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旂"下，那些命悬一线的孩子——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演示⑧
姜海燕妈妈的生日报
钱钢老师附言
新闻史课堂上的生日报演示，是一种“教材众筹”。众多学子之手去触摸历史，彼此分享发现，也让教师眼界大开。比如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姜海燕同学寻找到的一份家乡报纸，在半个多世纪后，简直就是一件文物。它留下了那个年代的深深印痕，也留下令人费解的怪字。今天的年轻人，还有多少认得这个“旂”呢？
开始接到钱老师布置的作业——搜集自己父亲母亲生日报的时候，我内心是拒绝的。父母出生在偏远县城，连当时是否有报纸发行都是个问题。但当我走进地方档案馆，从一排排高架子中找到母亲出生那年泛黄的老报纸，一页一页小心翻查时，积尘里的油墨味催发了我的好奇。
1960年8月15日，我妈妈出生在……哦！抱歉我卖个关子，给大家看看她的生日报吧。你们知道她出生在什么地方吗？
1960年8月15日《昭乌达报》
“昭乌达”是蒙语“百柳”的意思，它曾是清代内蒙古六盟之一。我妈妈出生的内蒙古赤峰市，当时还叫昭乌达盟。由于地偏东北，1969至1979年间还曾被划入辽宁省。1983年撤昭乌达盟设立赤峰市，“赤峰”起自乾隆年间，以市东北有一座褐色孤峰故。
昭乌达报的命名也经历过一些曲折。文革间，《昭乌达报》改名为《红色新闻》，由群众组织造反派接管，又先后改名为《红色造反报》和《新华社消息》。1983年撤盟建市后，更名《赤峰日报》，沿用至今。
当天的昭乌达报上，“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胜利闭幕”是头条新闻。但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却没有这条消息。
这是为什么呢？翻看前一天的人民日报，我才发现这条消息出现在头版头条——原来，昭乌达盟地处偏远，信息不畅。地区小报因此赶不上中央大报的速度，连头条新闻都只能迟一天发出，15日才播报13日的文代会消息。
再来看看昭乌达报头版的新闻标题，“高舉毛澤東文藝思想旂幟”，“全国文联所属各学会选出主席和付主席”，“大城子公社積肥办法好”，“因地制宜狠抓主要措施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关鍵”。等等，“旗帜”怎么成了“旂帜”，而“副主席”成了“付主席”？
原来妈妈出生前一年，汉字简化方案刚刚推出最后一批简化汉字。简体字的使用仍不规范，尤其地方报刊，繁简混用和随意简化的情况很多。细看下，“积肥”的“积”、“关键”的“键”，都保留了繁体。而“付”字并不在第一批简化字表里，应是民间的创造——它被收入1977年提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但最终随方案废除。“旂”字在两批简化字表中都没有出现，但在《昭乌达报》上，不仅出现了“旂帜”，还出现了以“旂”代表内蒙古县级行政区“旗”的情况（如“翁旂”）。其使用并不统一，同一份《昭乌达报》上，“旂”和“旗”并用。听钱钢老师说，在文革的大字报上，也经常见到这个“旂”字。由此推断，“旂”字应是民间通用的简化字，其来源仍有待考究。
看来，当年的《昭乌达报》无论在新闻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比中央报纸“慢半拍”。
1959年到1961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物资匮乏，食品奇缺。“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说的正是母亲出生的年代。
翻看母亲出生当天的报纸，无论是昭乌达报还是内蒙古日报都在大力强调农业生产。
1960年8月15日内蒙古日报上的农业生产报道
内蒙古日报第一版写到“我区秋菜播种计划超额完成”，第四版标题“积肥如屯粮，肥堆换粮山”、“哈拉黑大队肥料工作多快好省”，农业生产如火如荼，丝毫看不出饥荒的踪迹。真的是这样么？徐泓老师曾说，“要善于读出字面背后的历史”。
搜索史料，我发现恰在母亲出生前两个月，一大批南方孤儿正从上海出发，来到母亲出生的内蒙古草原。
正如上期生日报中董忆颖提到，由于饥荒，当时江浙一带的贫困家庭常把婴儿遗弃在上海街头。1960年，上海有成千弃婴，但几乎没有存粮。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蒙古族上将乌兰夫提出方案，把这些孤儿接到内蒙古费配给牧民抚养。那时，内蒙古牧业也正遭遇严重困难，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但乌兰夫有自己的考虑：“历史上牧区疾病泛滥，造成了牧民缺儿少女，非常喜欢小孩，如果把这些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又可以解决牧民缺儿少女问题，对将来牧区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嘛！”
当时从上海到内蒙古要坐三四天火车，中间还要换乘船只横渡长江（当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沿途气候多变，孩子们又缺乏营养、身体虚弱，运送难度可想而知。第一批孤儿出发前，乌兰夫下达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指示，要确保孤儿们一个不少地安全到达目的地。一路上，孩子们出现了水痘、支气管炎、感冒发烧、角膜炎等各种病症，多亏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才转危为安。
