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兰陵笑笑生与兰陵

敬请关注➤├▷ 李子有毒

兰陵笑笑生所著《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数百年来屡禁而不绝，影响之浩大，在其思想和艺术生命力被文学理论界视为与《红楼梦》价值等身。就《金瓶梅》而言，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公开评价《金瓶梅》，称其是一本好书，“不可不看”。鲁迅称赞《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郑振铎说：“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如此之旷世之作，它竟与兰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这部辉煌而不朽巨著的作者竟然是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何许人也？至今这个谜底尚未解开，乃至众说纷纭；但不管怎么说，《金瓶梅》一书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它确定无疑与兰陵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兰陵自公元前256年楚国设县始名，经过2200多年的发展演进，已经不是单纯地理行政区划概念，重要的是融入了以荀子思想为精髓的儒家文化、兰陵美酒文化、兰陵运河文化等文化诸元，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特色鲜明、内涵丰厚的符号与标识。不论兰陵笑笑生是谁，关键是他在署名中嵌进具有“圣地”之称的“兰陵”一词。使得《金瓶梅》与它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了特定的方向与意蕴。

笔者作为一名本土地方史志工作者，这里不必执意探究兰陵笑笑生的身事之谜和对《金瓶梅》的“两性”（思想性、艺术性）评判，只取“金学”专家们关注“兰陵笑笑生《金瓶梅》与兰陵”的探析之倪端。或许从以下几个方面会给人启迪与认知：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把《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还给兰陵

明末，《金瓶梅》横空出世，自此，该书作者兰陵笑笑生伴随而来成为金学研究者难以揭开的谜底。不过“金书”署名仅仅“笑笑生”三个字的话，有可能引不起古今文学理论界笑笑生是山东或兰陵（包括峄城）人的纷争。然而，笑笑生之前镶嵌“兰陵”二字，《金瓶梅》或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必然联系不能不成为关注兰陵文化的方家学者们的焦点和心结。

临沂大学已故教授、著名作家王汝涛在《把“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还给苍山兰陵》（以下简称《兰陵》）一文中强调：兰陵笑笑生就是兰陵笑笑生，不必拉大小名仕来充数；笑笑生是兰陵人。王先生在《金瓶梅作者考》《金瓶梅与兰陵笑笑生》专著中，均以大量的论证资料，认定“金书”与兰陵的关联。尤其是《兰陵》一文在《临沂师专学报》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南开大学教授朱一玄，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徐振贵，泰山学者、研究员周郢等数十名专家学者，对《兰陵》中的观点给予充分肯定或认可。

徐州教育学院教授张远芬先生，根据书中的方言、俚语、自然与生态特色、地方特征以及作者生平身份、阅历等相关资料，经过综合考证，发表了专著《金瓶梅新证》，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明代兰陵（峄县）文豪贾三近。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和肯定。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世昌教授致信张远芬称赞：“已拜读全文（指《金瓶梅新证》），我想您的说法完全可信。这个公案得到初步解决，可息四百年来之争。”台湾著名学者马森认为：张远芬所考证的贾三近的生平事迹，以及宦游处所，人生经历、习脾嗜好、著作目录等，使人觉得兰陵的贾三近实在是最接近兰陵笑笑生的一个人物。

复旦大学教授黄霖于2014年“第十届（兰陵）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期间，在谈话中明确指出：“认真研究荀子和研读《荀子》32篇，就会发现《金瓶梅》与前者的文脉相承。《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兰陵令荀子的好学生，能够把荀子的‘性恶说’阐发地最深刻、最生动地莫过于《金瓶梅》。”黄霖先生的这一表述，充分强调了“兰陵令”荀子这位先秦“后圣”和明代文学巨擘“兰陵笑笑生”的兰陵渊源。

这对于关于兰陵笑笑生的本名迄今已有王世贞说、贾三近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徐渭说、王稚登说等等又入木三分。

这些年来，关注《金瓶梅》和兰陵笑笑生的本土专家学者，他们对“把《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还给兰陵”的呼声推向新高：兰陵籍学者、江苏师大教授孙天胜撰文“兰陵笑笑生是兰陵人”的提法，本土专家刘开《金瓶梅与鲁南方言》、焦子栋《圣地后的媚魅二影》、王毓久《金瓶梅作者之我见》等等，均从不同角度阐发或论证了《金瓶梅》和作者兰陵笑笑生根植兰陵的事实。

