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Access】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体系建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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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urbanization has gradually moved from a period of simplistic large-scale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to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a better environment, rich culture,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ization. In the meantim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some historic cities, towns, and blocks is not consistent with people’s general demand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territorial planning”, how to strengthen the urban management as well as planning and design efficiently and continuously, upgrade the cognition level on urban-rural spat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timize the coordination and adapt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 at multi-levels, will be the important directions of urban and rural renewal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tries to offer a new approach to enhance regional coordin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overall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Spatial System (NHCSS)”.
KEYWORDS：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Spatial System; urban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纵观5000多年的中国文明史，城市的生成、发展与演化始终是这条文明轨迹上的主脉。在中国社会、经济与城市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重新思考古代城市思想之于当今的意义与价值，把握古代城市思想、信仰、理论的演进模式与特点，是建构中国城市理论和城市体系的基础。今天，在全球社会经济格局加速转型、亚洲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需要强调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和文化生态的多模式历史格局。这种多样性和多模式的文明格局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发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当今亚洲城市化的浪潮无疑将进一步推进世界文明格局的巨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城市化的经验将为亚洲国家提供借鉴，从而为加速建构基于亚洲文明的城乡模式和规划理论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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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文化空间概念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新石器时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生活在中国版图上的人们持续不断地描绘出了一幅超长、动态、多样、壮丽的历史图卷。这幅镌刻在祖国大地上的长卷包含无数座曾经存在过的历史城镇与乡村。尽管它们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但仍留下了各种印记，与当今城乡体系共同构成了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文化空间系统。而对这种空间系统的认知，则是一个随中国城市化进程持续发展而不断完善的学习和进步过程。从当代中国城市化历史的角度看，建构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系统、形成全面、整体、与城市化发展高度融合的遗产保护大战略是新时代遗产保护发展的必然趋势。1949年，文物保护制度建立之时，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0%左右，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国家，当时的文物保护制度能够基本保证在城乡渐进发展中保存古代遗迹的需要。
198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20%，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名城保护制度应运而生。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从此形成名城制度、文物保护制度与世界遗产保护体系相互关联、共同发展的新阶段。30余年来，名城保护制度见证了在急速和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保护各类文化遗产的艰难历程。
2014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接近55%，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以质取胜的关键性拐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创新规划理念、强化文化传承与遗产保护、加快产业转型的战略目标。此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超大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系列的建立成为城市体系创新的重要方向。在名城和文物保护制度基础之上，2009年建立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进一步促进了城乡一体的大遗产保护，为新的城镇空间布局及规划理念创新提供了新范式。另外，从国际趋势看，遗产保护概念不断充实，形成多学科、多领域、多方向的发展态势。2005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4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出现，说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也开始介入到遗产保护领域。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文化线路宪章》及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历史城市景观的建议》则从更为宏观的尺度上理解人类遗产的构成方式，提出了融合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于一体的概念。
