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公子》：消费升级和性革命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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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赫夫纳之死，重新在美国引燃争议。与其说他引领了性解放，不如说他冲到了消费文化崛起的风口。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  

《花花公子》创始人休•赫夫纳之死，重新在美国引燃了极端的争议：歌颂他的人认为他引领了划时代的性革命，把美国人从宗教的假道学和婚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带动黑人与同性恋民权运动；指责他的人认为他物化女性，固化了传统的男性视角，并且泛滥了不负责任的自由性爱。

反讽的是，赫夫纳在1953年推出《花花公子》杂志时，对当时保守的美国社会具有强烈的颠覆性，但是在他死的时候，美国的保守派向他致敬，而左派的激进分子却唾弃了他。

日前右派网站《联邦党》的出版人本•多梅内奇发表了对赫夫纳的赞赏，认为他的事业“歌颂自从洪荒以来凝聚男女的互补性爱”；而左派杂志《时事》强调赫夫纳对于花花公子大厦里女性的“极权控制”，称之为“暴君”和“残暴的卑鄙小人”。

从微博和其他公众平台的议论来看，中国网民关注的重点，仍然是赫夫纳自称曾经F过上千女人的“伟绩”。但是，《花花公子》的传奇如何反映了美国大众文化在过去六十多年来的转变？赫夫纳真的对美国的性革命有所贡献吗？他的性爱哲学是否还能引起千禧代的共鸣？

很多人认为，《花花公子》是清教徒文化下的具有“美国特色”的产物，虽然它已经变成世界性的品牌，很难想象它会起源于欧洲或亚洲。

1997年我第一次到洛杉矶的时候，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超好看的比利时人，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博士学位，当时正在圣地亚哥创立经营一个高科技公司。他邀请我去参加一个花花公子派对，也是我在洛城的第一个派对。

那时的我，脸上写着大喇喇两个字：“冒险”！对于邀请我的欧洲人和我这个亚洲人来说，《花花公子》是美国文化的经典产物，值得一探究竟。虽然当时经典的花花公子俱乐部已经停业，我们还能亲身体验兔女郎穿梭在主办方租来的派对会场：无肩带紧身胸衣，加上兔耳朵、黑色连裤袜、黑领结、白领、袖口、和蓬松的棉尾巴。

兔女郎是花花公子俱乐部的女服务生，通过试镜入围后，接受标准化训练，她们的“兔子制服”灵感来自于穿着黑礼服的花花公子兔子吉祥物。《花花公子》的卖标是戴着领结的兔子侧面像，源自西方古典艺术中，兔子具有爱神维纳斯的联想，象征肉体爱和繁衍。

但是那场晚会并没有让我感到有任何性感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去的客人没有特别有意思的谈资。我只记得有很多酒精，而那些扬着短短的、毛茸茸尾巴的兔女郎，都涂着极浓的妆，看起来好老气。

美国梦和消费升级

色情向来具有商业卖相，但《花花公子》的异军突起来自1953年，赫夫纳以8000块借来的钱，于芝加哥出版了第一期因为怕没有后劲儿而未标明日期的《花花公子》杂志。

其中的中间折页，便是当时已经成名的玛丽莲•梦露在1949年为了讨生活而脱衣的照片：全裸的梦露在红色的天鹅绒背景上，抬起的右手臂盖住一只眼睛，另一只眯着的眼睛半闭半开。五万多册的首期《花花公子》迅速售罄。

《花花公子》就此为美国中产文化注入了美国梦的新愿景：一种健康、不带威胁、不复杂的裸体女性，成为现代男性生活方式的诱惑 。

赫夫纳美国梦的成功，使《花花公子》成为1960和1970年代美国性爱文化革命的定义标志，颠覆了性爱只是繁衍工具的旧观念。《花花公子》在1960年代吸引了超过100万读者；到了1972年的杂志巅峰期，读者高达700多万。