让兰陵笑笑生回归兰陵的缘由

如今在笔者看来，兰陵笑笑生既是一位创造文学巨著的伟大工匠，400年来又被演变成为一个历史文学形象。让他回归兰陵，从《金瓶梅》中可以找到以下最基本的缘由：

一是《金瓶梅》中的鲁南人文地标。人文地标代表着一块地域的积淀，流淌着千百年文化的热血。不仅是一处美景名片，更是人文精神的凝聚。兰陵县地处鲁南苏北交界地带，境内河道如沂河、泇河等皆为古运河邗沟的北延，现在叫做中运河水系。邗沟又通过长江又与江南运河网系联通，再加上春秋时越灭吴，战国时楚又灭越，故在战国晚期，楚国兰陵已可以通过水路与江南吴越之地发生诸多联系，成为中国古代北方陆路与南方水路的交汇点与承接点，是一处商贾云集的水陆码头。春秋时吴、越二国北上中原争雄称霸，南朝时刘裕北伐皆以兰陵之地为桥头堡。隋唐大运河及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更让兰陵的交流交通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

上海政法学院孙超教授在《论“金瓶梅”中的山东文化素》一文指出：“《金瓶梅》中的‘山东清河’是座幻城，‘山东运河’亦是一条艺术写实之河；而山东兰陵作为文化素不仅有来自《金瓶梅》文本的大量依据，更重要的，它是笑笑生情有独钟的寄寓诗魂之地。为深刻理解《金瓶梅》的文学特性与其文化母体之关系，我们应该重视对其文化素的考察。”笔者亦认同，自从欣欣子透露出是“兰陵笑笑生”创作了《金瓶梅》，透过这一化名去揭开作者真面目的考索就没有停止过。从文化素的角度言，兰陵最早始于战国时期楚国所设“兰陵县”。早期的“山东兰陵”文化是齐鲁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融合的结晶。两汉以迄明清，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运河文化在“山东兰陵”交汇，使其成为一个南北文化融合的典型地域。笑笑生作为“兰陵人”，深受这一文化的儒染，而《金瓶梅》多种方言、多地民俗及多元文化交融的特点正肇基于此。

史书记载，兰陵作为郡望之地，自战国以来几乎生生不息，作为行政区划或人文地标屹立不衰，滋润着一片文化绿洲。

二是《金瓶梅》中的兰陵风情民俗。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强调：“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这几门姐妹科学一样，都是近代产物。”被视为“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在考察了当时社会风俗、习惯后，写出了许许多多当时的民俗事象。正如评论家张竹坡所说：《金瓶梅》是一部形象化的嘉靖、万历史，一幅明朝中叶的人情风俗图，这就是《金瓶梅》的价值。

临沂大学教授曲文军撰文《“金瓶梅”鲁南民俗考证六题》认为：在《金瓶梅》的作者尚未有最终定论之前，从作品中的民俗资料入手进行钩沉探索，不失为破解作者籍贯之谜的重要方法之一。作者对《金瓶梅》中的“埋衣胞、四色礼、破孝、打瓜子、靠山桌面儿、鳖棋儿”六则民俗内容进行了考证。

比如：《金瓶梅》第30回曰：“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脐带，埋毕衣胞，熬了些定心汤，打发李瓶儿吃了。”“衣胞”是指母体内包裹婴儿的胎盘。鲁南人处理衣胞的方式，正是兰陵笑笑生所写的“埋”。而临沂地区男孩的胎衣一般埋在磨盘底下，女孩胎衣埋在栏圈里。“四色礼”，临沂人在定亲或至亲应酬交往中，往往用“规格”较高的“四色礼”。《沂蒙文化发展研究·沂蒙民俗》曰：“鸡、鱼、肉、粉皮”称之为“四色礼”。《金瓶梅》第63回：“爹又使他跟贲四换绢去了。嫌绢不好，要换六钱一匹的破孝。”“破孝”实际上是丧主与亲友们共同参与的行为。在临郯、兰陵一带，至今仍有破孝的习俗。《金瓶梅》第24回：“宋蕙莲正和玉箫、小玉在后边院子里挝子儿，赌打瓜子，顽成一块。那小玉把玉箫骑在底下，笑骂道：‘贼淫妇，输了瓜子，不教我打’。”“打瓜子”是鲁南民俗中游戏，具体实施程式：赢者一手拉过输者的手，攥其四指，仅露出手掌和手心，然后赢者用另一只手拍打输者的手掌，又称之为“打瓜儿”。举凡儿童有输赢的嬉戏、弈棋等活动，常以打瓜子“惩罚”输者。《金瓶梅》第80回，西门庆死后，应伯爵等七人凑七钱银子摆祭礼，除了得到二尺孝绢之外，“到明出殡山头，饶饱食一顿，每人还得半张靠山桌面儿来家，与老婆孩子吃著两三日，省了买烧饼钱。”“靠山桌面儿”即鲁南人喜爱的面食——锅饼。在临沂、兰陵一带，锅饼有着固定的规格和份量。一般五斤白面做一个，直径一尺二寸，厚一寸二分。一个锅饼要烤半个多小时。鲁南民俗，贺喜他人乔迁新居时亦可用锅饼。临沂至今仍有抱一个锅饼与人“温锅”的习俗。《金瓶梅》第83回：“一日，八月中秋时分，金莲夜间暗约敬济赏月饮酒，和春梅同下鳖棋儿。”“憋棋儿”又叫“憋死牛”或“憋死驴”。棋盘为“区”字形，“区”字右边两个锐角之间有一个圆圈，称之为“井”。被憋得无路可走的“牛”或“驴”只得跳井，称之为“老牛（驴）跳井。”