上述这些发展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国际社会遗产保护的主要关切实际上已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正在快速从常规的多种单一类型保护方式向集成化、模块化、综合性方向转变。
2019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突破60%。从国家层面全面梳理空间资源，以支撑未来城市转型与城乡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新时代我国城市建设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使我们能够从更为宏观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各类遗产及其构成方式。在这种条件下，笔者提出国土空间框架下的“国家历史文化空间”概念，具有全域性、全时性、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希望将跨行政区域的主题性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所依托的自然资源加以整合，在新的城乡一体框架中，提出保护、利用、发展的整体性政策与技术导则，从而更加积极地将遗产保护融入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大战略中，使遗产保护的诉求更接地气，也为地区城乡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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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文化空间概念的
国际意义与价值
据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发布的城市发展报告，未来30年，全球城市化的85%以上将集中在亚洲地区，将有24亿亚洲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形成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大规模城市化浪潮。毫无疑问，亚洲的大规模城市化将推动真正意义上的“亚洲世纪”的到来，这将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城市格局，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机遇所在。在总体上，中国目前所形成的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集群的城市化模式符合许多亚洲国家高密度人口集中的普遍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不仅要满足中国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需要，也要为将要到来的“亚洲世纪”新城市格局进行谋划和布局。而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体系作为深化改革的重大文化战略，既能在国家和区域层面上重组各类自然和文化资源，更可促进国际合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因此，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体系的建立不仅能够为整体性系统性的遗产保护提供中国经验，也可以在未来全球城乡遗产保护利用的创新性转型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2019年5月，中国政府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呼吁亚洲国家应树立起高度的文明自信，努力创建亚洲历史的新结构、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因此，构建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体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是要建设以传统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哲学思想为基础，推进建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强调融自然与文化、历史与未来、保护与利用为一体，促进区域和城市层面的资源整合及可持续发展。将其作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可以为现有国际遗产保护体系的改善提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3
国家历史文化空间观念的历史基础
中华文明自古就呈现出多元衍生、交互发展、持续变革的总体局面。自新石器时代始，以大河流域为基本地理单元，在不同地区出现了发达的聚邑与城市系统；夏商时期，不同部族之间的融合交汇不断加强，华夏文明共同体雏形初现；西周在前朝的基础上创制了基于宗法关系的分封与王权制度，再经东周的变革与异化，以及春秋战国血雨腥风的淬炼，中华文明历经3000余年的时间不断积淀与发展，终于在秦始皇时代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大一统国家形态。至此，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文脉深厚、理性高效又富有人性、适应环境且韧性十足的古代东方国家体系。这种注重国家统一和一体化管理的制度又经过秦以后2000余年的转型发展，在中国大地上历经朝代更替演化，形成一套中央统一管理和基层自治交融并行、紧密互动的国家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城市体系。千百年来，在历代王朝的统一管理下，中国建立并完善了都城-郡/州府-县城的基本政制结构。通过这种完善合理的层级架构，国家管理指令及地方需求动态能够及时下达上传，维持各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在这种整体性城市系统的基础上，遍布各地的乡村则实施基于宗族/族群社会的地方自治管理方式。普遍性的地方自治使城乡基层社会充满了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传统城市与乡村及其建筑遗产。它们充分体现出基层自治、文化创新的地方精神与景观特色。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交流互动保持在相当密切的水平上，促进了古代城乡一体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与进步。今天，这些反映古代东方国家制度特色的历史城市、乡村与建筑，成为一笔十分宝贵文化遗产。只有从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的概念出发，才能在整体上将大尺度的历史城市、乡村及其所依托的自然环境相对完整地纳入到一个可持续的保护发展系统中，也才能更好地从国家时-空体系中加深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理解，夯实文化自信的历史基础。
在历史上，中国的城乡格局很早就呈现出集群化的发展态势。从北部的松辽平原到南方的三江并流区域，从东部的太湖平原到西部的四川平原，各地发现的早期聚落大都沿江河湖泊等水系形成了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历史性结构对现代城乡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是当代国土空间整合发展的历史源头。从这个角度看，不同地区的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呈现出依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的系列文化单元格局，这正是城乡环境地域性特征的由来。这种发轫于地方环境、扎根于地方社会的“自治”空间格局与来自国家体系、注重人伦道德的“有序”空间理想的叠加，就成为影响城乡系统布局、发展、变迁的主导力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无论城市和乡村如何变化，它们总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形成有机整体，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始终保持着内在的聚合力量和清晰的层级结构。