历史学家芭芭拉•埃伦瑞希在《男人之心：美国梦与逃避承诺》（1983年）一书中指出，《花花公子》反叛了婚姻对男人的约束。赫夫纳在1949年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米尔德里德•威廉姆斯结婚，当时他22岁。“二战”后有数百万美国年轻人走入婚姻，使得美国的人均结婚率达到历史高峰。

这里面的男人，包括赫夫纳本人，感到他们结婚太年轻，性经验太少。《花花公子》是属于他们的杂志。但是《花花公子》对婚姻的反叛，却没有带来对于女性相对的解放，正如埃伦瑞希写道：“《花花公子》从一开始就爱女人，特别是大胸脯、长腿的年轻女人，但是憎恨老婆。”

赫夫纳在首期的社论中便宣称：“我们想从一开始就说清楚，我们不是一本‘家庭杂志’。如果你是人家的姐姐、妻子或岳母，拿错了我们的杂志，请把杂志转发给你身旁的男人，然后回去读你的《女士家庭指南》。”

但是，赫夫纳在美国的性革命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是他把一个私人行为，变成显摆的消费和炫富。在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中，炫耀的愿望超过直白的性欲。

从一开始，《花花公子》针对的受众群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男人，通过赋予《花花公子》前卫的新道德观，转变成将性与消费主义相结合的流行玩具。而花花公子的女性“玩伴”被包装成一件艺术品，完成“家乡女孩”的成人版童话。

赫夫纳认为，他的杂志中的“玩伴”的理想典型是“邻家女孩”（后来成为他的真人秀标题）：把男性读者带回到他们的第一次性经验之前的童子时期，一个裸体女人就像他们喜欢的毛绒熊，不具有任何威胁性。

根据《纽约客》杂志的估计，到了1960年代末期，四分之一的美国大学男生每月固定买《花花公子》来看！

《花花公子》的推出正好赶上了一个时代的改变：美国在二次战后经济蓬勃发展，随着富裕的中产阶级迎来了性观念的开放，而医学的进展（包括治疗梅毒和口服避孕药的普及），也带动了对于未婚性关系的解放。然而与其说《花花公子》代表的是民权运动与开放婚姻运动的主张，不如说他冲到了一个消费文化崛起的风口。

而性爱自由，无论是从性言论或是性行为的自由角度上，便是这个消费升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事实上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从1953年，也就是《花花公子》创刊的那年，到1970年代，是美国家庭收入的中间值增长最快的时期，之后的增长率降低。

美国媒体《市场》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制作了1953年到2015年间美国家庭收入增长的图表，它的小标题是：“美国家庭年收入中间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增长，然后在1970年代开始放缓。”

这张表不但显示了1953年到2015年美国的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更呼应了《花花公子》的读者群在1970年代初期达到巅峰。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认为赫夫纳的个人净值在《花花公子》杂志的鼎盛时期（1970年代）约为2亿美元。

1999年他所拥有的70%花花公子集团的股票有接近4亿美元的价值。杂志的收入在赫夫纳晚年不济事，收入转靠他在1971年于洛杉矶买下的26房花花公子大厦。他死的时候留下的流动资产约5千万美元（不包括股票）。

作为一个文化标志，赫夫纳和他创立的《花花公子》媒体企业，代表了二次大战后美国兴起的消费主义。战后的美国资本主义正在进入黄金时代，从1950年代中期到1973年，《花花公子》的受众男性的自由支配消费支出不断增加。赫夫纳不但提倡性和消费，还声明：“《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竞争激烈的自由企业制度中，显然令人向往。”

赫夫纳成为美国战后“消费升级”的代言人！他的杂志里有专门对高档的新器材或小工具的评论，开启了消费指南的媒体先河。裸体、名人、谈资！在这个商业模式下，赫夫纳的天才在于把裸体从边缘化的小黄书，戴上主流的知性光环，借由表面上的提升，融入新兴中产的消费文化，而成为一种品牌，挂着前卫意识形态的旗帜。

