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贝尔街概况
柏林住处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它们。到达当晚，班志远送我到塞贝尓街25号（Sybelstraße 25）。他说钱老师你看,说着蹲下身，打开手机电筒。我看到门前地下闪着光亮的两块铜牌。
在德国被叫做Stolperstein（“绊脚石”）的这种铜牌，我曾在上海的电视片里见过。记得这是标识，每块铜牌代表一位在纳粹时期被抓走的犹太人，而安放处，是这位被害者曾经的居所门前。
现在，就在住处，我亲眼看到了两位被害邻居的“绊脚石”。其中一位死于奥斯维辛；另一位不堪侮辱自杀。
触碰到活生生的历史，和从书本上屏幕上见到相关记述的感觉非常不同。为期数月的客居，我天天经过这两块“绊脚石”，出入这幢六层建筑，搭乘1909年的老式电梯上下；天天看到主人书架上诸多犹太作家的著作、有关以色列的书籍和童屋门上粘贴的希伯来文识字彩木；早晨、傍晚在塞贝尓街上散步，走过街角玲珑精致的二手服装店，走过社区学校的红砖钟楼……；这条小街，街上的“绊脚石”，让探究心日增。
我的住处，在柏林市区西部，选帝侯大街以北，夏洛滕堡火车站以南：
塞贝尔街，长约1公里，以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塞贝尔（Heinrich von Sybel）的名字命名。这显然是二战前的老地名。以学者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夏洛滕火车站附近有康德大街，在塞贝尔街东侧有莱布尼茨大街，再东一点，还有萨维尼广场。这些名字从未消失。或许可说，20世纪的一幕幕疯狂，是在众多德意志先哲的凝视中上演的。
这条街35号，曾住过著名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他是最早遭到迫害的犹太人，在纳粹上台的1933年流亡法国，和他的好友，另一位遭迫害的犹太学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一起。克拉考尔逃过劫难，1941年移居美国，本雅明却在1940年自杀。今天的塞贝尔街，东西两端有两个小广场，一个是克拉考尔广场，一个是本雅明广场。
名人的故事会载入史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如当年居住在塞贝尔街上的普通犹太人呢？
塞贝尔街上的“绊脚石”有134块。下图是其中的一部分。
“绊脚石”之检索
我发现每一块“绊脚石”的资料都可以查询，虽然详略不一。第一个途径是“绊脚石”网站（https://www.stolpersteine-berlin.de/）：
“绊脚石”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分散式建筑”，由德国艺术家君特·德姆尼格创意发起。它是民间活动，无政商参与，全由公民捐建（每个铜牌120欧元）。现已有6万个铜牌，散布在20个欧洲国家的1100个城镇。这是柏林七千多个“绊脚石”的分布图：
显然，项目启动时间不长，目前“绊脚石”数目只是被害者总数的一小部分，与“至少留下每个人的名字”的目标尚有很大距离。网站具有基本检索功能，可以搜索被害人的姓名、年龄、住址、被害“借口”，甚至个人命运细节。资料的来源是联邦档案馆、勃兰登堡州档案馆等机构。
我还发现柏林每条街道都有专门网页，这是检索“绊脚石”的另一个入口。
我的犹太邻居
我知道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的“打开方式”。就是这条街，就是这条街上的人，有机会住在这里，我能不能知道得更多？他们是谁？何时被抓？驱逐到了哪里？或许条件有限，只能作粗略的了解。
塞贝尔街共有69个门牌，134块“绊脚石”集中在18个门前，最多的是克拉考尔曾住过的35号，有21块。
