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面之上，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平淡生活，水面之下，则汹涌着另外一个由无名无声的人构成的苦难深渊。
我们几乎很少能真正体会到那个世界的存在，唯一的联系，可能就是每天从国际新闻中看到的只言片语。
如果有一天，就连你都能从这些碎片化信息中嗅出一丝反常，那可能就意味着事情远比你看到的糟糕……
比如，从去年10月延宕至今，发生在加沙地区的那场将全球深度撕裂的冲突。
你有没有发现，出现在舆论视野中，站在当地废墟中央频繁发言的，居然不是冲突任何一方的负责人，而是——医生，而且他们看起来还都不是当地面孔。
这场正从眼前流经的历史洪流之下，正是我们今天要叙述的主角——无国界医生。
更准确地说，“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组织，是一个由一群法国医生和记者在尼日利亚内战后成立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从1971年到现在，这个组织已经走过53年。这个组织存在的目的非常单纯——哪里遇上天灾、疫病、武装冲突，“无国界医生”的成员就逆向奔赴哪里，致力为最需要援助的人减轻痛苦。从卢旺达到阿富汗，从也门海岸到海地，从西非埃博拉疫区到缅甸孟加拉边境的难民营……半个世界以来，“无国界医生”出现在你能想到的每一场历史级灾难中，仅仅在如今的加沙地区，他们就已经持续服务了24年。
也因此，“无国界医生”早在1999年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12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本由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集体创作的《无国界医生手记》。
12年来，收获了无数读者的热泪与赞誉，虽然早已绝版，但重版的呼声一直很高。
初看时觉得“文字过于平实”“配图也都是黑白的”，一旦看完后才被这种处处都充满了“不刻意”的真实震撼得久久说不出话……几乎是所有看过这本书的人的共同感受。
2024年，我们决定，将这本打出了8.6高分的《无国界医生手记》重新出版。此次的“重版”，某种程度上是对上一版《无国界医生手记》的“再造”，保留了一些或让人揪心、或让人振奋的过去的故事，也增加了11篇新故事。
增加的这11位作者，全部来自我国内地，有趣的是，其中一部分是受上一版《无国界医生手记》的鼓舞而选择加入这个团队，反映了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救援活动中的新现实。
首先，它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本残酷的书，尤其是附录中的那份《无国界医生的人道运动大事纪要》，堪称七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动乱史的简明提纲，非常直白地向你揭示了同一片天空下，苦难仍然如此大规模地存在。但《无国界医生手记》也是一本希望之书，执笔之人靠着自己心中微弱的理想主义之光，将自己的爱付诸实现，传递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理想和力量。正是这种“以无力之力呼吁，以不情之请请求”的方式，让这群人为人类兜住了底线。无国界医生简称“MSF”
“人类，本是我们共同的国籍，也因此，拯救他人的苦难就是拯救我们自己！”他们说。这是他们认为值得穿越千山万水，值得走进本不属于他们的天灾人祸的最大动力。他们信奉的唯一真理，是人道精神，是不分国界的救死扶伤和医者仁心。这是一本值得你备上几片纸巾，消耗掉几行热泪，静静读完的极具精神净化力的书。当然，《无国界医生手记》也是一本招募之书，无国界医生期待通过它，唤醒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因为“人道”从来不存在于口头与纸面，必须要靠人的实实在在的行动。1
无国界医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国际人道救援组织，在全球有6个行动中心，24个地区办事处。每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位救援人员，连同项目所在地聘请的超过3 万名本地员工，在约70个国家和地区里为武装冲突、疫病、自然或人为灾难的受害者，及被主流社会排斥而得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人们提供援助。国际救援人员当中，只有近六成的医生、护士和医疗辅助人员，其余的则是后勤人员。
作为中国内地的首位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潘渊，就是一名后勤人员。潘渊1997年毕业于云南大学计算机系，本来准备出国留学的他，通过一个在无国界医生任职翻译的朋友得知，无国界医生正在招一个短期翻译，需要到国内发生洪灾的地区工作。这段经历之后，潘渊就正式在无国界医生的昆明协调办公室做起了后勤工作，不久后又到无国界医生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各个项目去提供后勤支持，包括云南西畴县的饮水与卫生项目、怒江结核病项目和四川凉山性病治疗及艾滋病预防项目。2001年，在通过了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的考核和面试后，潘渊接到了前往苏丹加达里夫黑热病治疗项目的通知。潘渊，图片提供：潘渊/MSF