而《花花公子》的问世，正好面对了1950年代美国经历的“男性危机”，在传统权威变革的社会中，中产阶级的男性产生对自我定位和权力的质疑。1958年，亚瑟•施莱辛格在《Esquire时尚先生》杂志发表了“美国男子气概的危机”一文，而《形象》杂志出版了“美国男性的衰退”。

《花花公子》将消费衣服、旅游、食品、葡萄酒、以及美丽的女人变成男人的美德，和定义男子气概的玩物。关键人物是赫夫纳本身的人设，他身着红色的丝绸睡袍，叼着雪茄，乘着私人飞机，身旁簇拥着几十个金发玩伴，住在一座霍姆比山的豪宅，他的床就是他的办公室。

《花花公子》聚集了全球各地的绅士享乐族，通过消费主义，而展示具有独特美国风味的性历险。在这个消费升级的世界里，《花花公子》是上得了台面的升华版风月作品，不像后来的《阁楼》或《皮条客》那样直接尴尬。

直白地说，在这个消费升级的新世界观里，女性变成了男性的消费品。

八卦的女人，运气总不会太差

给1969、1981、1993年出生的她

戴着知性光环的男性杂志

从传媒的角度来说，《花花公子》在创始初期掀起了另类的言论形式，也引领了新潮的男性娱乐方式。赫夫纳曾经公开抱怨，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美国的典型男性杂志强调野外活动，不论是在急湍里泛舟，或是与野熊搏斗，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男性不能够在卧房里面，显示他的男性气概呢？

他在第一期《花花公子》的社论中写道：“我们喜欢自己的公寓，喜欢调上鸡尾酒，就着一两种开胃菜，在留声机上放一点调情音乐，并邀请一位女郎安静地讨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和性。”

毕加索和尼采！历史上的毕加索固然是伟大的艺术家，却擅长把他周围的女性搞哭，也以他的艺术表达了这些女性的哭相，他的“虐女恋”成为近年来许多美术馆展览的主题。而尼采的名言是“你要去见女人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作为文化的消费品，《花花公子》代表了带着知性面具的软性色情。对于赫夫纳来说，性政治、艳情的设计、加上大胸脯的金发女郎是这本杂志的核心；有分量的文章只是为了装饰门面，为有前瞻性的绅士的兴趣阅读而设立。

伊恩•弗莱明（007系列小说）、索尔•贝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以《洛丽塔》创始现代萝莉原型）、村上春树、亚瑟•查理斯•克拉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名家，都曾在《花花公子》杂志发表他们的小说。

随着全页彩色漫画，《花花公子》也成为著名漫画家的展示厅，包括哈维•库尔茨曼，杰克•科尔、埃尔顿•迪迪尼、朱尔斯费•费尔、谢尔•斯坦斯坦、埃里克•索科尔。

但是，杂志最脍炙人口的是名人访谈，透过长达七到十个小时具有冲突性的对谈，来挖掘“皮肤表面之下”的内幕消息。

曾经过堂的名人包括美国爵士乐圣手迈尔斯•戴维斯，英国经典喜剧演员彼得•塞勒斯，英国哲学家贝特朗•罗素，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克姆•X，好莱坞经典导演制片人比利•怀尔德，名演员理查德•伯顿、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其中最经典的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1976年访谈中的性告解：“我曾经渴望很多女人。我在我心中多次犯了奸淫。这是上帝知道我会做的事——而我已经做过——因此上帝原谅我。”

有评论家认为，在一本充满裸体女人的男性杂志上发表严肃的写作，就像在脱衣舞俱乐部举行客户会议，全是为男人乐趣的前提而设置，无异于迫使女性一则容忍一个以男性为导向的场合，不然就得放弃话语权。

当女性不出现在脱衣舞俱乐部，或被排除在《花花公子》的读者群外，它强化了性别差异的观念：男性除了欣赏裸女之外，还关心实质严肃的观念和艺术，而女性赶不上这种思维模式。

