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家族特点，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雏形到宋以后的民间家族，血缘关系始终是维系人际关系最重要的纽带，并明显地影响着聚落空间的形成与演变。宁波市的传统聚落受我国历史上人口大南迁的影响，成为北方汉族迁居落籍的主要区域，在家族聚落的研究上具有典型性。西晋“永嘉之乱”和北宋“靖康之乱”导致北方官宦、商贾家族为逃避战乱持续往南迁移，纷纷选址浙东并在南宋时期达到高潮，从此宁波文化并入汉族儒家文化，发展出独特的宗法儒学与社区信仰，促使宁波平原上形成了大量的家族型传统聚落。
本文以宁波市传统聚落为研究样本，引入社会学“家族”的视角，从“聚落空间”与“家族社会”关联的角度梳理传统聚落空间的整体特征，进而分析这些特征表象下存在的社会语义，希望通过对聚落空间的重新认识，为我国传统聚落空间的保护与整合提供新的思路。
家族型传统聚落是地缘与血缘结合的产物，空间形态与血缘社会关系构成了“形—意”“表—里”或“现象—本质”的耦合关系。宗法礼制、家族伦理、社会结构凝聚成了家族聚落的家园精神，作用于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对聚落的总体布局、空间结构及具体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过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聚落空间又通过主次分明、尊卑有序和内外有别的形态特征濡染着当地居民的认知和意识，进一步稳固了社会关系。具体而言，可从“作为物化形态的聚落空间”与“作为内在机制的家族社会”两方面去理解与把握。
空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特征的研究常采用“拆分”的方式，将其分为不同层级的要素进行分项剖析，进而获得总体的感知。康泽恩（Conzen M R G）将城镇空间拆分为街道、街区与建筑物3种类型，凯文·林奇（Kevin Lynch）将城市空间拆分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与标志物5要素。同理，家族聚落空间的研究也可以采取上述“拆分”的方法，分为聚落格局、簇群院落、仪式地标与街巷场所4个层级（图1）。家族社会的构成要素是先祖与家族成员在选址定居、子孙繁衍、家族祭祀、日常生活等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代代相传的应用法则，可以大致分为择居智慧、血缘关系、宗法信仰与人居理念4个方面。从聚落空间与家族社会的构成关系可以看出，不同层级、类型的空间表象背后必然对应特定的家族社会语义。基于此，本文尝试将聚落空间与家族社会的构成要素相互关联，建立“空间—社会”的形意关联分析框架（图2）。▲ 图2 | 家族型传统聚落的“空间—社会”形意关联分析框架（1）辨方正位的区域格局：主体的认同
从我国传统聚落定居的历史来看，家族定居经历了定向、定位和定地三个阶段，分别蕴含着不同的宇宙观与认同感（图3）。定向是为了在聚落营造的过程中明确方向并建立与宇宙的联系，进而找到自身的价值，属于一种自我认同。定位是定向的延伸，强调空间位置的等级，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定地是定向与定位的进一步系统化拓展，通过天、地、人、神“合一”的方式将人的定居融于其中，从而获得“环境”的认同。▲ 图3 | 家族定居的宇宙观与认同感
受宇宙观与认同感的影响，宁波地区的家族聚落往往将周边山水形胜作为重要参考，运用参望法、相地法等方式开展卜居的“定向”“定位”与“定地”，最终测算出最佳的方向、位置及环境，形成 “特定方向、择中而居、枕山环水”的空间特征（图4）。▲ 图4 | 宁波市家族聚落特定方位与择中而居的区域格局（2）多足鼎立的组团格局：族群的协作
除了天、地、神、环境，家族始祖在择居时还要考虑自身与其他族群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强势家族的欺压，或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较为弱小的家族往往利用姻亲、师生或同僚等关系与相邻的大家族或几个小家族联盟，以求得庇护。聚落的组团格局则按照族际关系的亲疏远近程度来组织，具有相同利益的家族自然在空间上靠近，利益关系相左的家族则在空间上疏远，最终形成“多足鼎立”格局特征（图5）。▲ 图5 | 新张俞村（左）与下水村（右）“多足鼎立”的组团格局（1）有机生长的家族簇群：血脉的延续
对于血缘家族而言，血脉的繁衍是家族发展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中，家族社会逐渐形成“家—户—房—族”的社会结构。为了适应家族繁衍并满足不断扩大的居住空间需求，宁波地区的家族簇群选用方形房屋（相较于圆形房屋，其更易添加房间）作为院落的基本形制，以利于家族聚落的扩展。同时，对应“家—户—房—族”的社会结构，形成“小型住宅—大型院落—房族单元—族群单元”4个层级的空间单元（表1）。▲ 表1 | 宁波市家族聚落簇群单元的空间演化模式（2）特殊安排的户支院落：身份的位序
《易经》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这种由天地万物、男女父子构成关系的缩影，建构出家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在“长幼有序、男女尊卑”的位序等级作用下，家户院落的空间位置与房屋布局有特殊安排。家户院落的空间位置遵从昭穆之制“左为上、东为上”的原则进行布局，内部房屋按照“祖先一长辈一晚辈—仆役”的社会等级关系进行安排，人们按照尊卑秩序使用相应等级的空间（图6）。▲ 图6 | 新张俞村俞氏老屋的家户院落的空间位置与房屋安排（1）中心引领的祠堂：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
