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明代藏传佛教 （二）
三、明代治藏政策
公元1368年秋七月，朱元璋领导的，由徐达、常遇春指挥的南方义军攻入元朝首都——大都城，蒙元王朝皇帝妥懽帖睦尔率领部分官员和宫廷内眷仓惶北撤，遁入蒙古大漠。这样，大明王朝正式揭开新的历史一页，是为洪武元年。朱元璋起自草莽，当过沙弥，虽已坐“龙廷”，常以自己平民出身而自豪：“孤，淮西布衣”，也经常挂在嘴上。的确，下层的平民生活和战斗的风霜，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久战沙场，削平群雄，但蒙古精锐军旅仍虎踞北方，是为劲敌。既确定了新王朝战略上的对立面是北方，乃以重师扼守幽燕，并派自己最具才雄的儿子朱棣，以燕王身分统领军政大权。对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西番、乌斯藏），则采取了招抚和安辑的方针，这就是明朝开国之初的治边、治藏的政策。
洪武二年（1369年），“太祖定陕西，即遣官赍诏招谕[西番]，其酋长皆观望。”于是，采取了军事上的配合行动，然后，“遣员外郎许允德招之”，“乃多听命”。由于以邓愈将军为首的西征大军，击溃了蒙古守军，克临洮西进，越陇山、下河州的强有力的声势影响所及，而许允德又是富有经验的民族工作官员，两度深入藏区，远访边陲，宣谕新朝旨意，收抚藏族头领，打消这些藏族头领的顾虑和犹豫，使之决心归顺新朝，成绩显着。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人，以元封金银牌印宣敕诣明军前请降。《明实录》载：
镇西武靖王卜纳剌率吐蕃诸部来降。
到了洪武六年（1373年)，“诏置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基本上确定了藏区的行政构架。“以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凡六十人。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至是，喃加巴藏卜以所举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来朝贡，乞授职名。”乌斯藏（西番）的事务，有了很好的进展，可以说招抚和安辑藏区的工作是顺利的，成绩是显著的，“不劳师旅之征，其效职方之贡”（洪武诏书语)。另一方面，朱元璋深知元朝崇信喇嘛，尊为帝师的故事，也知道佛教信仰在民间、在地方都很有影响，先后派遣了宗泐、克新、智光三位汉僧以他的私人代表身分进行疏通，寻求藏族宗教界的支持。（《明实录》）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癸亥“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域招谕吐蕃，仍命图其山川地形以归”，就是讲的这件事。再看看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二十四日发出的一道白话诏书——《谕西番罕都必喇等诏》：
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今使差人将俺的言语去，开与西番每知道：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送将来时，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教西番每知道。俺听得说你每释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的勾当，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时节呵，俺每礼拜着将差发敬将来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着军马到你地面里来，你众西番每知道者。[1]
这一篇白话诏书，十分朴实有趣，完全是那位“淮西布衣”的口吻。诏书中的口气、神情、气度，活脱衬出朱元璋爽朗、率真的性格。诏文中值得注意的是对待宗教信仰问题：朱元璋一方面说:“你每释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的勾当，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尊重并鼓励西番们从事佛事、布施，认为那是“十分好的勾当”；另一方面却站在执掌政权的高位上说:“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形同威胁。因为朱元璋当过皇觉寺小和尚，寺院生活的经历使他对于宗教的作用与群众的关系了解得清清楚楚，他把“修再世”和“度今生”结合起来考虑，鉴于前朝对喇嘛一味崇信的失误，便放弃元朝对喇嘛和喇嘛教的那一套政策，自已制定另外一套办法。《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传》说：“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这是不错的。《明实录》载，后来在正德年间，阁臣梁储露了政策的底线：
西番之教，邪妄不经，我祖宗虽尝遣使，盖因天下初定，籍以化导愚顽，镇抚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
事实上，朱元璋的政策界限很严，他绝对不允许重蹈元宫廷的覆辙，对于番僧、喇嘛只是作为招抚、安辑政策的桥梁，没有过分的谄敬和迷恋。明人刘辰《国初事迹》记逸事中说：
太祖尝使人察听在京将官家，有女僧诱引华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太祖怒，将二家妇人及僧投之于河。[2]