历年来《花花公子》挑衅了情色艺术与色情淫秽之间的区别，但是随着色情作品的普遍，《花花公子》也很难与尺度更宽的成人杂志对打。为了面对《阁楼》和其他杂志的竞争，《花花公子》在1971年开始在画面中显示体毛，这个改变加上美国消费文化的动力，促成杂志的销售在1972年达到七百多万册的历史最高峰 。

在谈到美国性革命的历史时，《花花公子》的确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是这本杂志是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却很难断定。阿尔弗雷德•金赛博士在1948年发表的“男性性行为”研究报告，和1953年的“女性性行为”研究报告，为性革命铺平了道路。长久以来，社会学家认为口服避孕药在1960年正式上市，对于美国社会的性爱自由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性行为档案》在2013年1月刊发表的一项新分析认为，美国的性生活革命早在生育控制得到普及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通过对1930年代至1970年代国家统计数据的梳理，这个研究认为梅毒治愈率的大幅提升，才是引导性生活开放的主因。

1928年发现的青霉素，在1943年开始被用作梅毒治疗。在广泛的公共卫生运动之后，梅毒发病率在1947年至1957年间下降了95%，到了1950年代中期，疫情已经大大缓解。

从这个角度来看，赫夫纳正好搭上了一个时代风气转变的顺风车，以媒体的方式将开放的性生活加以美化，与美国梦和消费主义充分结合。赫夫纳自认为是帮助解放性压抑，《花花公子》中间折页显示女性可以享受性爱欢愉的模样，

但是女权运动者认为，这是以男性视角造作出来的女性享乐姿态， 50 34869 50 17627 0 0 4559 0 0:00:07 0:00:03 0:00:04 4559的是取悦男性。赫夫纳无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特权地位，单向地“解放”只不过是承袭了父系社会的价值观，女性并没有具体地从中受益。

也就是说，赫夫纳的“性革命”解放了男人，却也束缚了女人。

英国《卫报》记者苏珊妮•摩尔写到：“我管他叫皮条客，他威胁要告我。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美国女权主义先驱、新闻记者、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葛萝莉亚•史丹能，曾经到花花公子俱乐部卧底，第一手经历人人艳羡的“兔女郎生活”。她于1963年在《开创性杂志》发表了揭底的“一个兔女郎的故事”，暴露了成为兔女郎所需要的装备。

固然有些兔女郎天生丽质。但是也有一些讨巧的技巧，比方所有的兔女郎都需要天生修长而不丰满的腿，三英寸（7.62公分）的高跟鞋爬着阶梯上楼下楼，平衡餐盘里面摆满的饮料杯。这些体力活儿，使她们自动减肥。

透不过气来的紧身胸衣确保了腰围的纤细，同时也形成了更加饱满的胸围，因为胸衣的骨架把全身的肉都往胸部推送。除此之外，兔女郎用塑料干洗袋、兔女郎剧服尾巴、纸巾、健身袜和丝巾等等外物来填充她们的胸部，这些填充物“让人出汗，从而造成你最不想要的部分减肥。”

赫夫纳自己承认，有时候《花花公子》杂志一年12期的12个“玩伴”中，有11个与他有染。《花花公子》的杂志档案，也是一部美国隆胸手术的进化史。1950年代成为中间折页的玩伴女郎，一脱可以拿到500块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300元）的工资。而到了最近，这个价码涨到了2.5万美元，但是如果被选为“年度玩伴”，还可以拿到14万美元，加上一部轿车和一部摩托车。

很多女孩儿和小明星揣着由此一炮而红的梦想，可以在模特圈或是演艺圈飞黄腾达。而《花花公子》为了说服“流量明星”脱下衣服，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据报道，德鲁•巴里摩尔拿了100万，丹妮丝•李•理查兹拿了200万，而詹妮弗•安妮斯顿谢绝了400万的邀约。

