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是“共进关系”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可能是经济和社会而不是军事。如果继续目前的趋势，在两国的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基础设施支出等方面，发展的差距--和相对第三方的影响--可能HOLD住，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但是，这一前景在美国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制止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

在生活标准增高和人口长寿与扭曲的一胎化政策相结合的推动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2015年达到峰值。从这点开始，年龄在15到64岁的中国公民人数将大大萎缩，难以支持越来越大的老年人口。人口结构变化将非常明显：到2030年，20到29岁之间的农村劳动者数量估计为目前水平的一半。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一半人口预计为45岁以上，中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将超过65岁，大致相当于目前整个美国人口。

一个国家面临如此庞大的国内任务是不容易脱身，更别说自动地，到战略对抗或寻求统治世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和现代军事技术的最终不可知后果定义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一个关键区别。发动那场战争的领导者没有认识到他们处置武器所产生的后果。当代领导人却对他们能够释放的潜在破坏力不抱任何幻想。 

美国有责任保持它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作用。它应该为自己的传统信念而行，而不是当作与中国较量。建立竞争力是美国的一个主要项目，我们不应该要求中国为我们解决。中国履行自己解释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追求广泛利益。这一前景并非决定对抗，导致世界大战。它提请在很多方面的进化过程中需要中国和美国尽可能多地合作，同时还有竞争。

这个问题最终归结为美国和中国能否从实际出发向对方提出要求。美国若明目张胆地组织亚洲遏制中国、或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圣战讨伐，其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对其大部分邻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以同样的原因，中国如试图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将美国排除在外，同样会遇到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抵制，这些国家对由单一力量主导该地区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

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是低于伙伴关系的“共进关系”。这意味着两国追求国内的当务之急，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并相应调整关系以尽量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赞同另一方的所有的目标，或假定代表一切利益的总身份，但双方设法确定和发展互补利益。

迈向太平洋共同体？这样一个共进努力必须处理好三层关系。第一层是大国权力中心正常互动产生的问题。发展三十年的协商机制已经证明它在很大程度上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共同的利益—如具体的经贸关系和外交合作等问题—可以得到专业化处理。危机，当他们出现时，一般通过讨论解决。

第二层是要尝试将处理熟悉的危机提升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框架里，以消除紧张局势的根源。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将朝鲜问题作为东北亚地区整体概念的一部分来处理。如果朝鲜通过各方谈判无效得以保持其核能力，事到临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同意在东北亚地区和平秩序的背景下为处理北朝鲜核扩散问题采取下一步的时间到了吗？一个更根本的景愿将世界推到第三层互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前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达到过。

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代伟大成就之一是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一个类似的概念能够取代或至少减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潜在紧张局势吗？它必须反映一个现实，即美国是一个亚洲大国，许多亚洲国家需求如此。它也响应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牌角色的愿望。

区域性的共同政治概念也将大部份回答中国的担忧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对中国进行遏制。重要的是要理解“遏制”一词的含义。在中国边界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如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是现实存在而非美国政策所创建。

在其整个历史上，中国已与这些国家共同生存。当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否决遏制中国的概念，她意思是指一个美国当带头大哥的努力，旨在创建一个反中国战略集团。在太平洋共同体的努力中，中国和美国互相之间和与所有其他参与者将有一种建设性关系，而不是对抗集团的一部分。

亚洲未来的成形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中国和美国如何设想它，和每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正视实现与其区域历史性作用的一致性。纵观历史，美国经常以其理想的普遍意义和自负的宣扬责任为动机。中国靠其传奇性行动，即文化渗透，而不是传教热情。

因为这两个社会代表杰出的不同版本，合作的道路本身就很复杂。此刻的心情无关紧要，而是要有能力面对不可避免的变化制定一个能够幸存的行动模式。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有责任建立一个相互协商和相互尊重的传统；这样，他们的继任者能够将共同建设一个共享的世界秩序变成一个平行的国家愿望表达式。

中美在40年前恢复交往时，当时两国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他们愿意放宽眼界，不纠缠于眼前问题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的隔绝令两国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令几十年前的领导人无需着眼当前压力，而是能够放眼未来，为一个新世界奠定基础——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就不可能实现的新世界。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在半个世纪前就研究了国际秩序的构成和运行。我知道文化、历史和战略方面的理解差异会对哪怕最善意、最具远见卓识的两国领导人造成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对过去的机械重复，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变革的出现。每一次巨大成功在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产生于承诺，而非逃避现实。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已经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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