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城市空间治理的底层逻辑与首都规划治理实践
空间规划是一个“既要解决问题,又要谈些主义”的学科。进入新的城镇化阶段,我国城市建设治理和国土空间治理进一步走向分野,如何加强理论与实践、规划与实施、政府治理和人民享有的连接,提升城市空间治理的实效,是学科和行业共同关注的焦点。中国式城市空间治理到底“治”什么、“理”什么,需要从“人”的需求出发,去剖析新问题、设定新目标、建构新体系、塑造新秩序、赋予新意义、创造新价值。
从功能维度看,从增量时代到存量时代,过去围绕土地批租为中心的一整套规划制度面临重构、偏重技术的工具理性有待向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升级,但经济下行时期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显化,动力变革的难度影响改革进度。从价值维度看,新青年、新市民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预期进一步增长,但价值整合的难度也在增大,公共产品的实现进一步从物质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从体制维度看,现代城市的显著特征是根植于市场和社会的自发秩序不断增强,但城市治理的先发能力大多集中在公共部门内部,自上而下规划治理的科层体制仍然有效,但成本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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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治理模式演进的底层逻辑
1.1 古代城市:
“墙内之城”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一致我国最早的城市是从原始聚落向综合中心功能聚落演化而来。将“以‘王权’为中心”的理念在空间体系层面展开,城市规划和国家治理思想高度一致,并集中体现在作为“四方之极”“首善之区”的都城建设上。同时,受商品经济规模和消费能力的限制,古代的城市多为“墙内之城”,“城”“市”“人”的空间组织基本在城廓范围解决。
1.2 计划经济时期:
“树形结构”的资源统筹配置模式1.3 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活力再造与治理重心下移
1.4 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治理的底层逻辑
城市规划治理方式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进入现代社会,国家治理朝着“社会本位”方向前进(金江峰,2019),城市自组织增长的意义大大超出了被组织的建构。面向未来,规划要深刻反映国家治理逻辑在空间规划领域的改革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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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上移与治理下移:城市规划治理的偏差
“市民能用、部门管用、地方好用”的城市规划,要求城市客观运行的规律与主观建构的规划体系相契合。
2.1 当前以科层式为主的规划体系
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体系综合了苏联、欧陆与北美三大体系的特点,主要的规划框架借鉴苏联、欧陆,与科层制的行政管理体系高度匹配。这一模式下,规划的核心参与者主要来自公共部门内部,规划过程中主要的空间发展权博弈也来自公共部门之间。城市规划与公权力的深度绑定,一定程度提升了规划工作效能,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了“为增长的规划”。
2.2 上下结合的城市发展动力机制
政府、市场与民间社会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动力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新活力、新动能,带来城市发展动力与城市治理重心的不断下沉。在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并行释放国内生产活力的背景下,持续扩大的对外开放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2.3 底层逻辑视角的
城市规划治理体系优化而在规划体系的供给端,既有的制度建设则侧重于建立并不断完善规划的“下行”传导机制,市民和市场诉求的“上行”通道仍然相对薄弱,缺乏对市场与社会动力的有效响应。因此,形成了城市治理的重心下移与规划治理的重心上移之间的错位,带来治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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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首都规划治理的实践经验
首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进入新时代,首都规划治理在行动体系上不断探索深化,提出响应新时代规划治理底层逻辑的“八向八力”能力建设框架。
一是向上的战略领悟力。“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实质上是首都城市规划。首都规划治理的首要能力就是要强化首都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协调好“都”与“城”的关系。
二是向下的实施穿透力。北京将规划事权与行政事权对应,强化总体规划刚性传导与多规合一,将规划实施和行政管理联动起来,在多次博弈和动态实施中确保总体规划向下无损传导。
三是向左向右的专业咬合力。围绕实施的时序,建立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联动机制,有效实现多部门多专业协调。包括事前加强统筹,制定总体规划实施工作方案;事中建立督查问责机制,每年督察实施任务落实情况;事后创新城市体检评估机制,对规划实施进行反馈和修正。
四是向前的改革创造力。从技术维度和组织维度双向发力,不断创新规划实施的政策体系框架和制度构建路径,解决传统规划“重物轻人”“重城轻乡”“重划轻规”等一系列问题。
五是向后的历史判断力。自2018年起,北京建立并不断完善城市体检评估机制,对总体实施和城市发展情况开展实时监测、定期评估、动态维护。体检评估工作成果上报北京市委市政府、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作为北京市向中央报告重要事项,为决策提供支撑。
六是向内的自我革命力。不断完善“规划编审、实施监督、法规政策、技术标准”为一体的国土空间规划架构,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完善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的闭环监督体系。
七是向外的城市统帅力。专门设置议事机构——城市工作委员会,加强了市委对城市工作的统一领导。围绕总体规划,重点从推进规划实施、促进减量发展、完善城市管理等角度,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与改革“最后一公里”落地。
八是向心的政治向心力。健全“党管城市”“营城建都”的工作体系,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委城市副中心工作委员会形成的工作体系,为首都规划有序实施提供领导保障。与此同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推动责任规划师制度下沉街乡,逐步搭建起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本文撰稿:石晓冬 徐勤政 王吉力
原文介绍
《城市空间治理的底层逻辑与首都规划治理实践》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3年第6期,第4页-12页。
【doi】10.11819/cpr20230602a
石晓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徐勤政,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研究室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王吉力,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首都区域空间规划研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本文通信作者,yaliwjl@126.com。【基金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城市可持续规划建设与治理的基础理论” (2022YFC3800201)。【全文下载】文章已在知网发布,复制并搜索下方网址,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下载阅读全文。
封面图片源自新华网 记者 孟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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