治疗点是一座“野地医院”，没有水，没有电。供水是靠无国界医生打的两口近50米深的水井，电则是来自每天运行6小时的破旧柴油发电机。有一次，他帮助修缮当地的政府医院，留意到20多米外一张床上的病人有点不对，走过去发现病人已经死了，干瘪的尸体散发出异味，张开的嘴巴爬满了苍蝇，尸体两旁的病床相隔只有30厘米，依然有病人安静地躺着，护士全然不觉。事后，当地同事安慰潘渊说，这种事情常常发生，类似的场景在很多乡村诊所里都属于“正常”：被疾病和饥饿折磨得几乎只剩下骨架的村民，等待药物的病患躺在冰凉的地板上，营养不良的小孩死在营养不良、无力哭泣的母亲怀中……对那里的老百姓来说，每一天都在和死神赛跑，生存是唯一的“事业”。
潘渊写下这份回忆，是希望能激起大家对生活在贫穷、战乱和疾病中的人们的关注，了解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的生活和工作；同时，也借此纪念那些为了医疗人道援助事业而献出自己的心力甚至生命的同事。每当我回想到这些同事的时候，他们的无私、勇气和义无反顾总是激励着我，让我不断告诉自己，要继续前行。
每当想到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我知道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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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淇，山东烟台人，与无国界医生的渊源可以追溯自第一版《无国界医生手记》的出版，在书中故事的感召下，如今他也成为了新一版手记的作者之一。
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之前，张凯淇在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工作过6 年。2019年，正式加入无国界医生以后，他作为后勤人员跟随无国界医生医疗队工作于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项目和塞拉利昂母婴医院项目。
如果说阅读《无国界医生手记》，让他不自觉地对这份工作镀上了一层英雄主义的光环，那么实地体验孟加拉罗兴亚难民营项目后，张凯淇才真正体会到傅雷先生的那句话：“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苦难。”
罗兴亚人是缅甸的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在缅甸若开邦生活，20世纪70年代起被缅甸政府拒绝承认公民身份，引发数次往邻近国家的大规模逃难，又屡次被孟加拉国遣返。作为内地的首位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潘渊早在2002年就对这里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如实描述，那时他所在的是一个能容纳一万人的难民营，难民既不被允许外出，也不能于营外工作，完全只能依靠援助。2017年8月，缅甸若开邦爆发冲突，又有数十万罗兴亚人逃亡孟加拉国，加上因过去的暴力事件而逃往孟加拉的20万罗兴亚人，滞留在科克斯巴扎尔区的罗兴亚人总数近90万人。到了张凯淇到来的时候，罗兴亚人的难民营已经扩张到了100万人的规模。“这里已经拥挤到人口密度超过了北京和上海人口最稠密的区。”他回忆道。在这里，没有一个正常的、我们能理解的社区和社会关系，人们在贫困中谋求生存，孩子们在一个畸形的社会中长大，许多人仍持续经历与暴力遭遇有关的身心健康问题。
一名17 岁的少年在无国界医生位于贾姆托利的诊所寻求精神健康护理。图片提供：Anthony Kwan/MSF这里所有的食物和医疗都完全靠国际援助，这里有很多小孩子却极少有学校，这里有大大小小百余家NGO在忙碌，但是依然看不到罗兴亚难民问题得到解决的希望，看到的只有越来越多的难民。在难民营项目上的时候，除了工作，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人员会努力让诊所看起来美好一点，每一个到达当地的国际员工都会亲手种下一棵树，等待着枝繁叶茂的那一天，张凯淇种下的是一棵松树。
张凯淇（前排左边）初到孟加拉国的项目时，种下一棵松树，希望与所有来到这里工作的人们一起努力让这里重获绿色。图片提供：张凯淇/MSF还有病房，他们亲手改造的通道，原准备作产科，后来改成“新冠”隔离区的新病房。但这一切，都建立在由竹篾和防水塑料布搭建的临时住所（或者叫窝棚）之中。2021年3月22日晚上，张凯淇离开孟加拉项目一年多后，一场大火导致大面积的巴鲁卡里难民营（孟加拉罗兴亚难民营的一部分，也是无国界医生诊所的所在地）被烧毁，大火导致至少15人死亡，400人失踪，45000人流离失所。这场大火，同样烧掉了他们的心血——无国界医生在巴鲁卡里难民营运营多年的诊所被彻底摧毁。本地的同事用绝望来形容这场大火。