可以说洪武之世，对喇嘛和喇嘛教的态度是一贯严肃的。变化是从永乐帝开始的。《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传》：
有僧哈立麻者，国人以其有道术，称之为尚师。成祖为燕王时，知其名。永乐元年，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赍书、币往征。
永乐皇帝是用非常手段夺取政权的，他驾下聚集了一批各色俊杰、鸡鸣狗盗之徒，包括僧侣和方术之士，设谋献策，广有信息。西番喇嘛哈立麻的大名早已知道，即位之初，立即派人去邀请，《明史》解释说：“帝以番俗惟僧言是听，乃宠以国师诸美号，赐诰印，令岁朝。”《明实录》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乙丑载：
遣司礼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盖上在藩邸时，素闻其道行卓异，至是遣人征之。
与上引《明史》材料相符，侯显作为宦官，在永乐帝身旁伺候。而永乐帝起用身边内侍宦官代表皇帝出使，也是全新的措施。侯显，《明史》卷304有传，附在《郑和传》后。近人马旭根据《安多政教史》、《洮州厅志》、《临潭县志稿》及侯显墓残碑资料，考得侯显是藏族，出生于今甘肃省临潭县流顺乡寺底下村，至今临潭县尚有侯家大寺，系明宣宗时始建。[3]永乐帝知人任事，由藏族人、当过喇嘛的侯显出使，往征哈立麻（噶玛karma，西藏佛教噶举派下重要支派)，到了永乐四年（1406年）十二月，顺利完成任务，将哈立麻等一批藏族宗教领袖请到南京觐见。那是一件大事，永乐皇帝用极不寻常的举动安排接待的仪注。《明实录》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载：“尚师哈立麻至京，入见，上御奉天殿。”永乐四年十二月庚戌载:
宴尚师哈立麻于华盖殿，赐金百两、银千两、钞二万贯、彩币四十五表里，及法器、茵褥、鞍马、香果、米、茶等物，并赐其徒众白金、彩币等物有差。
永乐五年（1407年）正月甲戌载:
赐尚师哈立麻仪仗：牙仗二、瓜二、骨朵二，幡幢二十四对、香合儿二、拂子二、手炉三对、红纱灯笼二、鮀灯二、伞一、银交椅一、银脚踏一、银水罐一、银盆一、诞马四、鞍马二、银杌一、青圆扇一、红圆扇一、帐房一、红纻丝拜褥一。
这种富贵荣宠都是空前的，好一派钟鸣鼎食的气势。永乐五年二月庚寅载：
尚师哈立麻奉命率僧于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竣事，赐哈立麻金百两、银千两、钞二千锭、彩币表里百二十、马九匹。灌顶圆通善慧大国师哈师巴啰葛罗思等各银二百两、钞二百锭，彩币十、马三匹。余徒众赐赉有差。
永乐五年三月丁巳载：
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彩币、织金珠袈裟、金银器皿、鞍马。命其徒孛隆逋瓦桑儿加领真为灌顶圆修净慧大国师；高日瓦领禅伯为灌顶道悟弘济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弘智净戒大国师，皆赐印、诰、银、钞、彩币等物。宴于华盖殿。
西番僧人受到荣宠，至此已臻极点，封号长达33个字，所赏赐的金、银、钞、彩币和各种用物仪仗真正是富埒王侯。永乐六年四月庚子载：“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赐白金、彩币、佛像等物，仍遣中官护送。”这不过开个头，永乐帝接着派出中官杨三保、关宝等，召请西番喇嘛中其他教派领袖，如萨迦派的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辛巳载：
命尚师昆泽思巴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宣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赐诰、印并袈裟、幡幢、鞍马、伞盖、法器等物。
此前，永乐五年三月丁卯载：
封馆觉灌顶国师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灵藏灌顶国师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国师号悉如故，俱赐金印、诰命。
再前，永乐四年三月壬辰记：
遣使赍诏封乌思藏帕木竹巴吉剌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螭纽王印，诰命，仍赐白金五百两、绮衣三袭、绵绮五十匹、彩绢百匹、茶二百斤，其所隶头目并必力工瓦国师大板的达律师锁南藏卜颁赐彩币、衣服有差。
永乐十一年五月丙戌载：
命哲尊巴为灌顶圆通慈济大国师，必力工瓦端竹坚藏为灌顶慧慈净戒大国师，日托巴罗葛啰监藏为西天佛子灌顶净慈弘智广慧大国师，赐以诰、印。封领真巴儿吉监藏为必力工瓦阐教王，南渴烈思巴为思达藏辅教王，俱赐印、诰、彩币。
永乐十三年（1415年）四月庚午载：
命尚师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慧慈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诰命。
至此，永乐帝已完成了他制定的新的治藏政策——“多封众建”、“尊崇僧徒”的实施计划，所谓明封八王，即三位法王（大宝、大乘和大慈[4])、五位世俗王（阐化、阐教、护教、辅教和赞善)大多在永乐帝手中完成。对藏族佛教中各宗派、各地区的领袖都一一作了妥善安排。可是，必须注意到这些活动都是皇帝一人统驭处理，不许其他任何人插手，《明实录》永乐六年十二月丙戌载：
敕晋王济熺曰：近者西番乌思藏阐化王奏尔以青锦、纻丝遗之。春秋人臣无外交，所以远嫌别疑，防微杜渐也。尔为国宗藩不能恪守宪度，前与西番互市矣，今复不改，亦何恃而然！作福作威，人君大柄，尔以物赐外蕃，则是以国王行天子之事矣，戒之，慎之，不宜复尔!