铜牌上记录的迫害事件，最早发生在1938年。塞贝尔街上，那年有3位犹太人被抓到柏林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读史可知，1933年，一系列限制、排挤犹太人的法案被通过，1935年，希特勒颁布《纽伦堡法案》，剥夺犹太人公民权（塞贝尔街9号的犹太音乐学校那年被强制关闭），1938年，爆发史称“水晶之夜”的暴力反犹事件，犹太人的财产被洗劫，商铺、教堂被扫荡。塞贝尔街上的几位犹太人，被抓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后，曾被释放，及至大规模驱逐犹太人，他们再度被抓以至被害。
塞贝尔街上的被害犹太人，最年长的是62号的音乐教师阿玛利亚·弗莱舍（AMALIE FLATOW），她生于1861年，81岁那年，1942年6月被驱逐到捷克特雷津，9月死亡。最年幼的是5号的丹尼·所罗门（DENNY SALOMON），他生于1939年，1943年被驱逐到奥斯维辛并被杀害时还不足4岁。
134块“绊脚石”的主人，身份有商人、教师、医生、药剂师、法院工作人员等。铜牌上，集中营（或被驱逐地）的名字有11个。有58人被押往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26人被押往拉脱维亚的里加，20人被押往捷克特雷津，另有：波兰特雷布林卡、罗兹、索比布尔、库尔姆、爱沙尼亚拉斯库、立陶宛考纳斯以及德国的萨克森豪森。
在“绊脚石”前，我一次次蹲下，逐词判读或推测。诚如“绊脚石”的创意者所言，它们不会绊倒你人，但会绊倒你的心。铜牌上有史实，更有生命印记。这种切肤感受，对问史者是不可或缺的。
塞贝尔街上的犹太人被抓捕驱逐，集中发生在1941年-1943年。1941年:15人；1942年：65人；1943年：43人。高峰在1942，与当年1月20日纳粹制定“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密切相关。
万湖在柏林西部，从夏洛滕堡火车站乘轻轨3站可达。无法想象，这座幽静的湖畔别墅，竟是罪恶渊薮。万湖会议遗址，如今是博物馆，保存着纳粹决定将犹太人大批驱逐到欧洲各地、最终大规模灭绝的罪证，墙上可见汉娜·阿伦特研究过的那位纳粹军官艾希曼的照片。在那里，我一直试图理解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说实话，难。在这个作出罪恶决定的现场，暴政，兽性，是赤裸裸的。
【视频：万湖会址】
柏林，万湖会议遗址
关押地
柏林，是众多犹太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甚至是几代人的家。反犹风暴袭来，他们被连根拔起。工作遭禁止，财产被罚没，住所被侵占——他们将在临时关押地度过在柏林的最后一夜。
“绊脚石”资料中，两个地名多次跳出：列维佐夫大街（Levetzowstr.）7-8号、大汉堡街（GroßenHamburgerStr.）26号。
列维佐夫大街7-8号位于蒂尔公园北侧，从前是一座著名的犹太教堂。下图摄于1914年，可以看到当时犹太人的平静生活。
教堂在1938年“水晶之夜”遭破坏，后被纳粹改造为临时集结地，座椅拆除，地面铺草，关押一批批将被送上“东线运输”列车的犹太人。塞贝尔街上的许多犹太人都曾来到这里。
寻找这个地点，我费了些时间，因为犹太教堂已不复存在。最终发现，教堂旧址矗立着钢铁纪念碑，显示有63批犹太人曾在这里关押并被押走，多批被送往奥斯维辛。
1942年秋天以后，更多的犹太人被抓到大汉堡街26号。这里从前有一所犹太人养老院和一所犹太学校。1942年6月30日学校和养老院被纳粹装上铁栏杆和探照灯，改成监狱，后作为被驱逐犹太人的集合点。
这里也是犹太人向纳粹当局申报、登记财产的地方。这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然而纳粹的面目，却是专业、精准（比如在倾家荡产的犹太人资产表上的“收益”栏里填写“收益为零”）。有关“绊脚石”的网络资料中，可以看到剥夺犹太人资产的法律文书，一切于法有据。
我找到这里。养老院、学校，踪迹已无。路边有一组纪念被害犹太人的雕塑——
他俩的故事
我的住处——塞贝尔街25号的两位被害犹太人，一位是米夏埃利斯·马克斯·以色列（Michaelis Max Israel）,一位是埃德温·布兰德斯（Edwin Brandes）。在朱易女士的帮助下，我检索到一些资料，他们的故事现出大致的轮廓。