大火破坏了成千上万户人的住所。无国界医生的一支队伍在火灾后第二天去往当地评估灾后人道需求。图片提供：Pau Miranda/MSF但是，绝望过后，是止步不前还是寻找希望？张凯淇说，无国界医生会选择后者。无国界医生在大火后迅速做出反应，在帐篷里建立起了临时诊所，恢复了多个科室的接诊服务。一场大火可以烧毁无国界医生的诊所，一场空袭可以炸毁无国界医生的医院（2015 年美军空袭无国界医生位于阿富汗昆都士的创伤医院，造成42人死亡），一群暴徒可以杀死无国界医生（2021年6月，3名无国界医生在埃塞俄比亚遇袭身亡）。“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毁掉我们的希望。”张凯淇写道。3
不同于以上介绍的后勤人员，刘一云博士是来自上海的重症医学科医生，在2020年10月全球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前往伊拉克巴格达的金迪医院参加无国界医生在当地的项目。
此前，她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已经工作9年，任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辞职之后，她决定投身前线，参与人道救援。
但在伊拉克的120天还是给她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2020年9月，伊拉克每天有接近4000例“新冠”新发病例，每周约500人死亡，30% 的病例都在巴格达，令当地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无国界医生的医疗队和卫生部门达成协议，在巴格达的一家教学医院（金迪医院）内开设新冠感染治疗病房，专门接收重症和危重症新冠感染患者。
但在当地，既没有重症监护这个专业，也没有ICU医生，刘一云在诊治患者的工作之余，还需要给他们组织课堂培训和床边培训。
即便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初到医院的时候，当地医院的条件还是让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金迪医院的新大楼，图片提供：刘一云/MSF
项目刚开展第一个月，收进来的每一个病人几乎都是在拖延了两周，在家或在别的医院救治无效后才来，重症死亡率是100%。每天早上，值班医生就会告诉她，昨晚又死了多少人。
有时，她甚至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如果我在和我不在，病人死亡率差不多，那我做这件事的意义是什么？”
而且病房的工作强度经常比她在上海时的工作强度还要大：上海医院的一个ICU有12名患者，而这里有24名患者，却只配了两名ICU 医生，和轮班的三四名当地医生。
刘一云（左）在金迪医院病房内查看患者状况，图片提供：Ghada Sfaan/MSF
最初的两个多月，她在病房每周工作6天，每天早上7点多从宿舍出发，8 点开始上班，中午有半小时吃饭时间，晚上6点半离开医院（无国界医生规定，国际救援人员不能值夜班），每周休1天。
即便休息的时候也必须24小时带着手机，值班的当地医生随时可能给她打电话，讨论患者情况，凌晨接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一位70 多岁的老太太在我们病房治疗了一段时间，最终却没能将她抢救回来。撤走抢救设备的时候，一大家子人就在病床旁围着老人嚎啕大哭。
起初，刘一云想和当地医生讨论患者的死因，但刚说了几句话，她就没办法说下去了，立即转身，快步走到病房外面一个无人的角落，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
那一刻，她的内心充满着对救不回患者的自责和无力，做了那么多努力，却无法改变结局。虽然在ICU工作多年，但刘一云从未在这么短时间内见过这么多的生离死别。
对她来说，“放弃”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似乎是医生的通病，我们总是会对救回来的患者觉得理所应当，对救不回来的患者耿耿于怀。”刘一云说。
- 写在最后-
如果我们对这群人来一个更为抽象的刻画，那么这份简短有力的《无国界医生章程》，或许就是最好的回答：
无国界医生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为身处困境的人们以及天灾人祸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提供援助。
无国界医生遵循国际医疗守则，坚持人道援助的权利，恪守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并要求在其行动中不受任何阻挠。
全体成员严格遵循其职业规范，并且完全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之外。
作为志愿者，全体成员深谙执行组织的使命所面临的风险和困难，并且不会要求组织向其本人或受益人作出超乎该组织所能提供的赔偿。
2024年版的《无国界医生手记》，反映了过去十多年，国人参与无国界医生国际项目的成果。未来会怎样？我们希望这本手记能在所有读者的接力中，不断更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