那么《花花公子》里的裸体，算是淫秽色情吗？史丹能认为：“情色与色情内容不同，正如爱情有别于强奸，尊严有别于羞辱，伴侣有别于奴隶，欢愉有别于痛苦。” 关键取决于互惠与统治之间的区别。她写道：“不论是露骨或微妙，色情内容不涉及同等的权力或相互性，事实上，色情大部分的张力和戏剧性，明确地来自于一个人控制了另一个人。”

2005年花花公子大厦里的人物，以赫夫纳为中轴，成为真人秀《邻家女孩》的主题。其中的女一号霍莉•麦迪逊，也是当时赫夫纳七个同时拥有的女友之一，在2015年出版的自传《兔子窟底下》中暴露，她在与赫夫纳和他的其他女朋友住在一起时，曾考虑自杀。

花花公子大厦里每周有固定的“群戏仪式”，赫夫纳的“玩伴”得装出享受的样子，但是事实上，晚年的赫夫纳并不喜欢一对一的性关系，沉溺在自己以色情片、嗑药和伟哥辅助的性高潮，并且不时借着挑拨女孩们之间的嫉妒和攀比，来补救自己的不安全感，因为他害怕他的“女朋友们”会团结起来抵抗他。

麦迪逊认为，电视影像和传说中的花花公子大厦魅力生活，只不过是一套完整的谎言。在我有限的追剧经历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赫夫纳和他的玩伴们，就着马丁尼鸡尾酒谈论毕加索，或是尼采。

清教徒文化下的性革命

除了用消费升级来定义男性气概，我认为赫夫纳最厉害的地方，是他完美地利用了美国清教徒崇尚的表面道德拘谨，和中产社会逐渐开放之间的张力。他曾经说道：

“我的大部分生活，都像青春期对于成年的梦想。如果你还是一个男孩，几乎用彼得潘的方式，过着只有你想要的完美生活，那就是我为自己发明的生活。”

赫夫纳在2011年与合众社的访谈时说：“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原因之一是我根深蒂固的清教徒背景。我的父母是清教徒，酒禁时代下的产物，我家没有人可以喝酒，没有人讨论过性，我想我从小看到其中害人和虚伪的一面。”

直到近年，他仍然埋怨，美国基本上还是一个以清教徒假道学为主导的社会。但是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个基层架构的限制，他一旦失去了争议性，也就失去了花花公子的魅力。

2003年《花花公子》50周年之际，赫夫纳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说：“我认识到，即使是半个世纪以后，我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但是美国一直有与性相关的冲突，换句话说，我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清教徒的民族。”

但是美国人消费媒体的方式改变了。

《花花公子》在2016年3月号发布了第一个没有裸体的版本，而在此之前已经推出了一个不犯家长忌讳的“花花公子应用程序”。杂志总裁对撤销裸体的解释是，在互联网的时代，海量的色情图片只有一键之遥，因此杂志必须避免裸体的窠臼。

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决定的动机是因为《花花公子》为了顺应中国和印度国情而改变。但是一年后杂志承认实验失败，裸体重新在今年3 / 4月号中出现。

我到了美国之后，已经离《花花公子》前卫革命象征时期非常远了，因此在校园里我没有看到周围的男同学借着《花花公子》来谈论深刻的哲学。对于美国人而言，在经济增长放缓和艾滋病后的年代，性爱自由带来的乐观色彩逐渐失去魔力。对于我们的时代，《花花公子》虽然仍是一个大众文化的产品标志，却不再站在思想的前沿。

至于那位邀请我去花花公子派对的MIT学霸，我甚至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我曾经希望除了我的大腿、我的嘴唇、我的胸部、我的腰围之外，男生会认为我的大脑非常性感。但是对于这位大男生来说，那只是一名小女生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作者：刘裘蒂，文章源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点击本页左下角“阅读原文”可以继续浏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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