今天，在国土空间框架下保护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就是要传承、研究并发展中国特有的城乡一体大格局、昭示现代和未来城乡系统的真实历史根基，重新梳理和展示其富含历史文化价值的生态和景观系统。这对提高对中国古代城乡制度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1 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的价值体系任何国家历史文化空间都是自然环境、历史过程、文化积淀和国家及地方认知的综合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并非任何一种单一空间而是一个空间系统，反映出国家及区域特定历史的诞生与发展重要过程或重要片断。因此，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社会经济价值、城乡空间价值、环境景观价值和国家认同等特征。
(1) 历史文化价值。在历史方面，国家历史文化空间是国家或区域历史的诞生地，对国家历史发展具有较高的贡献度和显示度，能够为一段历史提供较为清晰的历史环境和实物证据链；在文化方面，它能够形成普遍认同的传统文化叙事、文化结构和现代城乡转型的知识框架并构成重要的文化景观。
(2) 社会经济价值。在社会方面，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具有积极、正面的引领作用和广泛、良好的社会影响，形成激励人民奋进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精神；在经济方面，它支持国家建设与发展，促进形成历史性的经济或产业中心。
(3) 城乡空间价值。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具有比较清晰的时-空范畴，能够为区域和城乡发展提供具有深厚人文基础的空间脉络，是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城乡格局的关键性历史依据。
(4) 环境景观价值。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构成反映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定价值的山水环境及城乡系统，形成许多重要的历史景观和文化网络。
(5) 国家和区域认同。任何国家历史文化空间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历史诞生或演化之地，是具有国家和区域文化认同的场所，对国家和地方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一部分历史文化空间也许地面物质遗存已经不多，但通过历史文献、传说故事或文学作品长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以后随着考古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会不断强化人们对其空间环境的认同感。
简而言之，国家历史文化空间是一种国家-地方互动发展过程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从王国到王朝，从民国到共和国，经历了漫长而复杂多种历史演化阶段，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国家形态及其版图。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不仅是支撑国家与文化认同的历史性空间依据，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概念，是随着人们对地方环境和自身价值认识的提升而生成的。
3.2 国家历史文化空间构成国土空间体系的历史逻辑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要求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3条控制线。而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则贯穿了国土空间体系生产、生活、生态这三大系统，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支点和国土空间的历史逻辑。随着城市化质量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不同规模、不同内涵和不同区域历史文化资源的优势和潜力，大力提高城市和乡村空间环境的文化品质。因之，覆盖一定城乡区域的各类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不仅能够为城市转型与更新提供有意义的历史依据和文化环境，也可为当前双循环经济格局的优化提升催生出更强大的文化产业，促进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要素在国内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例如，2020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火爆的旅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地历史文化空间所发挥出的巨大吸引力。“双节”显示出的巨大消费能量不仅证明了各类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的社会经济价值，还通过与市场规模优势相结合，进一步表现出其在双循环格局中所具有的发展动能和潜力，为城市转型与乡村振兴创造出重要的成长机会。一个重要的实事是，几乎所有国家历史文化空间都覆盖了区域性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系统，形成整体性的地方文脉与历史景观，使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系统在不同层面上和不同空间节点上都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
因此，要构建完整的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体系，需依靠创新思维培育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时代的文化经济增长点，这在后疫情时代对促进双循环经济格局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从城市化趋势及区域经济的角度考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护和发展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具有良好的市场预期，能够提高社会资本的投资积极性，进而提高社会的总需求。这种社会总需求反过来又展现出对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利用与发展的广阔社会经济前景，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良性循环。
在社会经济体系转型改革的大潮中，对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利用能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变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研究提高这些宝贵资源和空间系统的可用性，更能够促进城乡规划和设计观念及方法的转变，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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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典型案例
4.1 关中-中原地区古都型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系统
