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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日报,一个报头的变迁——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51】

2016-07-08 王一苇 尽知天下事

王一苇妈妈的生日报

钱钢老师附言

一份报纸的报头题字,竟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沿革。新闻史如此有趣,泛黄的旧报,处处皆史。不仅事件、人物留有印记,其版式、其文风、其印刷字体……无不隐伏着故事。报头的故事,大概非中国莫属,因为涉及书法和政治权力。随着纸媒的衰落和领袖书法水平的变迁,王一苇的讲述,该成绝响了吧?


1967年3月2日,我妈妈出生在浙江温岭的一个小镇上。三年前,新婚刚三天的外公随水利队匆匆赶往诸暨,一驻就是八年,偶尔回家探亲。当时的工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一家人难得团圆。

 

革命委员会就是好!

妈妈出生的地方名叫太平,那却不是个太平的年月。当天的浙江日报上,标题中反复出现一个字眼:“革命”。

 


1967年3月2日《浙江日报》部分标题

 

而当天的浙江日报头版,“山东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新闻占据了头条。山东的新闻,浙江的报纸为什么会放到头版报道?




我再看了一眼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发现这其实是个上了全国头条的大新闻。

 


 

不止是山东,全国各地的29个省市在文革初的两年间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每一次“革命胜利”的捷报,都必上头条。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还会专门配发联合社论,标题也起得有地方特色:湖南省是《芙蓉国里尽朝晖》,河南省就写《辽阔中原唱凯歌》;湖北省有《长江万里起宏图》,江西省就看《井冈山红旗飘万代》。




山东省的人民日报社论却有些晦涩,《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什么是“三结合”?观察新闻标题,我发现“三结合”、“夺权”和“革命委员会”这三个词总是同时出现。




“夺权”行动的诞生,要追溯到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刊发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称“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段话,为妈妈出生这年的政治氛围定了调。

 

无产阶级“总攻击”和“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我们熟悉的“走资派”。这个称呼背后,其实是各地“夺权”行动中遭到批判、失去职务的领导人,你也许听过他们中一些人的名字:北京的彭真,内蒙古的乌兰夫,安徽的李葆华,上海的陈丕显……

 

旧的政府机构在“革命”中既已土崩瓦解,新的秩序须有人建立。“革命委员会”成了新机构的统一名称。这个名称的出现还经历过一些波折。原本最早开始夺权、爆发“一月风暴”的上海应该是最早成立革委会的,但它于2月5日成立的新领导机构,一开始取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据说,毛泽东不赞成使用公社这一名称,才在2月24日改成了“上海革命委员会”。而这时,黑龙江的革委会已于1月31日在哈尔滨成立了。

 

山东是继黑龙江之后第二个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之所以动作这么快,与当时山东的造反派头头王效禹有关。王效禹是山东青州人,解放战争时期不过是渤海区一个小地委书记,曾支持康生在当地的土改路线。有了这一层渊源,1967年2月3日,王效禹在康生的支持下,带领造反派夺取了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的权力。3月2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


王效禹

 

革命委员会由哪些人组成?照理说,一开始只有造反派。当时起来革命的造反派,大多数是工人和学生,像王效禹这样原本就是地级干部的比较少见。当年,山东流传着一首关于四个造反派的打油诗:“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焊壶声,大明湖边炸油条,胶州湾畔卖花生”。其中“坑连坑”指的就是满脸麻子的王效禹,而王的得力干将,曾是焊壶匠的“山东省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韩金海和卖过花生的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都是工人出身。

 

一月中旬,山西省的夺权行动中,个别省级领导干部公开向造反派代表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夺权”。原本是“造反”对象的机关干部,有一部分逐步进入了革命委员会的队伍。

 

然而,夺权行动使地方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都遭到了极大破坏。为缓解无序局面,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成为“革命委员会”又一构成。至此,革命委员会雏形初现。

 

“三结合”第一次正式提出,是2月2日人民日报的黑龙江革委会成立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指出“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1967年3月7日,红旗杂志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毛泽东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好”由此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它更成了一条全国上下必须遵守的法律。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更名为革命委员会。一片“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的欢呼声中,各类生活用品,瓷器、像章上,都印上了这句口号。




上文提到的这段毛语录,甚至被改编为歌曲《革命委员会好》。

 

1968年9月,西藏和新疆最后一批加入“革委会豪华套餐”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各地迅速出版和制作了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字样的图书和毛泽东像章,当时邮电部还预备在11月25日发行了一张纪念邮票,图案前方为工农兵手持《毛主席语录》,背景为中国地图,除台湾省以外的中国大陆部分被标为红色,简称“一片红”。




然而,这张邮票很快因为地图中中缅、中蒙等边界与实际不符,且没有画出南海诸岛而被指犯了“政治错误”,还没有正式全国发行就停止销售了,只在北京等地有少量流出,因此成为新中国十大珍贵邮票之一,2011年曾拍出人民币175万元一张的天价。关于这张邮票的多个版本还有更多有意思的故事,篇幅所限不在此赘述。

 

以“全国山河一片红”或“革命委员会好”命名的,还有一种红色小册子,多为32开本。据钱钢老师说,他参军时就曾带着这样一本小册子,里面的文字“激情洋溢”,曾是他的文学启蒙。这些封面各异的小册子,到底印了些什么内容?

