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数理化，文革来了怕不怕？——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⑰
程一祥爸爸的生日报
钱钢老师附言
“我爸爸出生于1963年”，这句话一再听到。是啊，这批90后同学，爸妈生于1963的特别多。这是否证明了1959-1961大饥荒后的生育率反弹？请注意1963，注意这一年的政治博弈和风向的微妙变化。有人求稳怕左，可是向左的方向已定，许多出现在党报头版的人物，已在劫难逃。
我爸爸出生于1963年1月27日，农历新年的第三天。当天《人民日报》头版下方的文章是《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接见著名的科学家，同首都科学界人士以及他们的亲人共度春节》，还配了一幅“排排站”的照片。
文章开头引用刘少奇的致辞，“我们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都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努力，依靠科学家的努力，尤其需要老科学家的带头。”咦，这不是传说中的“四化”吗？
原来这是“四个现代化”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中系统地出现。两天后上海市的一次科技座谈会上，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从中，科学研究对当时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这个时候邀请科学家们共度春节，也说明了领导人们对于科研事业的重视。
细读文章，我才知道这次“团拜会”的规模非同小可：被接见的自然科学家中，有“水稻专家丁颖、地理学家竺可桢、物理学家吴有训、小麦专家金善宝、数学家华罗庚、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力学家钱学森”等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哲学家冯友兰、语言学家吕叔湘”等著名学者。
遥想这些占据中学课本不同页面的著名学者当年相聚在一起，“互道新春的祝愿，畅谈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抱负”，不禁让人有些小激动呢。当时场景可谓热闹非凡，人民大会堂设了十个娱乐场所，有京剧表演、中外歌舞、电影、杂技、曲艺和木偶戏，而在“在巨大的宴会厅里，成千对男女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婆娑起舞”，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
然而，深入了解每一个出席科学家此后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现，这样的欢乐如昙花一现，殊为难得。往后三年，文革启动；而往前数，从1957年开始，反右运动和反右倾运动接连波及知识界，大批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帽。1963年春节报上洋溢的这一点暖意，大多来自一年前陈毅在国家科委和文化部召开的“广州会议”上的讲话，转达了周恩来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指示。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报上，大环境的严酷露出冰山一角。我注意到，中国科学界里著名的“三钱”，这次出席的只有两位：“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和“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原来，“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在1958年就由于发表文章批评国内的教育工作被划为了右派分子，而且是“右派中的极右分子”。1963年，他不仅没有机会感受人民大会堂的节日氛围，甚至被剥夺了教学和做科研的机会。
钱伟长
其乐融融的节日气氛下，暗流早已开始涌动。几个月前，毛泽东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中国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变，文革即将到来。爸爸常跟我念叨，在他们那个时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理化也能挡得住文革的风雨吗？
爸爸出生那年，在反右运动中同样受到冲击的钱三强，仍以二机部副部长的身份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已进入关键时期。就在一年前，毛泽东批准了1964或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当时主持国防工作的上将张爱萍作为“两弹一星”工程的负责人，也出现在春节的接见文章里。
清华毕业的钱三强有着今天看来无比光鲜的履历：曾赴巴黎留学，导师是居里夫人的长女，1946年与夫人何泽慧及同事共同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引起学界轰动。他和夫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钱三强、何泽慧夫妇
1948年归国后，钱三强创办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并制定了中国的核规划，1954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在反右中，由于他批评了当时的科研体制，被认为“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且“骄傲自满”，“看不起工农干部”。
1962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已经完成，原子弹的引爆实验也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在分工调整中，钱三强不再分管与原子弹研制直接有关的工作。其时，已有领导提出要将钱三强调出二机部，但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听取报告后，并未同意。
然而，“怀有个人野心“、”有不寻常海外关系“等指控始终缠绕着钱三强。据他本人回忆，“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刘杰部长通知我，今天好好听广播，下午五点到七点开会，对我提意见，安排我下乡搞‘四清’运动”。几天后，钱三强被送上南下的火车，赴信阳一个偏僻的农村，去“清查生产队干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
