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自然之友（授权转载自《航旅》）

策划：《航旅》杂志，联络：中欧社会论坛

文/罗树 编辑：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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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梁先生应邀以“环境使者”身份赴三峡地区考察库区环境问题。

梁从诫和父亲、祖父，一家三代，都是传奇。

他的祖父梁启超，维新派的领袖，人所共知的政治家；父亲梁思成，著名的建筑学家，希望保全北京城古貌，又不能尽其意；到了他自己，晚年致力环保，十几年拼下来，最后也难称乐观，被人称作“失败的英雄”。

中国的环境恶化趋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从这一点来看，从1994年他主导建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算起，到2010年逝世，梁从诫奔走呼号17年的事业，算是失败。

然而果真失败吗？

人们公认，梁从诫向大陆输入的环保与非政府组织（英文简称NGO）这两大新兴概念，是领当时社会风气之先。中国人环保意识的从稀缺到普及，乃至如今致力于环保的组织和个人的涌现，无论如何少不了梁从诫的功劳。

如果抛弃实际业绩的短视眼光，梁氏一家三代，焉为失败？

1993年6月5日，北京西郊玲珑塔， 催生自然之友诞生的“绿色恳谈会”。

家风源远

梁从诫的父母梁思成和林徽因为人熟知。1932年，梁从诫出生于北京。幼童尚未长成，华北局势便日趋恶化，全面抗战已是一触即发。七七事变后，梁从诫跟随父母往西南逃难，国破家亡的岁月里，幼年的梁从诫终日和父母奔波在逃亡路上。他童年为数不多的回忆，就是在长沙暂居时，日机空袭结束，母亲林徽因在已成瓦砾的家中找炊具，他找积木。

对于还是孩子的梁从诫来说，那个多才多艺的诗人林徽因并不存在。有一张摄于1941年的照片：重病中的林徽因倚着一个大枕头躺在床上，梳着齐耳短发的梁再冰（林徽因之女）紧靠在妈妈身边，梁从诫头发剪得短短的，乖乖地坐在床前，眼巴巴地看着母亲。那时的林微因重病在身，面容削瘦，每天为一大家子的生计操持。她常常拖着病体，拿着酱油瓶去打酱油。莫说是他，恐怕跟林徽因再熟识的人，都不会把眼前这个家庭妇女和那个风华绝代的新月派诗人联系在一起。

在梁从诫的记忆深处，他与母亲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他问林徽因，如果日军占领了重庆怎么办？重病中的林徽因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条老传统嘛，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那一个人在重庆读书的我怎么办？”梁从诫问。

林徽因回答：“国之不存，怎顾得你！”

梁思成和林徽因虽然都留过洋，但本质上，他们还是和梁启超一脉相承，属于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为国为民的责任心。抗战前，夫妇二人走遍山野研究中国古建筑。新中国建立后，他们又为保护北京的城墙拼力抗争，梁思成更一度被吴晗批评至当面落泪。

“道之所至，虽千万人吾往矣。”梁氏夫妇的这种知识分子风骨的传承，对梁从诫影响甚大。他原本学历史，却在62岁的年纪改行，专做环保，跨度之大，令人惊讶。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如此评价：

“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说到底，他毕竟是个梁家的知识分子。

2002年7月，德国记者在办公室采访梁先生。

结缘环保

从诫这个名字，是梁思成所取，意在向宋代《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致敬，也是希望儿子能继承父母衣钵，进入建筑设计领域。

那时的他，的确想过要做一名设计师。1949年，17岁的他背着父母悄悄的设计了一幅国旗图案，并从全国应征的2992份方案中被挑出，作为最终候选的38个方案之一。

1950年，曾想与父母一样成为一名建筑师的梁从诫报考清华，但因两分之差未考取父亲当系主任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只能去历史系就读。为此，梁从诫还郁闷了很久。

梁从诫走出大学校门后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他先是被分配到云南教书，后来调回北京，在一家研究所工作，“文革”中被发配劳动。也就在这时，梁从诫的名字变成“梁三子”——批斗他的牌子上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没有父亲指导，也学会了一手好木工。

