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十中全会的春风,寒意袭人——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⑪
刘蕴一爸爸的生日报
钱钢老师附言
政治，不只是报上的公报、口号，它一次次强势进入乡野，左右着百姓的命运。在展示爸爸生日报时，刘蕴一讲了一个发生在自己家的“抢粮”的故事，虽寥寥数语，却令人震动。1963，阶级斗争来了。
1963年2月2号，我爸出生在河北省邢台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前一年的秋天，刚开过八届十中全会。
翻看我爸出生那天的《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和《邢台报》，几乎所有的版面都是围绕春季农耕工作展开，到处可见“防旱抗旱”、“保春播”、“加紧备耕”、“扩大农业生产”等字眼。
在《邢台报》的第四版上，有一整版总标题为《春之歌》的诗歌和散文。
在这一版上，我一眼就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王石祥！！为什么？因为我“恨死”他了！他是中国著名的军旅作家，邢台清河人，曾为一首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作了词——《十五的月亮》！为什么说我恨死他了？因为我的文青爸爸是他的粉丝，最爱这首《十五的月亮》。我清晰的记得，我中学时代的每个周末，每当我想赖床时，我爸就会拿出他的二胡和口琴，端坐在我的床头，又吹又拉上演这首军旅歌曲，表情陶醉，口中还念念有词“这可是我们邢台的大文学家作的词！”。若干年后，脑中依旧能单曲循环，每每思之，倍感惆怅。
按当时的标准，我爸算是个文艺青年。他也总说自己出自“书香门第”：爷爷当时是镇上的中学校长，奶奶曾经是地主家的女儿，从小也饱读诗书。爷爷给我爸起名叫“斌”，希望他做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从小成绩优异的爸爸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喜欢写诗貌似那个年代文艺青年的标配，我爸也不例外。记得我小时候总能从家里的书柜里翻出爸爸当年和妈妈来往的情书，其中不乏很多文笔细腻的小诗。但是这些年几经周折的搬家之后，这些珍贵的回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丢了。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小诗的内容。第一首诗是一个叫尧山壁的人写的《迎春曲》，他也是我们邢台最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之一。“河里浪花岸上柳，送粪姑娘堤上走，风摆柳，浪点头，跟在姑娘后……”看完这首诗，我脑子里浮现的是一幅大地回春、杨柳依依、姑娘小伙欢声笑语的场景。
可是接着往下读，却发现画风有点不对。比如王石祥的“春雨淅淅沥沥，社员欢欢喜喜，家家笑谈春早，争夸党的决议。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各个社员都满意。公社日子步步高，春雨点点滴心里”。
这些歌颂春天的诗歌文章跟我们平时读到的不太一样，显然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这和几个月前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有密切关系。报纸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媒介和社会动员工具之一，理所当然的承担起思想宣传和引导的责任。署名双柱的散文《春降人间》写道：“人间之春来得早，又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八届十中全会向人们发出了新的伟大号召，……党的政策进一步贯彻犹如春风送暖……”
尽管报纸上、小诗中的描述是土肥苗壮，人们干劲十足，但是人民公社固有的低效率并没有提高多少当年的粮食产量。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963年8月，邢台经历了一场特大洪水，据《牛城晚报》回忆文章显示：“1963年8月，邢台连降大暴雨，以致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巨大的洪水势如猛兽，奔腾咆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冲毁了房屋，淹没了庄稼，拔倒了大树，卷走了人畜，令人触目惊心”，用爷爷的话说“当年庄稼颗粒无收”，“大饥荒”再次上演。
不知各位看官是否还记得我之前说的，我爷爷当时是中学校长，这是什么概念？能领商品粮啊！在“统购统销”的年代，粮食分为商品粮和农业粮两种，商品粮是加工过的粮食，在当时只有非农业户口能领取，包括国家干部、公办老师、国营单位职工等，每月可以向国家领取粮票。你们试想一下，当周围的人都没有粮食而只有我们家有，会发生什么？
对，抢粮！！！
尽管那个年代的法制不像如今这么健全，但“无产阶级”们抢粮的由头却名正言顺。这还是因为1962年9月的那场八届十中全会，会上除了提出发展农业生产，还提出一句影响了千万家庭的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八届十中全会照片，会上毛泽东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会上还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包产到户”责任制受到指责并被取消
虽然反的是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身为旧时代地主家女儿的奶奶也成了人们的众矢之的。1963年洪水过后，乡里的人打着“打倒地主家的小姐”的口号来家里抢粮。这次抢粮风波后，经历过打倒地主、本就精神敏感脆弱的奶奶彻底的疯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小时侯我拿着面包站在院子里玩儿，奶奶总是不知道从哪儿就窜了出来，夺过我手中的面包拔腿就跑，爷爷说：“这是那年抢粮留下的后遗症，你奶奶虽然疯了，但她还记得要给孩子们抢回粮食。”
写“抢粮”并不是要对当时人们的行为作出评价，只是觉得，虽然那年的报纸上反映出一片春回大地、欣欣向荣的场景，但对于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却在经历着一场寒冷的冬天。而这一阵阵刺骨寒风的源头，正是当年八届十中全会鼓动起的“春风”。透过爸爸生日报上那星星点点的记录，我仿佛看到了爷爷口中常说的，“一个家庭的不幸与整个民族的悲哀”。历史已经过去，伤痛却依然还在，我们能做的只有记住历史，不再让悲剧发生。
我们来说些轻松愉快的。（其实可以结尾了我知道……）
在这些歌颂春天的小诗里还夹杂了一篇关于电影放映员的小诗。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山区电影放映员这个职业也许相对陌生，只在电影中见到过。但是对于我们的父辈来说，那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爸爸说，那时候每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电影放映员就在村头的广场上，利用庙门口的石柱拉起一根绳子，在绳子搭上一块白布，对面摆好手摇式投影仪，敲锣打鼓，周知村民电影快要开始了，人们便欢欢喜喜、两两结伴的搬着小板凳聚集到庙门口，在一片喧闹声中电影就开始了……
在这版报纸的最底部，一串有趣的数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当时邢台报经理部的电话竟然是110。作为一只新闻狗，我条件反射地想要知道110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报警电话的。原来，在国民党政府执政期间，蒋介石在在重庆将110设成报警电话。之所以选110，是由于旧式的电话采用转盘拨号，拨1时间是最短的，0 是最远的。所以打完1，为确定你的确要报警，所以打0，让你不会打错，且拨完还有时间挂断；新式电话是按的，所以不存在拨的时间长短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的报警电话一直没有统一标准。主要是因为当时经济落后，除了一些机关单位，小门小户很少有装电话的，人们有报警需求就直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直到1987年6月，电话相对普及，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大中城市公安局普遍建立110报警服务台的通知》，要求各大中城市公安局在两年内普遍建立110报警服务台。自此时起，110正式成为报警号码。
作者介绍
刘蕴一，2014级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财经传媒硕士在读
下期预告
“武媚娘”的爱情故事在电视剧不厌其烦的演绎下为人熟知，而回到文革，那时候的武则天又会是什么形象呢？刘蕊从1963年2月18日河北日报上的一则戏剧广告说起，揭开武后声名的历史沉浮。
请期待2月22日第十二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武则天“变形”记——刘蕊爸爸的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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