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举。即此足以证明兰陵笑笑生是非常熟悉鲁南地区的风情民俗的，他应该是鲁南兰陵人。

三是《金瓶梅》中的兰陵方言。《金瓶梅》是一部具有方言色彩的小说，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汇。《金瓶梅》多用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熟稔地运用土语、谚语、歇后语等方言词汇，溶铸成“一篇市井的文字”。其语言在汉语发展史和白话小说发展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语言研究因之成为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兰陵本土学者王毓久《“金瓶梅”作者之我见——传说与档案的印证》一文，从《金瓶梅》中的兰陵方言等方面举证，强调兰陵笑笑生是兰陵人。比如：《金书》中叙述摊煎饼，第一个煎饼因鏊子凉又新擦了油，便摊成了“滑塌子”。比如，第23回有这样一段描写：惠莲受了潘金莲的戏弄心中十分恼火，正巧狭路相逢遇着西门庆，惠莲道：“你好人儿，原来是个大滑答子货”。兰陵人引用于男女斗趣便说：“你这个滑塌子货”。这类语言，不吃煎饼的地方创造不出来，吃大米的江南绝对没有。“大滑答子”，是指烙第一张煎饼时，鏊子上的油不热，这张饼烙不好，只能放在一边，因此，叫“滑答子”，引申为骂人话，是指这个人不成器，没有能力。《金书》中类似的兰陵方言比比皆是：

1.老鼠尾巴长疮，有脓也不多。2.远亲不如近。3.婆儿烧香，当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尽各自的心。4.你来瞒我，我饶不了你。5.戏台底下掉眼泪，替古人担忧。6.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又不隔从。7.狗咬尿泡空欢喜。8.你躲滑儿，我偏不放过你。9.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10.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11.咸菜醃的苦不丁的咸。12.好心当成驴肝肺。13.你拿我煞气。14.一替两替，请他也不来。15.苍蝇不钻无缝的鸭蛋。16、随问谁也辩他不过。17.登时肚里生疼，煎汤吃下去。18.约有两顿饭时。19、见李瓶儿躺在床上，面色腊渣黄了。20.他屋里的丫头亲口说来，又不是俺们葬送他。21、往常家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来了。22.那日也该当有事。另外，还有一些这样的词语，如“趁”“着（将）”“捣”“投”“响”等等，在鲁南兰陵都有特殊的用法，而《金瓶梅》作者也常常用到。

方言是一个地方的母语，代表着一个地方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金瓶梅》中的兰陵方言似乎告诉了什么？四是《金瓶梅》中的兰陵饮食。真是“民以食为天”！《金瓶梅》好像是一本吃货指南，纵观全书一百回，真是每一回都有吃喝，但却不一定每一回都有性描写。

比如《金瓶梅》开篇描写的两场饭局，颇具有代表性。比如：先是玉皇庙内西门庆十兄弟结拜：“不一时，吴道官又早叫人把猪羊卸开，鸡鱼果品之类整理停当，具是大碗大盘摆下两桌。”可以看到，发迹前的西门庆结交的狐朋狗友，基本上张嘴不离吃喝，而且需要猪羊鸡肉等新鲜肉食加以辅佐，才称得上一顿。

在另一边，武大郎终于见到失散多年的兄弟武松，也是摆下一桌酒饭款待，吃的也“无非是些鱼肉果菜点心之类”。武大郎仅仅是一个卖炊饼的小贩，财力上当然无法和西门庆相比，但在吃的问题上，内容却是差不多的。

小说第二十二回描写了西门庆所吃的一顿早餐：“两个小厮放桌儿拿粥来吃。就是四个咸食，十样小菜儿，四碗炖烂：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

到了中午，吃法又是一变：“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湾湾的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煠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晒鸡。第二道，又是四碗噶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煠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清华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即化（干嘛都是入口即化），骨刺皆香。西门庆将小金花杯斟荷花酒，陪伯爵吃。这些做法、吃法，吃相、菜肴几乎都是兰陵饮食文化的描摹、凸显或折射。