此后，直到十年浩劫结束，他才回到北京，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此时，由于改革形势的推进，中国的乡镇企业得以蓬勃兴起，这一新生事物受到各界热烈赞扬。然而一篇“另类”稿件却引起了梁从诫的注意。文章尖锐地指出：乡镇企业无计划、无节制地发展，将导致污染源的扩散；如不及时采取措施，迟早会发展为影响整体环境的严重问题。

梁从诫还注意到陕西博物馆研究员吴仁骧的一篇文章。文章讲述了历史、地理上的河西走廊，以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酒泉、轮台(现在都在沙漠中心)，作者认为这种沙化是人为过度采伐造成的结果。

人为砍伐造成沙化，在如今已是常识，在当时，却是鲜有人提出的观点。这两篇文章对梁从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这时起，他开始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

1993年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媒体报道说，当国际奥委会官员问及中国有无民间环保组织时，北京代表团不知如何作答。“我是不是也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梁从诫萌生了这样一个想法。

此时的梁从诫已于1988年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任职。1993年6月5日，正值世界环境日，在北京航天桥以西1公里的玲珑塔下，他召集40多名知识分子集会讨论问题。有人说，知识分子老是空谈，为社会做不了什么。于是他们觉得，西方的NGO（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何不也学着在成立一个NGO，做些对国家有用的事呢？

梁从诫为这个想法振奋，他借助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便利，为此奔波数月，在第二年的3月份，终于得以在中国文化书院属下新设一个分院，叫绿色文化书院，而它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自然之友”。

中国第一个环保NGO，就这么诞生了。

1997年7月2日，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出席在桂林举行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中国民间人士关于环境问题的圆桌讨论。

枝繁叶茂

梁从诫为创建“自然之友”而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时，还交了300元注册费。钱是从一个亲戚那里借来的。在1994年，对于一个靠工资吃饭的普通人来说，3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梁从诫已经下定决心，不管多难，也要把“自然之友”办下去，还要办好它。

“自然之友”的第一个志愿者，是梁从诫的夫人方晶。第一个办公室，就是两人的家。创办之初，“自然之友”所有的会议通知和信封都是手写。方晶包办了繁琐的事务性工作：贴信封，寄信——有的会员至今还保留着梁从诫的亲笔回信。那时候，梁从诫从出版社辞职，既没退休金也没公费医疗，在“自然之友”的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最初的几年，夫妇二人完全靠方晶一人的退休金维持生活。

“自然之友”以环境教育为重心。发传单、进课堂、开讲座……能想到的方式，成员们都想到了。成立初期，“自然之友”做的一个活动是“解救笼中鸟”。

北京养鸟的人多，据当时会员们的调查，北京的花鸟虫鱼市场每年可以卖出5万只鸟。成员们印制传单，大早上去公园，跟遛鸟的北京老爷们挨个发传单，告诉他们养鸟有违自然理念。不过可想而知，别人根本不搭理他们。没什么效果，大家未免灰心丧气。

梁从诫鼓励大家：“我们能干的虽少，不干就更遗憾。与其劝导，不如倡导。”“自然之友”开始组织观鸟小组、观植物小组等，尽可能的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如今，“自然之友”的观鸟活动已经名声在外。

成立第二年，在梁从诫的带领下，“自然之友”做了一件大事。

在云南西北地区，在滇、川、藏和邻国缅甸之间，保存着一片独特的原始森林群落，并成为世界级珍稀动物、仅存1500多只的滇金丝猴的重要栖息地。1995年，德钦县为解决财政困难，决定在这里砍伐一百多平方公里原始森林，而这片森林里，居住着200只滇金丝猴。

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家奚志农得知消息后，坐立不安。他开始为滇金丝猴的命运上下奔走，却毫无结果。地方上也有难处：“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了。谁要阻止我们，就先给我们钱吧。”

奚志农万般无奈。绝望之中，他找到了“自然之友”，梁从诫当即表态：“北京的我们，就是你们的后盾。”梁从诫发动会员，通过传媒界朋友向社会报道了事实，并直接向中央有关领导写信呼吁，获得了一位副总理肯定的批示。梁从诫还把奚志农本人的呼吁信转给了另一位中央领导，也得到了批示。德钦县不得不宣布停止对天然林的采伐，并因此获得了上级给予的巨额财政补偿。

现在回头看这件事，人们更能清晰的感受到它的意义。它是中国社会第一次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改变了生态环境为发展让路的命运，保住了一方净土。人们可以从中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为社会负责任的公民的力量。

