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北京城市空间增长-收缩并存的特征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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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收缩：从国际研究到中国现实

城市收缩（urban shrinkage），是当前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概念和新话题，其意为城市人口的流失，并通常伴随以经济衰退、建筑空置等现象。以奥斯瓦尔特（Philip Oswalt）等学者的成果为代表，城市收缩的事实已经在全球以及不同地区的尺度上得到确证。有学者断言，城市收缩已经不是一种例外或失常，而是一种全球性、结构性的现象。

经历了近40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后，经济、人口增速的放缓使得中国也局部出现了城市收缩的情况。近年来，国内学者已经通过不同的数理手段分析、刻画了我国城市收缩的分布情况。但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需要注意到在全局尺度数理刻画的一致假设下，地方尺度的特殊与复杂性：鹤岗、东莞或许都可以看作收缩的案例，但二者收缩的原因、未来演化的轨迹是一样的吗？这些不同的城市收缩案例，能否被置于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框架之中进行国际、地区间的比较？种种问题，表明了中国的城市收缩在理论化、比较研究等方面的潜力与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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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市场视角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城市收缩的特殊性在于，我们尚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城镇化进程当中，城市经济、人口总体上仍具有增长潜力，普遍增长与局部收缩并存将是城市发展面临的常态化现象。同时，在我国的制度语境下，政府掌握着行政、土地等资源，其在城市发展乃至于城市收缩的过程中往往能够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这事实上挑战了西方“大市场、小政府”语境下对城市收缩的传统认知，也是本研究试图进行理论对话的重点所在。

在此基础上，研究尝试构建和演绎了政府-市场视角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从资本循环的视角来看，“市场轨”是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直接作用路径与表征。市场作用下资本要素的动态流动直接造就了不同城市空间的增长与收缩。

而在我国，“政府轨”是城市增长与收缩的另一条作用路径。其通过对市场轨的干预、引导，实现对城市增长与收缩的间接作用，土地则是由政府掌控、塑造城市空间的重要资源与工具。当前中国政府存在着扩张（增长）与集约（收缩/转型）的双重治理意识。其既可以主动促进空间的增长扩张，也可以主动收缩，腾退低效空间以提升空间效益。

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集中体现了这两条作用路径的特征：它是我国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过程的主要增长载体，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其也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空间不经济等带来的局部收缩。二者叠加，便形成了复合的增长与收缩并存现象。根据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不同，这种现象可抽象为4类城市空间：“扩张增长型”空间、“扩张收缩型”空间、“集约收缩型”空间、“集约增长型”空间。扩张与集约代表政府的两种发展战略导向，增长与收缩代表着人口经济要素的流动方向（图1）。

▲ 图1 | 政府-市场视角下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图表均为笔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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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研究选择北京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其特殊性以及与理论框架的契合性：长期以来规模的膨胀、要素的集聚是北京城市化过程的典型特征。同时，北京也一直尝试行政管控来实现人口调控，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上升国家战略，不同的疏解手段事实上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在此背景下，北京的增长与收缩呈现出怎样的空间特征，它们又是怎么形成和演化的，是研究关注的重点。

研究方法上，关注2000—2010年与2010—2018年两个阶段，采用3类数据：夜间灯光数据集、LandScan人口数据集、30 m分辨率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以1 km*1 km网格作为分析单元，将同一网格内的LandScan人口密度数据与夜间灯光数据相乘，构建经济活力指数EV，计算网格内的建设用地面积BU。根据EV和BU在时间段内的变化及相互组合关系，形成网格尺度的增长收缩判别矩阵（表1）。

▲ 表1 | 城市增长与收缩类型判定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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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空间增长-收缩的特征与机制分析

4.1 总体空间格局

2000-2010年，扩张增长型空间为主、伴随穿孔式分布的扩张收缩型和集约收缩型空间，是北京城市发展的总体特征（图2）。而到2010年后，在对建设用地增量的严格控制下，扩张型空间有所减少，集约型成为了北京城市空间的主要形式（图3，图4）。

▲ 图2 | 2000-2010年北京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格局示意

▲ 图3 | 2010-2018年北京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格局示意

▲ 图4 | 2000-2018年北京各区增长与收缩的空间网格数量

4.2 不同类型的空间增长-收缩机制分析

 4.2.1 扩张增长型空间：

政府增长战略与市场要素流向的耦合 

扩张增长意味着建成空间与社会经济都有所增长，“政府轨”下增长战略带来的增量空间供给和“市场轨”下潜在主体和资源的流动在这一类空间中实现了耦合，进而为城市空间与功能的拓展重构、新城市中心的形成提供基础。

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其定位为制造业基地、吸引全球制造业资本进行空间修复的理想空间。2000-2010年，面对企业与劳动力的生活配套服务等需求，住房、商业文化设施等消费性建成环境也成为北京经开区开发和投资的重点。这一阶段，其生产空间不断扩张，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新建设的居住小区，“产““城”空间的合理配置保证了其对人口等社会经济要素的持续吸引力（图5）。

▲ 图5 | 扩张增长型空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4.2.2 扩张收缩型空间：

政府增长战略与市场要素滞后的错配 

扩张收缩意味着建成空间扩张的同时，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收缩，表明“政府轨”与“市场轨”存在错配的可能，尽管政府超前投入了公共财力与增量用地，但当地区存在经济下行或结构调整的压力时，将可能呈现出要素流失和空间扩张叠加的现象。