家族内部的管理强调“礼”，“礼”最初的形态源于古代的祭祀活动，正如王国维所说：“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对于家族而言，最基本的祭祀对象便是祖先，祖先崇拜的目的在于维系家族的和睦团结。 祠堂是举行家族祭祀的载体，《先祠记》中写道：“祖宗之神依于主，主则依于祠堂，无祠则无以妥亡者。”祠堂作为祖先依附的物质载体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成为一种标识与象征，在整个家族聚落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图7）。（2）极域控制的庙宇：以敬天娱神为核心的“俗”
家族之间的管理依靠“俗”，“俗”作为一种“敬天娱神”的外在仪式与“礼”相辅相成，也能起到治乡安邦、稳定社会的作用。“敬天娱神”的组织为“社”，《礼记·郊特牲》中说：“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是也。”“敬天娱神”的载体是庙宇，由于祖先崇拜的作用范围仅限于同宗族群之内，在多姓聚落的社会关系稳定上具有先天的局限性。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家族对仁人志士、民族英雄、地方神明的崇拜渗透到日常生活中，逐渐演化为相互认可的“社区信仰”，成为多姓聚落和谐共处的基石。与祠堂类似，庙宇也被赋予了神圣的控制力量，在聚落中处于特殊位置（表2）。▲ 表2 | 宁波市家族聚落“一庙统领”和“众庙同制”的极域形态
（1）适应地形的街巷：系统防灾的安全观
基于对安全的考虑，家族成员在布局谋划时要具备系统的防灾意识，既要避开山体滑坡、洪水冲刷、飓风侵袭等自然灾害，又要方便生活生产需要。街巷是家族聚落内部空间的骨架，对总体空间的布局起着结构性作用，反映了家族祖先在聚落整体构图中对场地的改造与适应。宁波地区水系河网发达，水灾洪患常见，街巷空间在与自然环境长期调适与磨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与治水防洪、理水排涝相契合的布局模式（图8）。（2）产权明确的场所：和而不同的儒学观
除了人工环境与自然山水环境之间的关系外，人居理念还体现在人与人的相处方式上，《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儒学观在空间上集中反映为节点场所产权界线的明确，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相对应的场所空间。家族聚落中的节点场所按照使用权限的不同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全族成员公用的家族广场，第二个等级是各房内部仅供房内成员使用的院坝，第三个等级是各户支院落内部的空地（宁波地区称为“道地”），仅供户族内部各家成员使用（图9）。
▲ 图9 | 殷湾村不同私密等级的场所空间
家族聚落作为我国传统聚落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空间与社会存在一种相互关联的形意关系，在保护与更新上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以“空间—社会”的视角审视聚落的形成与演化过程。聚落空间的演化与宗族社会的发展存在耦合关系，内生的宗法等级、伦理观念、社会结构等赋予了空间丰富的社会属性，只有准确把握空间背后存在的社会内涵，对空间的理解才有意义。（2）传统聚落的保护应从表象走向内因、从物质本质走向社会本质。聚落保护的对象绝不仅仅局限于“可见”的物质遗产，其“无形”的社会动因与演化逻辑同样蕴含了重要的历史价值，只有将两者进行关联性保护，才能最大程度地传承历史文脉。（3）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重新定义聚落空间的社会学意义。封建社会传统大家庭的生活、生产方式已不复存在，家族结构在引导聚落空间发展的作用日趋弱化，面对新的环境与挑战，聚落空间只有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新的社会功能，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进而焕发出新的活力。
《家族型传统聚落空间的整体特征与社会语义——以宁波市为例》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3年第 1 期第60-74页。
【doi】10.11819/cpr20230107a李和平，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谢 鑫，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通信作者。罗求生，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研创中心规划师。【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层积规律分析的西南山地城镇历史景观适应性保护方法”(51778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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