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领巾诵党史丨中国是怎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委《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首都少先队工作的若干措施》，北京团市委、市少工委开展“红领巾诵党史”活动与全市少先队员共读《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引领少先队员在故事中学党史、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伟大也要有人懂 小目标 大目标——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陈 晋/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第八章：中国是怎样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诵读者
王晨阳（女）
良乡第二中学
一（4）中队
1956年1月15日，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却有20多万群众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庆祝一件盛事。广场上彩旗飘舞，锣鼓喧天。往城楼望去，人们看到，连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来了。下午3点，只见有一位职工模样的人把一张喜报呈递到了毛泽东手里，顿时，整个广场沸腾了，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北京市市长彭真郑重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说到这里，今天的人们不免生出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快7年了，首都北京怎么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
搞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定下来的目标。但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却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但这还不是进入社会主义的标志。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要像苏联那样，改变生产关系，让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都成为公有制，大家一起按劳分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济落后，现实国情不允许这样做。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让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恢复并经过生产力相当程度的发展以后，再开始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
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中国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政治名词，叫“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工业化，这是目标，是主体。“三改”，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被称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背后，蕴含了当时中国对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新的设想——通过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提高，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然后进入社会主义。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就是在农村搞农业合作化。这时候，河北燕山山脉的一个村落里传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个叫王国藩的普通农民。1952年，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一个初级社。办社之初，他们只能靠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以此换来一些简单的农具。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1/4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23户贫农只有3条驴腿，因此人们把他们叫作“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是正是靠着这3条驴腿，这个穷棒子社在第二年就发展到了83户，粮食亩产量从120多斤增长到了300多斤。王国藩合作社的名气越来越大。
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在1955年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里说：“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毛泽东当时花很大工夫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本书，目的就是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早日完成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就在他编辑这本书的同时，通过1955年的几次会议，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看到几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人说，他现在很高兴，甚至比1949年建国的时候还高兴。因为他觉得这件事使中国的情况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里是这样表达他的心境的：“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到1956年年底，全国已有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与此同时，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很顺利。个体手工业的状态是分散、生产条件落后，不能使用新的技术，政府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办法，让大家组织起来，搞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组织。这样一来，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产品销售也很有出路。
比较复杂的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府采取的办法，不是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过的那样，也不像苏联实际搞的那样，进行无偿的没收和剥夺，而是搞公私合营，和平赎买。这种办法可以减少社会震动，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这时候，又有一桩奇事传了出来。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是京城有名的百年老店，这家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陷入萧条困境，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的经理、全聚德第六任掌柜杨福来，为了给职工发工资，开始变卖家产，甚至把自己妻子的陪嫁首饰都卖了，但仍无济于事。北京市市长彭真知道此事后，促成了全聚德走公私合营的道路。杨福来以资方代表身份任副经理，主管业务和接待。他一直干到退休。
当然，一些经营得还不错的，特别是资产规模比较大的资本家，让他们搞公私合营，他们心里还是比较犹豫的。为此，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作，两次邀请工商界代表人士谈话，希望大家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已的命运，主动走社会主义道路。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表示：“当然我们很珍视我们的企业，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企业，抱住私有制不放，未免目光太小。我们还要不断地进行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家更发展，生活更好。”
公私合营后，政府按资产付给资本家利息。究竟付多少利息合适呢？开始的时候，大多数资本家都抱着“争三望四”的心态。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三厘稍低，四厘不好讲，五厘不敢想”。后来政府一律定息为5%，原定从1956年1月算起，定息期限为7年，到1962年止。1962年又决定延长到10年。1966年9月定息取消。这是出乎大多数资本家意料的。他们也是满意的。对私方付年息5厘作为“赎买”代价，使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这种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创造。
从1953年到1956年年底，用了4年左右的时间，全国基本上完成了三大改造的任务。在具体过程中，确实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这样一些缺点，但总体上说，当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从那时起，中国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门槛。
编 辑丨张姮姮 后 期丨李天笑 校 对丨王思睿
审 核丨朱 贝
来 源丨《伟大也要有人懂 小目标 大目标——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陈 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