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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两会∣黄书元委员:讲好中国故事,为民营书业鼓与呼

2016-03-10 张竞艳 出版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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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初,一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首相府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推介研讨会,使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留意到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阵地——海外华文书局。从此,海外华文书局的命运也成为了他心中的挂牵。

继2015年两会递交相关提案后,今年两会期间,黄书元委员再度为书业同仁发声,提出“对出版发行企业给予免税政策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依托新知华文书局建设国际电影电视放映中心,强化文化传播阵地建设”的提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他还提议“鼓励支持海外华商和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呼吁通过打造“传承中国文化的迪士尼乐园”——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来讲好中华历史文化故事。在会议间隙,黄书元委员接受了《出版人》记者的专访。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出版人》:为了提高其国际竞争力,您认为应当如何改进和完善我国的出版发行企业税收政策?

黄书元:我国目前对出版发行企业制定的税率相对还是合理的,但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实体书店在经营上确实遇到很多困难,需要靠卖文化用品来苦苦支撑,如果税负过重就更难支撑下去。因此,我建议从三个方面促进出版发行企业尽早与国际接轨:一、以立法形式确定更加优惠的与国际趋同的税率;二、延长税收优惠政策的执行期;三、同是卖书,不应有民营和国营待遇之分。应该尽可能给民营出版发行企业提供支持,逐步实现民营出版发行企业与国有出版发行企业享受同样的税收法律地位。

《出版人》:这两年您为何会特别关注华文书局在海外的生存与发展?

黄书元:去年,我应邀出席柬埔寨在首都金边首相府召开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推介研讨会。在新知金边华文书局的帮助下,我们捐赠的600册精装本英文版图书在会前被及时送到柬埔寨,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通过走访,我看到华文书局除了有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宣传当代中国的图书,还有一些语言学习类图书,满足了国外读者尤其是海外华侨家庭子女学习中文的需求。除了主营中国出版物,书局还经营中国结、对联等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用品。

然而,中华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3年多时间,新知集团在东南亚、南亚、非洲建设了9个华文书局,深受所在国人民和当地华人华侨的欢迎,但客观来说,由于语言不通、缺乏人脉、不熟悉当地政策等原因,加之物流、人工、清关费用均比国内高很多,华文书局在经营上也有很多困难,目前尚处于扭亏持平阶段。这样一个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应该得到相关部门的更多关注和支持。

在调研中,我还了解到,华文书局在楼上有一些闲置空间,经营者希望能办一个活动室,通过放映电影吸引读者。我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所以帮助他们呼吁,未来希望发挥华文书局的综合文化传播平台作用,让更多国家的人民群众通过观看中国电影电视,增加对和平发展的中国的了解。我建议国家有关部委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和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高度出发,出台支持依托新知华文书局设立国际电影电视放映中心的政策和文件,支持新知集团设立国际电影电视传媒公司和国际广告公司,配置相应的电影电视流动放映车辆和放映设备,给予适当的经费补贴,从国家文化传播阵地和中国电影电视国际营销渠道建设和拓展的高度,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建设步伐,到2020年形成覆盖五大洲主要国家的华文书局体系和电影电视放映体系。让企业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软实力建设、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文化传播力工程建设。


柬埔寨副首相兼内阁大臣索安(左)与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出版人》:中国出版未来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您有哪些建议?

黄书元:中国出版“走出去”非常必要,但我们也看到,闭门造车往往并不受欢迎。未来,我们应该通过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用本土化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得到当地主流人群的关注,更好地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走出去”不能急功近利,要有“传教精神”。为什么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充满中国元素的好莱坞电影,能风靡全球并在中国赚得盆满钵盈?如何在输出文化产品的同时,成功地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好莱坞的技巧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人民出版社2015年在“走出去”方面有哪些收获?