米夏埃利斯·马克斯·以色列生于1867年（“绊脚石”误刻为1912年）。1936年到1939年，他在地址簿上登记的职业是“商人”。铜牌上刻着：他“被羞辱/剥夺公民权”。1940年9月13日，这位73岁的老人自杀。
埃德温·布兰德斯的命运，和米夏埃利斯·马克斯·以色列密切相关。这是一位牙科技师，生于1912年。1939年后，曾租住后者的房子。老人自杀后，他逃离了塞贝尔街25号。在大批犹太人被抓捕驱逐的1942年、1943年，埃德温·布兰德斯东躲西藏，过着盖世太保档案所称的“非法生活”。1944年初，他被纳粹抓获，关进大汉堡街26号。
在塞贝尔街被抓捕驱逐的犹太人中，1944年的记录仅埃德温·布兰德斯一人，也是最后一人。1944年1月20日，他在格鲁内瓦尔德车站登车，被送往奥斯维辛。
格鲁内瓦尔德
万湖-塞贝尔街-列维佐夫大街-大汉堡街，我开始熟悉、并将这些柏林的地名串连起来。这些地名又都指向同一个地名：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这是纳粹“东线运输”的起始车站。
被集中到临时关押地的犹太人，一批又一批，由军警押送，步行到格鲁内瓦尔德。地图显示，从列维佐夫大街到格鲁内瓦尔德，步行时间为1小时33分。这是道路通畅的今天。战争环境下的当年，需时只会更多。这条路，途径俾斯麦大街、康德大街、夏洛滕堡车站，极有可能经过我住处附近的丽叶岑斯小湖。
一个个熟悉的地名揪紧我心。塞贝尔街犹太邻居们背负行囊、一路受辱的画面恍若眼前。我曾在万湖会址翻拍了几张照片，情形当与此相若吧。
格鲁内瓦尔德，可直译“绿色森林”。刚到柏林时，我完全不知道它的故事。北大张千帆教授在那附近的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我去拜访，分别时他送我到轻轨格鲁内瓦尔德站。那是个古香古色的美丽小站——我只看到它的美丽，曾拍下照片传给好友。
当我了解到格鲁内瓦尔德是纳粹“东线运输”的最重要发车站后，又在途径该站时，两次下车观察。今天的车站不大，只有长长的隧道，可让人想象当年的规模。但这两次，我都还没有发现车站的历史遗迹，甚至在隧道中拍下这张照片时，我还不明白这个“GLEIS 17”的牌子指的是什么。
查阅资料，我终于知道，“GLEIS 17”，即格鲁内瓦尔德车站的17号站台，它是当年押运犹太人的专用站台。这个站台已废弃，德铁公司将它辟为纪念遗址。整个17号站台成为令人震撼的躺卧式钢铁纪念碑。
这里曾是死亡之路的起点。史料显示，这里多次一车发送上千人——许多时候是在酷暑或严冬。我在塞贝尔街的“绊脚石”上曾一次次看到“里加”，送往里加的人，大多集中在1942年1月，那些天寒地冻日子里的押运，史称“苦寒运输”，许多人冻毙途中。而活着到达目的地的许多人，等待他们的是毒气室。
请看我拍的视频。格鲁内瓦尔德，它和塞贝尔街、和我的134块“绊脚石”，紧紧连在一起。我住处25号那位布兰德斯，他的登车日期、运输批次，在“GLEIS 17”刻下了印记。
埃德温·布兰德斯，32岁，1944年1月20日在格鲁内瓦尔德和另外47人一起被送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9天后，1944年1月29日，他被杀害。他的“绊脚石”，由1944年1月29日出生的赫尔穆特·勒霍夫捐赠。
【视频：格鲁内瓦尔德车站】
作者附言
134块“绊脚石”中有一块是特别的。塞贝尔街66号的赫尔穆特·史蒂夫（Hellmuth Stieff）非犹太人。他是将军，参与了史陶芬伯格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事败被杀。他是怎样一个人？请朋友们特别是懂德语的朋友们赐教。这块“绊脚石”也提醒我们，“绊脚石”和“犹太人”不能简单划等号，纪念铜牌的主人还包括其他受害者，如共产党人、吉普赛人、罗姆人、抵抗运动参与者等。
（作者为香港大学荣誉讲师，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德国罗伯特·博世研究院魏茨泽克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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