孤儿们到达城市后，先进了医院体检和治疗，再送到育儿院适应当地生活。当时这些育儿院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兴蒙。等到孩子们适应了草原的气候、饮食和水土，才会被送到牧民家。
当时，牧民们纷纷骑着马，赶着勒勒车，到保育院来申请领养孤儿。他们对待这些孤儿如同自己的骨肉，留下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2010年上映的电影《额吉》就是以此为背景创作。额吉在蒙语中是“草原母亲”的意思。草原额吉琪琪格不顾家人的反对，收养了两个上海孤儿雨生和珍珍，分别取名字：锡林夫、锡林高娃，意思是“草原的儿子”“美丽的草原”。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p130343k9kv&width=500&height=375&auto=0额吉预告片（建议用WIFI观看）
“草原的儿子”锡林夫记得亲生母亲骗他去买苹果却一去不回，因此得了梦游的怪病。在额吉的精心照料下，他的伤痛逐渐平复。住在烧牛粪取暖的蒙古包，听着草原上古老的劝奶歌，锡林夫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牧民。尽管遭遇阿爸离世、大学梦破灭等挫折和变故，他始终记着额吉说过的话，“有牛粪烧着，蒙古包才不冷；有爱撑着，日子才不苦”。九十年代孤儿的寻亲潮中，锡林高娃被亲生父母接走，锡林夫父母也有了消息。但在上海的优渥生活和艰苦淳朴的草原中，锡林夫最终选择回到草原的怀抱。
1997年，央视《新闻调查》栏目也曾就孤儿迁徙的故事做过一期节目，题目就叫《国家的孩子》。这期节目获得了栏目季度金奖。
（节目视频可用电脑浏览器打开观看，链接： mms://winmedia.cctv.com.cn/xinwendiaocha/2006/04/xinwendiaocha_300_20060420_18.wmv ）
艺术是政治的风向标，五六十年代的文艺界，无论是艺术家举办座谈会还是文艺作品创作都和政治紧密相关，亦步亦趋地行进着。
昭乌达报的头版消息是“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胜利闭幕”。看似一片歌舞升平，果真如此吗？我们知道，大量文艺工作者在“反右”运动中不能免于被批斗的命运。这一届文代会之前，各文艺协会早已纷纷“换将”。
曾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的江丰是消失在1960年文代会名单上的诸多名字之一。
江丰是版画画家，早在30年代就与艾青、郑野夫等人组织画会，进行革命美术活动。抗战时期，他曾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主编过《前线画报》，后加入共产党，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
然而这样一个左翼艺术家，竟然在1957年被毛泽东亲自打成了“右派”。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江丰当时是中央美院的党委书记。反右中，每个单位都有固定的“右派指标”，在美院，这个指标是5%。由于大部分画家都是党员和红色画家，江丰拿不出名单。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夏衍召集了这群画家开会“加温”，但双方都认为自己执行的是党的路线方针，因此对峙不下。
这次会议的记录最终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他阅后即下达了指令：“不要说中央美院找不到‘右派’，因为江丰就是美术界最大的‘右派’。”一声令下，连支持江丰的红色画家们，也一股脑儿被打成了右派。
这条头版新闻里，还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起，在大会上接见文艺界代表。一年后，刘在湖南考察，意识到了“大跃进”的错误，试图将中央的工作核心由阶级斗争调整为经济建设，与毛泽东分歧渐生。六年后文革伊始，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起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从此被打倒，不过三年即病逝。毛刘同框的画面，也自此绝迹。
【䃼记】
在我演示生日报时，那张《昭乌达报》让在座的徐泓老师忍不住站起身，告诉同学们她的亲历。原来1970年她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内蒙巴盟，入行的第一份工作，是《巴彦淖尔报》记者。
作者简介
姜海燕，2014届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财经传媒硕士在读
下期预告
大饥荒中，山西据说是受灾最轻的省份。1960年7月7日，阿May的爸爸出生在晋南的一个小县城，那年冬天，老家的柿子树上还结着果子。
然而，饥荒的阴影真的没有降临吗？阿May在山西日报上看到表彰公社社员“王六斤”的报道，由此引出一段“偷瓜贼”的唏嘘往事。
春节后，敬请关注2月12日初五发布的第九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护田地，揪瓜贼，王六斤成了党报大典型——阿May爸爸的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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