黄书元:2015年是人民出版社历年来图书输出数量最多的一年,也是输出语种比较多的一年。输出数量达到66种(外语类,不算繁体字),在全国单体出版社中居于领先水平。《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英文版在美国书展举行了首发式,这本书对于国外了解中国现状非常有帮助。屠呦呦被授予诺奖后,我们出版了《屠呦呦传》,目前已输出英、法、日、阿拉伯、韩和越南语等6个语种,此外还和香港三联书店和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出版繁体字版《屠呦呦传》,目前香港三联版已正式出版。包括《习仲勋画传》《谷牧画传》等图书在内的《改革开放元勋画传丛书》已推出英、日、韩和阿拉伯语4个语种,《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不仅被国内多家机构评为“2015年年度好书”,在海外也受到热烈追捧。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人民出版社与俄罗斯维切出版社在2015年共同出版了《共抗法西斯》中俄文版图书,这本书被两国领导人作为礼物互赠。此外,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也正在谋求设立海外分支机构。

《出版人》:您在今年两会上提到建设“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令人耳目一新,请具体介绍一下。

黄书元:去年,我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项目的论证。“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计划在江苏南京六合区选址建造,它以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为背景,通过古建复原、雕塑、动画和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将文字记载的历史转化为一部生动形象的中华文化通史,集中体现中国历朝历代的重要人物、重大历史事件。四大名著等中国经典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场景,也将作为设计元素融入其中。

目前,我国有以微缩景观闻名的世界公园,上海迪斯尼乐园也即将开园,却没有展现中华历史文化的主题公园。在“戏说”“穿越”泛滥的当下,我们经常看到唐代的人穿着清朝的衣服,宋代的建筑被说成是唐代的宫殿。与追求新奇、刺激的迪斯尼乐园相比,“中华历史文化大观园”真实还原中华历史文化,其意义重大,除了带给游客身临其境的体验,还能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少海外华侨、港澳台企业和内地民间人士在为这个项目积极筹集资金。对于有内容资源优势的出版机构而言,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可以在“讲好中华历史文化故事”上有所作为。

打造以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形象化教育旅游产业化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这是凝聚华人人心的战略举措。此项目可以促进所在地区的产业升级转型和就业率大幅度提高,希望国家相关部门在文化产业立项、项目用地规划指标上给予政策性倾斜,并在财政上提供贴息或补贴的优惠政策。

《出版人》:今年,“全民阅读”第三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也正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如何更好地开展全民阅读,您和新闻出版界的其他委员们有哪些建议?

黄书元:除了呼吁在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融合的时代大潮下,对传统媒体给予支持,全民阅读立法是新闻出版界小组今年热议的另一大话题。3月 11号,小组成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的工作人员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

中国有一句古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非功利的角度来理解,通过读书获得知识,能使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如今盛行的微信等碎片化阅读,不利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因此,倡导全民阅读、阅读经典非常必要。中国有很多法律,唯一没有读书法,希望在国家层面能尽快推动全民阅读立法,以保障读书人的基本权益。此外,建议出台中国人必读的基本书目,让每一个中国人通过阅读,具备基本的传统文化素养。

《出版人》:近日,全国政协委员白岩松提议新书在出版半年内不能贱卖,您是否赞成这一提议?

黄书元:网店对新书大打折扣,是电商开展不公平竞争,这确实影响了出版发行企业的健康发展。我赞成白岩松的提议。

《出版人》:今年,全国政协委员聂震宁提交了《关于加强网络版权保护,促进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提案》。听说,这一提案得到了包括您在内的很多委员的联名支持?

黄书元:当前,不少国人的版权保护意识确实还很薄弱,图书和网络版权保护都亟待加强。以人民出版社为例,我社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在出版后的10天内,仅在北京就出现了4个盗版版本,后来经过相关部门查处,盗版现象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去年,我社还查了一个盗版大案,在追查盗版商贩的过程中,上演了一场惊险的“追逐大片”。由于出版机构没有执法权,所以对盗版商贩的查处难度很大。未来要想激发文化产业从业者的创新意识,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良性发展,没有法律保护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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