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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当前规划界在社会公正价值观上的认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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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08

图片源自网络。

写作背景

本研究的源起十分偶然。2016年在沈阳召开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中举办了一个题为《城乡规划中的社会公正》的自由论坛。各位学者就社会热点问题(例如农民工子女权益、公共设施服务配套方法)进行了激烈地(甚至争锋相对地)讨论。论坛结束之后,我们几个在台下听完研讨的朋友和同学坐下来继续聊了聊感想。在看似零散的嘉宾发言中,我们隐约发现有一条系统性的脉络可以联系所有,即价值观。同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即便是学术界对“社会公正”(或者说“正义”)的理解也有迥异的价值出发点。然而,这种在价值观上认识分歧很有可能就是理解诸多规划困境或观念冲突的钥匙。于是,我们萌发了用问卷来探索其内涵的想法。基于论坛内容和事后讨论,问卷很快就形成了。在智能手机通信的帮助下,发布在各社交媒体上的电子问卷,在短短一周之内就收到近700人的回复,可见该话题热度。并且,问卷还在各种平台上激发了的热烈的讨论,很多人在问卷中、社交媒体上,甚至私下与我进行了交流。这些交流成为我们理解问卷答案的基础,并在论文中引用。此后,在进行了长时间的理论综述和文献研究之后,我们终于利用问卷数据完成了本文。作为探索性尝试,文中如有理解错误和偏差,还请多多谅解,并在此特别感谢参与调查和讨论的同仁。

 图 | 络问卷界面及讨论的部分内容摘抄(图片由问卷星生成)



文章精华

城乡规划作为公共政策,一直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也常满怀推进“社会公正”的理想。然而,基于对近期相关学术讨论和研究文献内容的思考,笔者认为当前规划界在社会公正价值观上是存在认识分歧的,并希望利用问卷调查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问卷设计中提出了6个问卷问题(如下表)。在通过面向规划管理者、学者、设计师和学生进行的网络问卷调查中,7天中共回收问卷658份。

 表 | 问卷问题设计及说明

Tab | Questions and explanations

注:部分问题的设计基于对“2016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自由论坛:城乡规划中的社会公正”所讨论内容的思考。

 表 | 全问卷样本结果统计

Tab | Statistics of all questionnaire results 

*:由于问卷平台后台审查,第六题在26日18时02分至27日12时00分期间被平台隐藏,导致139人未回答第六题。

由结果可见,即便假设“站在客观立场”下,问卷答案也并没有呈现高度一致,有关“社会公正”的价值立场并不存在“显而易见的共识”(受访者语)。并且,随着问题逐渐由抽象命题转向具体情景,受访者间的分歧在逐渐加大。在现实情境拷问下,受访者内心的理想价值观在不断受到挑战。最终,人群间的认识分歧可高达30%~40%。

基于此,研究尝试进一步判读受访者价值分歧。首先,公平和正义的主流价值趋向仍然存在,大约1/5的受访者对社会公正持有“最理想”或“原教旨”的判断,做出“政治正确”或“学术正确”的选择,值得欣慰。此后,受访者在区别“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上偏离了主流。并在面对具体现实情景时,开始持有不同观点。从统计数据看,主流价值趋向者和出现仅1题答案差异的受访者合计占58.1%,社会价值共识的主体还是隐约可见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有40%以上样本与主流认识存在两题以上的不同看法,价值观上的“分歧者”已不再是极少数。

文中进一步透视受访者问卷表达出的“公正性”深层含义,从对答案组合的理解引申出多种价值观类型,并结合线上线下个人交流,解释说明各种价值观的内涵。各种价值观的人次占比如下表。

 表 | 筛选后问卷答案组合的价值观判读

Tab | Identification of values in selected questionnaires

最后,研究通过将问卷答案、价值观判读与个人信息进行交叉表分析,考察价值观分歧与职业、性别和年龄变量之间相关性。首先,研究发现,管理者反而更加认同“公平优先”原则,学者反而更加看重“效率优先”原则。这与我们在西方研究文献中看到的价值趋向相反。规划师的各类价值观占比大部分折衷于学者和管理者之间。其次,性别变量对问卷结果的影响不显著,所谓“女性比男性更加具有悲悯情怀”(受访者语)的通俗论断在调查中仅体现在基础价值原则上。最后,年龄常被认为是立场改变的原因,青年组理解的“社会公正”是基于在同等机会条件下的公平竞争环境,希望“通过努力与贡献换取相应的回报与获得”(受访者语)。而成年组所关注的“社会公正”,是从维系社会平衡与稳定出发,提高城市的基本福利水平,构建持续良性的运行机制。从这一点看,年龄增长的确使得规划师的个人价值判断趋向从自由主义逐渐转向了保守主义。

虽然“社会公正”是与城乡规划紧密相关的课题,也是极具敏感性和争议性的热点话题(由仅一周就收回近700余份问卷可知),但相关学术讨论对我国规划实践的影响相当微弱。更紧迫的是,很多有关社会公正的公共话题在价值观层面上正在被扭曲。在精神世界经历了30年的冲击和嬗变之后,人们失去了原有传统和生活伦理,又不知道新的道德标准在哪里。个人只能在教育、知识、经历和认识的基础上摸索重塑公正标尺。而就是这些个体标准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价值分歧的产生,分歧也存在于规划从业群体之中。

“作为人类行为的首要美德,真理和正义都是不可妥协的(Rawls,1971)”。笔者认为社会公正价值观不应当再继续含糊下去。如果规划师、管理者和学者在价值出发点上尚缺乏共同立场,那么任何具体问题的讨论都将缺乏对话平台。因此,有必要将“社会公正”回归到概念本源去再认识和再解读,并且应当清晰地了解分歧所在,这是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撰稿:周恺。全文见《城市规划》2019年第5期P53-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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