1966年文革伊始，原子能研究所的木板墙上挂出了“揪出二机部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钱三强”的大字报和标语。之后，钱三强被关进“牛棚”批斗，夫人也受到牵连，被勒令不准从事研究工作，去打扫实验室和厕所。1969年，两人一起被下放到陕西二机部“五七干校”，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继续接受审查。
另一位“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的日子则好过的多。他不仅受到高层的保护，且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除了宣扬“粮食亩产万斤”，他还在1975年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贴出大字报，揭发领导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
1980年6月4日，叶剑英（右二）和张爱萍（右一）、钱学森（左一）、李耀文（左二）在上海合影
文革中，周恩来曾列出一份《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其中包括钱学森、吴有训和邓稼先等，并指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主要是从政治空气上保护他们，不许别人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可见，国防方面的科学家在文革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这样的保护，仍然建立在“自觉站队”、“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基础上。
毛泽东逝世后，钱学森发表纪念文章《终身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
除了武器专家，文革中另一批受到重视的科学家是管“吃饭问题”的农业专家。
小麦专家金善宝在文革一开始，曾被“勒令”靠边站。1967年国庆，金善宝参加天安门观礼时，周恩来总理向他提出农科院“全靠你了”的希望。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金善宝得以继续领导农业科研。然而，他仍顶着“只拉车不看路”、“清除反动学术权威的毒瘤”等帽子。
得益于农业育种工作的特殊性，金善宝和他的助手们常年在野外工作，避开了斗争最激烈的地区。最终，他的团队筛选出了具有广泛适应性的“京红号”春小麦良种，在10个省、市、自治区的29处评比试验中，24处平均亩产第一，1976年推广种植60万亩。
另一位侥幸逃过文革劫难的农业专家是大名鼎鼎的“水稻之父”袁隆平。1966年，身为“黑五类”和“中右”的袁隆平正在湘西的安江农校悄悄进行杂交水稻研究。但由于研究依据的是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在当时被攻击为“资产阶级异端邪说”。在“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学说的盆盆钵钵！”的大字报鼓动下，栽种着杂交稻秧苗的瓦盆全部被砸碎，秧苗散落满地。
袁隆平在安江农校授课
本来“牛棚的床位都准备好了”，安江农校的“文革”工作组有一天却叫袁隆平去谈话，不仅鼓励他“抓革命促生产”，把研究和试验搞好，还把安江农校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分给了他。原来，工作组在查阅袁隆平档案准备批斗材料时，发现了一封国家科委发来的公函，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一封公函，拯救了袁隆平的科研生命。
和自然科学家相比，人文社科领域遭受的冲击则要大的多。我们比较熟悉的文革殒命者，就有人民日报前总编辑邓拓、著名翻译家傅雷、剧作家老舍、作家李广田、史学家吴晗……
爸爸生日报上的翦伯赞，也在这份名单上。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人，五四后史学界的“马列五老”之一。由于在学术问题上与毛泽东“阶级斗争”的观点相左，再加上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1960年代后期即遭批斗。
1966年3月，毛泽东将翦伯赞与吴晗一起定性为“学阀”。从此，翦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批斗，甚至有江青组织的“翦伯赞专案组”，逼其证明刘少奇曾在与国民政府谈判中有变节行为。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
在毛时代的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政治活动。研究农业是为了基本存活，发展国防是为了稳固政权。毛泽东本人虽然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只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工具，认为科学从属于政治。他曾在1957年的文章《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说“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也写道：“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
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去发展科学，则政治立场最终会取代科学成就，成为评判知识分子的首要标准。十年动乱期间，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再也没有什么人是安全的，什么科学和真理是神圣而不可亵渎的了。
作者介绍
程一祥，2015届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在读
下期预告
1963年的春节刚过不久，北京迎来了一位贵客：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2月12日鲍诗雨爸爸的生日报上，他受到了北京的热烈欢迎。诗雨饶有兴味地八卦了这位亲王的“宫斗”史，并用钱老师教授的语象分析法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短语做了一个小研究。
请继续关注3月14日第十八期“钱钢老师课上的生日报”《西哈努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鲍诗雨爸爸的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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