以通州新城为例，其作为卫星城，服务于疏散市中心人口、发展多中心城市的需求。由于地铁开通带来的区位改善以及相对较低的房价，通州新城承担着重要的住房供给职能，以新建居住小区为代表，2000-2010年间其建成空间有所扩张。但由于产业培育、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的缺口，通州新城的人口集聚则相对滞后，并未能完全承担起疏解城市中心的职能（图6）。

▲ 图6 | 扩张收缩型空间：通州新城

 4.2.3 集约增长型空间：

政府存量导向下市场要素的集聚 

集约增长意味着不需占用更多的增量用地，空间已经成为吸引资本等要素流集聚的场所，它可能是政府规划与公共资源投入存量空间后吸引市场所致，也可能是空间自发生长，市场要素自发流动的结果。

以海淀中关村为例，从科研院所和大学衍生企业，到规模化的电子产品市场，其产业生态不断完善成熟。自2009年起，中关村进一步启动了存量业态和空间的转型，一方面是逐步腾退传统的电子卖场，另一方面则是引入高技术服务、文创产业、科技金融等业态。凭借高校、科研院所的高智力劳动力池，中关村形成了浓厚的创新氛围，建成环境与基础设施也逐渐完善。因此在对产业的转型升级引导下，其能够持续吸引人才、资本等要素集聚，呈现出集约增长的空间表征（图7）。

▲ 图7 | 集约增长型空间：中关村

 4.2.4 集约收缩型空间：

政府存量导向下市场要素的自发/被动流出 

集约收缩意味着建成空间的稳定不变甚至缩减，以及人口等要素的流失，这一方面可能是地区本身难以吸引市场要素集聚，空间也失去扩张的动力，因而被动收缩；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政府对于过度集聚不经济、需要结构性转型升级的地区所采取的主动策略。

以石景山首钢老工业区为例，1995年后，在城市保护环境、去产能的压力下，首钢产能扩大受阻，亟需转型升级，迁出北京成为其必须面临的选择。2005年，首钢搬迁工作正式启动。2000-2010年，首钢厂区内的部分生产设施被改造、拆除，在空间上呈现出建成空间的收缩，同时部分在岗职工也被安置分流，该片区的活力也有所衰退（图8）。

▲ 图8 | 集约收缩型空间：首钢工业区

4.3 增长与收缩的相互演替机制

对比两个阶段，可以发现北京城市的增长和收缩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当一部分收缩的地区实现了再增长，同时也有一部分地区由增长转变为收缩（图9）。

▲ 图9 | 2010年后北京市增长与收缩空间发生的转变示意

这种增长与收缩的相互演替是由政府干预策略与市场要素流向的调整互动所致，它也是中国城市进入转型发展期的阶段性现象。

过去的增长空间载体，由于生产成本上升、新技术冲击、空间不经济等因素，将面临收缩的可能。对于政府而言，采取适当、适时甚至超前的收缩策略，不失为转型发展、空间提质的有效手段。

在存量发展的趋势下，收缩的空间也有着成为未来转型增长的资源和载体的潜力。部分城市的集聚能力与趋势依然强大，政府往往致力于将收缩的地区重塑为满足市场需求、可供资本进行空间修复的场所空间，实现再增长。

以北京为例，2010年后其大量的违法群租房以及不符合功能定位的业态被清退，原本过度集聚导致的乡镇、社区人口“倒挂”和由此衍生的违建、违租等市场失灵行为，在政府的干预下得到纠偏，实现“盲目增长”到“理性收缩”的转变。而在旧城更新改造、腾退低端业态的基础上，通过各类更新举措，北京的旧城区和旧工业区则实现了再增长；同时，在职住功能、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下，原先呈现为扩张收缩的新城新区，也开始集聚人口、产业等要素（表2）。

▲ 表2 | 北京市增长与收缩相互演替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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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增长时代城市规划与治理的启示

5.1 对单一静态思维下

增长与收缩规划的反思

增长与收缩，都是城市空间在特定时期呈现出的一种发展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环境与城市发展阶段的变化，增长与收缩的状态可能发生改变和扭转。因此不能笼统地对二者做出孰好孰坏的价值判断。在实际的规划治理中，则需要摆脱先验的价值判断和自上而下的惯性思维，实现政府治理与市场效率的逻辑匹配。

5.2 建立增长-收缩动态耦合的

规划应对思维

尝试超越增长与收缩的二元论，结合市场要素流向与规划治理导向两个维度，提出一种增长-收缩动态耦合的四象限规划框架，形成增长与收缩治理导向下应对市场要素增长与收缩情景的多样规划思路。不同象限的应对思路可以根据不同城市的具体特征进行变化、结合和延伸，引导城市在复杂、动态的变化中发展（表3）。

▲ 表3 | 增长-收缩动态耦合的规划思维

城市增长和收缩的空间治理是一个复杂、循环往复的过程。未来，增长和收缩都将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常态。研究尝试将单向度的增长和收缩规划整合，构建出增长-收缩动态耦合的“发展”规划框架，以在变化的情景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感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郎嵬老师以及崔子恬、莫惠敏、许梅蓉、戴子乔等同学对本研究早期提供的指导与帮助。）

本文撰稿：林靖杰  张京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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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介绍

《北京城市空间增长-收缩并存的特征与机制》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3年第11期，第90页-第100页。

【doi】10.11819/cpr20231611a

林靖杰，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本文通信作者，[e-mail]。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创新空间的生成机制与空间供给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52078245)资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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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0kbmF0AymBB5F1zToedDq6KIYWbSUmc4CqOzpphzlEJfzEdJORXzUuU8EV6r9XHmQ-MHWnYlGke55M5vG1Fz3QuBbpMktzQzcg8hAOnVZyLNPRsJS6xl9luZLdMw8P3KHQ9dQR6Kffk=&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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