此后，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越发积极主动，民间环保组织已经形成枝繁叶茂之势。为保护藏羚羊，阻止欧洲对藏羚羊绒毛的需求，1998年，梁从诫给来华访问的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并在当天获得回复；2005年4月，北京圆明园为湖底铺硬衬召开听证会，非政府组织代表被请到了国家听证会上并作了专题发言……

落叶归根

梁从诫是个直肠子。

有人评价他：“既不能领导别人，也不能被别人领导。”梁从诫说话往往直来直去，“自然之友”成立后，他更是如此。在很多场合，他是一个环境问题的揭露者。

有一次，他到四川西部一个县考察，县里有一个造纸厂，排出的污水好比酱油一般，有半公里宽，直接流入长江。吃饭的时候，县长向他敬酒，他对县长说：“这里的水跟酱油一样，你还好意思喝酒？”

在三亚，接待方再三提到“美丽三亚，清洁沙滩”，梁从诫却从沙滩上捡了一袋子垃圾。到吃饭的时候，他就放在座位下面。席间，三亚市的领导又说起三亚怎么漂亮、干净，他就把袋子拿出来：“市长啊、书记啊，这怎么解释？这是我刚从海滩捡来的。”

1999年，梁从诫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西方经济巨头，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待他说完，台下寂静无声，无人鼓掌，也无人回答。

……

那时，很多人以为，这个越老越来劲的老头子，似乎还能再风风火火的干个几十年，说个几十年，激情个几十年。

然而，梁从诫的内心却越来越沉重。还是在川西的那个县，他质问造纸厂的厂长：“为什么不关掉厂子？”厂长回答：“一个厂2000人，算上家属就是6000人，全县人口才几万。厂子关了，谁来养活这些人呢？”

梁从诫哑口无言。

“他的内心是悲伤的。他的悲伤来自于，他看到了太多中国环境方面的问题，然而很多时候，他是感觉到自己无能无力的。”“自然之友”副理事长康雪说，“他有一种深深的悲哀。”

“自然之友”小小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接待陌生的访客，带来有关污染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门求助。来自全国各地的求援信也都落在了梁从诫的办公桌上。我们就成了投诉站，开始梁从诫每封都回，慢慢的他却做不到了。他曾对“自然之友”发起人之一梁晓燕说：“信太多了，我时间不够了。但更重要的是，我即使回信，也不知道写什么了。”

在“自然之友”的最后几年中，梁从诫的干劲逐渐少了，他说话越来越谨慎，办事也越来越有顾虑。或许，他真的感到，在复杂的现实面前，他的呼喊，只是一种纯净的精神。它无比高尚，却又无比脆弱。

2006年，他骑车遭遇车祸，这使得七旬的他出门越来越少。很快，老年痴呆症逐渐夺走了他的记忆，除了老伴，他几乎很难认出昔日的朋友们了。只是当朋友们上门拜访，无论是谁，他一定会对对方说：“你是自然之友的会员。”

2010年10月，梁从诫悄然逝世。遵照他回归自然的心愿，人们把他的骨灰埋在北京市十三陵国际友谊林的一棵树下，梁从诫回到了大自然母亲的怀抱。

梁从诫说过：“我并不能爱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我正是因为爱这片土地，爱这个民族，所以我对很多事情非常反感，但我并不能因此抛弃它。我想这就是我从家庭继承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吧。”

如他所言，这是我们的国家，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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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梁从诫先生的生日。愿我们继承他的遗志，不忘初心，为中国环境的改善和自然保护而尽自己的心力。如果你也关心环境，你也曾被梁先生的经历感动，请和我们一起携手，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如果，您有什么话想要对梁先生或自然之友说，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常去梁先生墓前祭扫，可以替您带到。如果您愿意，我们也希望将您的留言和朋友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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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注册成立于1994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20年来，全国累计超过2万人的会员群体，通过环境教育、家庭节能、生态社区、法律维权以及政策倡导等方式，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守护珍贵的生态环境，推动越来越多绿色公民的出现与成长。自然之友相信：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必能带来环境的改善。

截至目前，自然之友在北京拥有三个工作实体，在全国15个城市分布着17个会员小组，并依托具体业务推动建立了多个跨机构的行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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