永乐七年闰四月丁巳载：
赐肃王木英书曰：得奏必力工瓦国师等馈方物，令长史司受以俟命，已见忠实不欺之美。昔春秋致谨外交，所以防微杜渐。今既以相馈，宜姑受之，后来亦宜拒绝。庶免小人谗间，而贤弟永保令名于无穷矣!
永乐皇帝将西番、乌思藏地方的民族、宗教关系提到国家机密的高度，以觇其重视。继永乐皇帝之后，他的继位者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诸朝，基本上萧规曹随，按着永乐皇帝的“祖宗成法”去做。可惜，他们都没有永乐皇帝那样的雄才大略，只是有权而无才，因而对藏事安排逐渐懈怠下去，只有用更多的封号、赏赐去笼络喇嘛，让更多的喇嘛在内地参与社会活动。这样，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来到内地传布，就与中原文化不断地发生撞击、冲突和融合、变化，形成一种特异景象。《明实录》成化四年（1468年）四月庚戌载：
西僧以秘密教得幸，服食器用潜拟王者，出入乘棕舆，卫卒执金吾杖前导，达官贵人莫敢不避路。每召入大内诵经咒，撒花米、赞吉祥，赐予骈蕃，日给大官、酒馔、牲饩至再，锦衣王食者几千人。中贵人见辄跪拜，坐而受之。法王封号有至累数十字者。
这是言官们的意思，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
及至1506年，武宗正德皇帝继位，这位皇帝与众不同，对异族文化有十分强烈的兴趣。谈迁《国榷》卷49纪录:“时上好异，习胡语，自名忽必烈（Qubilai,英武之王)，习回回食，自名沙吉敖烂（shah-igrlan少年王），习西番教，自名领占班丹。”他在15岁上继位入统，史学家还夸他：“武皇帝睿智性生，临朝或有纠奏，或罪或释，酬应敏甚，作诗挥笔而就。”何乔远在《名山藏》卷21中也说：“帝在东宫勤于学问，践祚之后，犹未尝辍。”可是，他对于异族文化的兴趣，却被错误地导向性放荡的泥潭中去。《明实录》正德二年（1507年）十二月辛卯载：
锦衣卫都指挥同知于永致仕，特许其子承袭指挥同知。永，色目人，善阴道秘戏，得幸于豹房，左右皆畏避之。又言回回女晢润瑳粲，大胜中国，上悦之。时都督昌佐亦色目人，永矫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十二人以进。又讽请召侯伯故色目籍家妇人入内教之。内外切齿，后，上欲召永女人，永以邻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惧事觉，乃求致仕。
年轻的皇帝玩上了瘾，在宫禁西华门内搞了一个豹房，由番僧大喇嘛传授密法。《明实录》正德十年（1515年）二月戊戌载：
是时，西番僧得幸豹房。绰吉我些儿辈，出入豹房，与诸权贵杂处。是时，上诵番经，崇尚其教，尝被服如番僧，演法内厂。
这样玩的还不够，干脆以皇帝之尊去做一名“法王”。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荒唐滑稽的事，《明实录》正德五年（1510年）六月庚子载：
命铸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金印，兼给诰命。大庆法王，盖上所自命也。及铸印成，定为天字第一号云。
皇上当法王，一时高兴，但究竟不能住到寺庙里，就找一个替身领占班丹充当。于是，这位替身的大庆法王获得“行童度牒三千，所自收度”的优待。这时，社会上充斥着的番僧、法王、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喇嘛，招摇过市，远远超过了元代。朝廷封授的名号浮滥之极，仅就王、法王一级，可开列如下：
大宝法王 得银协巴（哈立麻）永乐五年封
大乘法王 昆泽思巴 永乐十一年封
大慈法王 释迦也失 宣德九年封
护教王 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 永乐五年封
赞善王 著思巴儿监藏 永乐五年封
阐化王 吉剌思巴监藏巴思藏卜 永乐四年封
阐教王 领真巴儿吉监藏 永乐十一年封
辅教王 南渴烈思巴 永乐十一年封
大智法王 班丹札释 景泰三年封
大善法王 沙加 景泰七年封
大济法王 领占竹 成化十七年
大应法王 札实巴 成化四年封
大悟法王 札巴坚参 成化四年封
大善法王 星吉班丹 正德十年封
大德法王 绰吉我些儿 正德十年封
大觉法王 著肖藏卜 正德四年封
大通法王 智光（汉人) 天顺四年追封
法王 镇南监参 成化二十年封
法王 乳奴班丹 成化二十年封
法王 结斡领占 成化二十年封
法王 札实坚剉 成化二十年封