跨越数千年历史、横亘千里、坐拥从新石器时代、夏商周三代到两汉魏晋和隋唐北宋这些中国历史上重要王朝的都城遗址，面积约10万km2的关中-中原地区古都型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系统构成了中华文化核心生成发展片区(图1②)。这里有凤翔、咸阳、西安、陕州、洛阳、郑州、开封、安阳、濮阳、商丘等一批知名的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以及成千上万处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遗址(图2③)。其中仰韶、半坡、姜寨、马腾空以及王城岗、平粮台、客省庄等在中国聚落与城市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在历史上，西安与洛阳古都从夏商宫室中心模式到西周至隋唐双都双城联动模式，展现出3000余年中国历史上国都从初创到完型的全过程，这些遗址群落的综合意义与价值在世界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图1 关中-中原地区古都型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区位
Fig.1 Location of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space of ancient capitals in Guanzhong Area and Central Plains
资料来源：底图源自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截取“西周时期全图”绘制，底图无修改。分析与制图：李梦圆。
▲ 图2 关中-中原国家历史文化空间重要聚落遗址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settlement sites of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space in Guanzhong Area and Central Plains
资料来源：底图源自Bigemap地图下载器的地形渲染图，截取关中平原地区绘制，底图无修改。分析与制图：曾雅洁。
今天，这里作为西安与郑州两座国家中心城市及其城市群所在地，其共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能量在中国所有国家中心城市及超大城市群中无出其右。以关中-中原文脉为基础、以雄踞中国历史和地理中心的区位优势为引领、以西安与郑州国家中心城市为区域双心，这一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一体化发展的前景无可限量。毫无疑问，对该地区整体的保护与发展能够为黄河文化带社会经济腾飞增添强大的文化动力，也可为世界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华巨型都城遗址系列生态化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4.2 长江中游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系统2016年9月通过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实际上，这条巨大的经济带也是一条哺育并推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文化带。它有着一系列贯穿全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近数十年来陆续发掘的彭头山文化、屈家岭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聚落遗址群。它们以不同方式表达出中华民族生成、初兴的多元历史。而石家河、走马岭、阴湘城、三星堆、金沙、城头山、良渚、盘龙城等一批重要的古国或都邑性遗址则系统性地展现了长江文化带在距今7000-4000年间与黄河文化带互动关联而各自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二者协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架构。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应充分关注沿线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城乡发展整合起来，使之成为提升区域历史文化价值、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变革、城乡环境与空间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动力。
史前长江中游文化核心区是一个面积近10万km2的湖沼平原环境。目前，在这个广大的范围内已发现100多个史前城址和数量众多的聚落及墓葬遗址。其中1955年开始发掘的屈家岭遗址，就是江汉平原一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史前聚落案例。从这些早期城市的空间结构看，一些“核心”城址周边还拥有次级城市和聚落，它们一同构成规模不等、等级有序、相互支撑的早期城市体系，这在我国同时期史前文化中是十分独特的。这种群落组合布局充分利用低地水网环境特点，形成大城-小城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从城市和聚落分布方式看，它们大多位于大型湖泊周边的水湾台地环境中，以略加起伏的丘陵为基础，形成具有围合感的簇群空间环境(图3④)。例如，2008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150km2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确认史前相关遗址达70余处。该史前遗址群落位于江汉平原北缘与大洪山南麓相结合的山前地带，遗址主体年代距今约5900-3800年，是同时期发现的中国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市簇群，其核心遗址包括居住、祭祀、作坊等片区，具有功能相对完备的空间结构。
▲ 图3 长江中游重要聚落遗址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settlement sit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资料来源：底图源自国匠城地图分析图底图 (guihuayun.com)，截取长江中游区段绘制，底图无修改。分析与制图：李梦圆。
从一系列汉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看，借助于发达的汉江水系，这里的先民们与关中平原及中原地区建立起较为稳定的联系。可以说，江汉平原是长江流域、汉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及淮河流域文化的结合部，是当时华夏版图上东西南北的重要汇聚处。汉江、长江及其支流一带大量史前聚落与城市的发展证明了古代先民充分利用水系长途迁徙移动的历史进程。
▲ 图4 基于大河流域的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分布示意
Fig.4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historic and cultural space based on the big river basin
资料来源：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底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19）4345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分析与制图：李梦圆。
注释
② 关中-中原古都型国家历史文化空间东接苏鲁、西联青陇、南望蜀鄂、北通晋冀，通过发达的水陆交通控扼天下，自中华帝国时代初期其影响范围就覆盖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版图。
③ 关中-中原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系包括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址遗迹，是体现中华文明“长时段”历史的重要区域，也是中国系列早期王朝历史的发生地。④ 长江中游重要聚落遗址分布反映出高密度水网条件下的高密度古代聚落集群特征。从整个长江流域的角度看，这个区域性的国家历史文化空间具有十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巨大内陆江湖系统的存在为早期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这些都为基于渔猎基础上的农业文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使这里成为新石器时代聚落与城市的集中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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