 



原来,当时每成立一个革委会,人民日报上都会刊登该革委会给毛主席的信件,称为“致敬信”或者“致敬电”。这些小册子就是各地“致敬信”的集合。现在看来,这些信件是拍马屁的集大成作品。它们把本地的革命历史、自然风光与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联系在一起,表对毛泽东的无限忠心和革命的决心。



1967年4月,北京市革委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

 

浙江革委会当时的致敬信中就有这样的话,“我们誓把浙江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祖国东海岸高高飘扬,永远飘扬!”正所谓革命委员会“千好万好,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

 

一个报头的变迁

我的爸爸比妈妈大三岁,出生在文革之前。翻完妈妈的生日报,我也好奇地找出爸爸生日当天的浙江日报,却发现两份报纸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1964年和1967年的父母生日报

 

浙江日报的报头,什么时候从文艺气息浓厚的行书字体,变成了中规中矩的黑体?多方考据下,报头背后一段段唏嘘往事浮出水面。



 

1964年的报头,早从1952年起就开始使用了,采用的是开国将领郭化若为浙江日报题写的书法。

 

1960年代初,郭化若是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他的履历算得上传奇,参加过长征,指挥过淞沪的抗战。他还曾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员,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郭化若是少有的文武俱佳的“儒将”,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古有孙子,今有郭子”。他不仅是优秀的军事理论家,还擅作军旅诗词,且写得一手好字,融合柳、颜及二王的风格。无怪乎他会为浙江日报题字了。

 

然而,文革爆发一年前的春天,南京军区举行批判大会公开批判郭化若,罪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原因仅仅是毛泽东的一句批示“郭化若和我格格不入,几十年都如此”。这句批示写在郭化若给毛的浙江考察报告上。原文前面还有一段话,其实是肯定他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还去实地蹲点调查。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郭化若被打倒后,有人从他题写的“报”字中读出了他反党反人民的证据,说这个“报”字可以拆成“土干部小人”。这成了他的又一项罪名。

 



1966年8月31日,郭化若题写的报头被撤下,换成了印刷版的楷体。




由于不愿受牵连,郭化若的原配妻子在文革初带着儿女与他“划清界线”,两人离婚。在被批斗的年月里,他曾写下一首诗:


五十年来是与非,

鹑衣赴战铁衣归。

雕梁燕子今何处,

风雨同林各自飞。

 

1973年,林彪倒台、邓小平复出后,郭化若才获得彻底平反。

 

再说回浙江日报,新换上的楷体报头没用多久,浙江的三个造反派组织“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和“《浙江日报》红卫兵突击队”就联合成“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夺了浙江日报的权。浙江日报被视为反动报纸而停刊,改出《新华电讯》。

 


但这份报纸只办了11天,浙江日报就由“浙江日报革命造反兵团”主持复刊。复刊后,报头由毛主席书法集字拼凑而成。其中“浙”字还是由三个字截取拼成的。




这种做法遭到周恩来总理的严肃批评。拼凑的报头用了21天后,换上黑体铅字报头,也就是我在妈妈生日报上看到的报头。




这个中规中矩的报头一直用到了文革结束,1977年8月,中共十一次全国大会提前召开,华国锋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浙江日报于8月9日应景地将报头改成了“英明领袖”华国锋的题字,这次的报头一用就是将近四年。

 



198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派逐渐掌握高层权力,华国锋的领导权不断被削弱。1981年6月,华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交辞呈,得到批准。而也恰是这年6月30日,浙江日报换下了华国锋题字的报头。

 


浙江日报报头变迁史

 

报头的变迁,标志着个人命运的起落,也暗合着诡谲的政治起伏线。1981年7月开始,浙江日报重新采用鲁迅墨宝作为报头。而1949年创刊时,浙江日报的报头采用的书法集字,也来自这位出身浙江绍兴的文学巨匠。


似是命运使然,兜兜转转,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作者介绍
王一苇,2014级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毕业生,目前为香港大学研究助理


下期预告

除了浙江日报,还有哪份地方报纸同样采用过毛体拼字、华国锋手书和鲁迅书法集字?来自湖北的刘爽不仅探究了《湖北日报》的报头历史,还从一篇批判武汉剧院的文章开始,展开叙述国歌词作者田汉的生命轨迹。
请继续关注7月11日第五十二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1968年:国歌词作者成了“大叛徒”——刘爽爸爸和妈妈的生日报》。


编辑丨王一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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