法王 著癿领占 成化二十二年封
法王 朵儿只巴 成化二十二年封
法王 卜剌加 成化二十二年封
法王 端竹领占 成化二十二年封
法王 札巴藏播 正德五年封
法王 那卜坚参 正德五年封
法王 乳奴领占 正德五年封
法王 舍剌扎 正德五年封
法王有特殊称号者12名，无特殊称号者12名，连同地方5王，共封了29名王、法王的王爵。封授的高潮为永乐、成化和正德3个时期。嘉靖皇帝登极以后，颇有一番改革之意，对于武宗正德年间滥用番僧、秽乱豹房的事，一一追究责任。《明实录》嘉靖二年（1523年）闰四月乙巳载乔宇等奏：
陛下登极诏书首正法王、佛子、国师、禅师之罪，搜访内府宫观出入诱引之人，裁革善世、真人爵号及新建寺宇尽行拆毁，邪正之辨，了然甚明。
正德皇帝临终遗旨：“豹房番僧俱放遣。” 《明实录》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壬寅载，嘉靖继位后下诏：
正德元年以来传升、乞升法王、佛子、国师、禅师等项，礼部尽行查革，各牢固枷钉、押发两广烟瘴地面卫分充军，遇赦不宥。近日奏讨葬祭，一切停革，其中有出入内府，住坐新寺，诱引蛊惑，罪恶显著，现在京者，礼部通查明白，锦衣卫还拿送法司，问拟罪名，奏请定夺。
不过嘉靖皇帝又是一位迷信方术、酷崇道教的人，对于佛教，尤其是对喇嘛教的打击，也只是站在道教徒立场去分什么邪正而已。喇嘛教经过这一次冲击以后，逐渐转入正常的文化传播领域中，去看守属于喇嘛教的寺庙，参与一般的佛事活动。
说到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拉回原来的话题：《金瓶梅》中何以有喇嘛法事的描写?以上就是其社会和历史背景。
还有一段余话: 三宝太监郑和，声名显赫，识者均以为郑和为云南人，回回。今见到《佛说摩利支天经》永乐元年（1403年）姚广孝题记:“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尽矣。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祭未秋八月廿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邓之诚《古董琐记》的“郑和印造大藏经”条中云：“丁亥春，冀县李杏南得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七，后刻题记云：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吒释，印福吉祥……”[5]可见在明初内监，居然也取个番名速南吒释，对音应是bsod nams bkra shis，译为福善、福吉祥均可，意味着喇嘛教的影响已经在逐步扩大，进入了宫廷。也许取个番名时髦吧! 傅维麟《明书》记录一则笑话:一日散朝后，翰林侍读李继鼎问同僚:“君等知‘唵嘛呢叭咪吽’六字真言之意何解?”皆曰：“不知”。李曰：“我知，实乃‘俺把你们来哄’也。”众大笑。从中亦可了解，当时儒家缙绅对密教的讥刺。
附记：
(1)本文所引《明实录》资料，系根据《明实录藏族史料》一书。该书是结合梁鸿志抄本和北图本辑录、汇编而成。
(2)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先生《中世纪西藏史研究》一书惠我良多，谨表谢意。
（原载王尧：《水晶宝鬘——藏学文史论集》，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
[1]《明太祖文集》卷1。
[2]另见《万历野获编》卷27“女僧投水”，与此略同。
[3]马旭：《从僧人到外交家——论藏族领袖人物侯显》，《西藏研究》1993年4期。
[4]事实上由于对新兴的宗喀巴所倡导的佛教改革派的力量还估计不足，只给了黄教领袖如上永乐十三年的“西天佛子大国师”的封号。到了下一位皇帝，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庚申，“遣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濙持节封释迦也失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净般若弘照普应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
[5]《古董琐记》合订本，第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