑紧紧捆在一起的。在这方面，上海文艺出版社非常注重名编辑的培养。
目前我们已经尝试做了很多工作室，人文社科图书方面，有eons艺文志工作室，由肖海鸥负责，刚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不完美的一生：T.S.艾略特传》就是她编辑的。
我们还有当代文学出版中心，负责人是张诗扬，今年出版了林棹的《潮汐图》、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周嘉宁的《浪的景观》，其中《潮汐图》已经第五次印刷了。
此外还有原创文学出版中心，负责人是年轻的90后编辑江晔，他们近年出版了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陈福民《北纬四十度》，入选“攀登计划”的马伯庸的《大医》和田耳的《纵浪》就是这个团队在做。其中《千里江山图》目前销售态势良好，已经加印了五六次，影视版权也在洽谈中。《北纬四十度》入选了“2021年度中国好书”，且加印七次，发行四万多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
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每一步革新都以人为基础。实际上，出版社是一个轻资产单位，它最重要的资产就是编辑。只有有了好编辑，才可能会有好选题、好图书。
孙甘露新作《千里江山图》
《出版人》：很开心听到《千里江山图》有影视化改编的可能，可以看到，近年制作精良的热播剧基本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同时，“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也将目光投向了文学的影视版权输出转化。您如何看待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文学作品IP转化的前景？
李伟长 ：这也是为什么我欣喜于“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原因之一，它特别有想象力、有操作性、有平台意识，它把文学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考虑到了，包括影视机构。
说白了，影视机构是贩卖内容的人，而出版机构是内容的生产者，所以生产者和贩卖者天然应该紧密团结在一起。在任何时候，文学都是“题材之母”，是影视的原材料。
我们欣慰地看到，影视机构对于内容质量的渴求度越来越高，这应该感谢中国的电视观众。中国电视观众近几年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审美水平越来越高，眼光越来越毒辣，同时，观众也拥有了更多表达意见的渠道，比如弹幕、豆瓣评分等等。那些被所谓的大资本运作出来的影视作品，基本都是低口碑，这届观众真的不好忽悠。
这也照射出一个比较尴尬的现实，影视圈的内容储备到了迫切需要更新换代的时候，一定要有更加强悍的、品质过硬的原材料，激发制片人、导演、编剧在原材料的基础上加工出更加优质的影视作品。
所以，与其说影视为文学带来了春天般的环境，不如说影视圈对优质内容的渴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热切。资本既具有猛兽般的狼性，也有敏感细微的嗅觉。当资本一旦看到优质且合适的内容，就会张开臂膀，迅速地扑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出版只需要把自己的“魔袋”打开，就会被影视资本注意到。
因此，我极其看好作协提出的“迁徙计划”，出版界有大量优质的小说、非虚构作品能够成为影视的内容储备，一旦这些原材料进入专业影视机构的视野中，我想一定能够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出版人》：您曾说：“东方甄选卖出了60万册《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发了60万张‘文学传单’给那些未来可能会成为文学读者的人。”这句话非常生动，令我记忆尤深。能否展开讲讲，您如何看待新渠道营销、发行之于文学作品的意义？
李伟长 ：那句话是我内心的第一感觉。目前，文学也好，出版也好，包括媒体也好，都碰到了一个很尴尬的现实，那就是我们吸引新读者的能力在下降，而新的读者，才是未来最具生命力的群体。
所以我为什么用了文学传单”这个词，东方甄选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唤起了那些平时可能没时间、没机会接触优质文学作品的人的注意。当董宇辉用他的“董氏语言”表达他对文学作品的感受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拉近他的粉丝和文学之间的距离，也意味着有可能发展出新的文学读者，“传单”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新的文学读者数量涨势缓慢的前提下，60万份文学传单，是一个足够令人惊喜的数字。我作为出版编辑，一点儿都不嫉妒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是真的非常赞赏，因为当文学的新读者增加之后，那将是整个出版行业的幸福。
那天联席会上，我还说了一句话，“要打开别人家的羊圈，把我们的羊放进去”，比如抖音、B站、小红书。一来是让我们的羊睁眼看看圈外的世界，二是可能会形成合作共赢。其实在抖音平台，一直有很多人卖书、买书，但有一些是盗版书，还有一些是低质的书。而通过东方甄选这样的平台，把真正优质的作品推到了读者面前，这才是真正的“破圈”。
为什么总说要“破圈”？因为我们自己这个圈太小了，并且是越来越小，怎么让圈变大？只有打破它。所以我对所有新的生态，都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我甚至想，“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未来是不是也可以和阅读推广人、图书主播联合起来？这不是一个更美妙的事吗？
《出版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目前在营销方面的布局是怎样的？
李伟长 ：这说到我的痛处了。其实我们很早就“醒”了过来，很早就有了要做新媒体营销的意识。但是传统出版社的历史包袱、观念包袱比较重，这不是一时能改变的问题。
所以目前，大部分出版社都在“追”，今天追建一个b站账号，明天追建一个小红书账号，后天追建一个抖音账号，同时还要追着达人进行合作，包括我们自己目前也处于这个状态，而这个“追”的状态就意味着话语权特别薄弱。
目前我们能做的是什么？首先真的是观念的转变，其次，我们要和新媒体上的博主、up主、大v们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内容合作。因此，我们营销同事积累了一批合作紧密的博主，新书出版后会跟这些推广者进行深入的交流，就图书内容找到一个打动双方的内容点，提前介入博主的内容生产。我们用这个方法在小红书上已经生产了许多点赞过万的推文，非常有效，这个可能是我们目前所能做的真正意义上营销。
所谓的营销不是仅仅让别人知道这本书的书名和封面，而是要通过这些渠道、这些平台、这些声音，让作者的表达真正深入人心，让读者与这本书之间摩擦出真正的火花。所以营销考验的永远是团队对一本书真正的理解与判断。如果这个能力建立不起来，许多营销工作就会非常无效。
《出版人》：除此之外，目前出版社在营销方面还有哪些困局？
李伟长 ：还有比如机制的问题。目前，出版社的财务记账方式仍然寄托在一本书上，书的生产有成本，书的发行有回款，因此一旦有一个工种的工作离开书，就很难明确计算工作量和薪酬，因此也很难呈现出理想的工作效果。所以我们也在尝试把营销编辑、技术编辑的工作集中在一本书或者一群书上，让每个人的工作成果都能被看见。
我一直觉得营销编辑在传统出版社当中，属于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因为营销编辑的工作很难用数字来呈现，甚至很多作品的版权页上都未必署营销编辑的名字。
但是一个理想的出版社，一定要让每一个为一本书做过贡献的人都被看见，这既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权利。只有这样，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才会觉得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业其实一点都不现代。
《出版人》：上海文艺出版社未来将如何进一步响应“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对这个计划还有哪些期待？
李伟长 ：对于我们而言，第一，我终于知道我们那么多好选题应该往哪里投递了。第二，我们期望这个平台能够为文学出版工作者和其他合作伙伴建立一个相互通气、相互交流的机制。7月31日那天的联席会上，十几家文艺出版社相聚一堂，那也是我第一次与这么多同行相聚，在交流的过程中获益良多。第三，这个计划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明白了未来应该寻找哪些选题，应该布局哪些作者，同时我们还期望，这个计划能从作者资源的角度给予更多便利。
其实我们一直想做行业文学，比如高科技事业、航天事业等，深入研究并记录那些掌握国家命脉或跟国家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行业。但苦于原来没有专业的作者渠道，迟迟未推进，如果未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能在这方面有所助益，那将会迎来另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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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出版攀登新高峰”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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