愿兰陵笑笑生归根兰陵成为必然

对于《金瓶梅》和作者兰陵笑笑生的研究，欣慰的是让人看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冷静介入，平心攻关；客观的结果，初露倪端。笔者期待这样一个事实：愿兰陵笑笑生归根兰陵的必然！但也不会无比地牵强附会，到头来总得事出有因。

兰陵籍学者李汉举在《“金瓶梅”与兰陵文化研究》一书指出：“兰陵”作为地名，本来无需对其做出意义上的解读，它是一个地域概念。但是，作为《金瓶梅》作者的乡贯就和作者产生了联系，即这个地域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与作者产生了联系。不论这个联系的程度大小，都不能否认作者与这个地域的思想文化有了血脉牵扯。作家的创作是其思想文化的体现和表达，而作家又会受到其生存地域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此，这个地域的思想文化就会通过作家这个媒介影响到他的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兰陵”也就与《金瓶梅》有了思想文化的联系，或者说“兰陵”的思想文化就会在《金瓶梅》中有所体现和反映。因此，“兰陵”也就有了意义解读的可能。这种解读的可能，对于神秘莫测的笑笑生及其《金瓶梅》来说，更加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在认定“兰陵”地域概念的前提下，展开思想文化上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基于这样的理解，把两类对“兰陵”的解读结合起来，才会得出更加合理的阐释。以这样的思路再反观兰陵寓指之意义，许多问题就豁然开朗，容易理解得多。

笔者以为，以上李汉举博士的这段精辟阐述，不是一种个人感情色彩的流露，而是一位学人的客观评述。并且这种观点与张远芬教授的睿智、王鼎钧先生的卓识相得益彰。

张远芬教授《兰陵笑笑生，笑在“论语”中》一段文字意味深长：我想，一个作家写出一部《金瓶梅》这样的伟大作品，他是不想让当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的，但一定又想让后世人知道，这应该是一种必然心理。于是，他（贾三近）就把“兰陵笑笑生”分别藏在不同的典籍中，以求后人能破解出来。在他所写的《峄县志序》中，藏著“兰陵”，在他所写的《于氏家藏诗略序》中，藏著“生”。

那么，“笑笑”二字又藏在哪里呢？⋯⋯诚如王鼎钧先生所说，“也许有一天，有某一本古书、某一件文物，上面赫然大书‘贾三近别署兰陵笑笑生’。我们得承认这几乎不可能。”鼎公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只找到了“笑笑”的下半截“夭夭”，上半截的“竹”字头还未找到。我愿听鼎公的话，暂且罢手，不再追究下去。

因此，我只能说“夭夭”就是“笑笑”，也算完成了对“兰陵笑笑生”的考证。

张远芬先生这段提到王鼎钧谈《金瓶梅》名字的文字，除了中肯、自信、平和、刚毅，还充满着一种期待。

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的兰陵籍著名海外世界华文作家王鼎钧先生在《贾三近与金瓶梅》中说：“由于《金瓶梅》内容特殊，作者设法隐藏自己无所不用其极，‘败露’的机会太小了！谁也不敢保证贾三近就是兰陵笑笑生，但是谁也不能断定绝对不是。《金瓶梅》的作者已有十七个之多，大家都没有积极证据，那么，有情况证据者优于无情况证据者（说王世贞因复仇而作《金瓶梅》，就连一点情况证据都没有），情况证据多者优于情况证据少者。现在是贾三近的情况证据最多。”

而且王鼎钧在回忆录《昨天的云》中写道：“现在，兰陵人有一大意外收获，那就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金瓶梅》本来被人视为‘低俗’的‘淫书’，若干年来身价蒸蒸日上，有人说，它是中国最早也最大的自然主义小说，了不起；又有人说，它的妙谛在文字之外，禅境高深。一部小说禁得起批评家用写实和象征两个不同的角度钻研探讨，也只有对他的作者虚席以待了。”

鼎公精深言论，情之兰陵，亦回应了张远芬教授，阐明了他的远见：不管今后能否考证出兰陵笑笑生的真名实姓，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笑笑生之系名将永载中国文学创作的光辉史册，“兰陵笑笑生”永远与山东兰陵人结缘，永远是兰陵人值得骄傲的一位文学大家。

相信会有这样一个结论：《金瓶梅》虽然历来充满争议，不论是其文本本身与兰陵的密连，还是作者兰陵笑笑生与兰陵的渊源，都无法否定《金瓶梅》是一部具有深厚的兰陵历史文化内涵的大书，其作者兰陵笑笑生是兰陵人。

落叶总有归根时，不揭谜底为渊源。作为兰陵人，愿兰陵笑笑生归根兰陵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