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俊杰：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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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能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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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记者 江伟欢 陈仪方

编辑 姜黎

审核 冯洁

自《京都议定书》诞生到《巴黎协定》达成，再到我国宣布“双碳”目标，我国逐渐从国际气候治理的参与者变为引领者，环境领域的研究人员也见证了这二十多年来我国在气候领域的一系列行动。在研究者看来，国内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哪些特点？在气候变化领域还面临哪些严峻挑战？围绕这些问题，eo专访了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张俊杰博士。

张俊杰是昆山杜克大学可持续投资研究项目主任、美国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副教授；并担任中国环境科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绿色金融60人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多项国际期刊的主编与编委等社会职务。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聚焦于空气污染、能源转型、气候变化的经济与政策问题。

2000年初，时值《京都议定书》通过不久，张俊杰到甘肃省兰州市调研了国内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的进展，研究煤炭向天然气的转型。自此，张俊杰开始了二十多年研究气候变化的历程。

在他看来，国内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框架，主要挑战在于政策执行，一大优势是市场广阔，在通过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低碳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处于有利地位。

eo：我们知道您一直在研究气候变化，可否分享您最新的研究项目和发现？

张俊杰：我的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个领域。

在物理风险方面，我们评估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到本世纪中叶，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措施来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气候变化，国内的农业产出和适合耕种的农业用地将受到严重影响，进而对粮食安全产生巨大威胁。另外，气温上升和极端气候事件确实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工业生产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影响主要发生在国内东部地区和南方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可能会经历最明显的气温上升，同时也是工业中心。

在转型风险方面，我的研究试图回答气候政策的成本是多少，如何设计气候政策来帮助我国向低碳经济转型，还有能否将这些政策对工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降到最低等问题。我们评估了国内试点碳市场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碳市场激励了控排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减少总能源消耗量、使用天然气等碳密集度较低的燃料实现其减排目标。没有证据表明碳市场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好消息，减轻了我们对碳市场对工业竞争力，特别是制造业的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担忧。

eo：您的研究工作遇到过哪些阻碍？

张俊杰：我的研究依赖于可用数据的可靠性。在气候变化研究方面，第一个阻碍是数据的可用性。目前还没有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我们做研究必须从企业的能源消耗信息中计算出排放数据。幸运的是，从2021年开始，国家开始要求碳排放量大的企业披露碳排放信息。我相信这将有助于实证研究人员在该领域进行更好的研究。第二个阻碍是数据质量。个别企业甚至地方政府可能会误报数据，但误报实际上会损害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因此，中央政府要求企业和地方政府报告真实数据。作为研究人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一直致力于设计方法以更好地收集信息并检测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数据中的异常情况。

eo：您的研究与我国的气候政策有何联系？你能分享一些例子吗？

张俊杰：我一直聚焦于政策导向的研究。2016年，我回国开展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是探讨我国应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措施。《巴黎协定》是气候变化领域最重要的协定之一，中国和美国同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成了《巴黎协定》的制定。没有中美之间的合作，该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我国该如何应对美国的气候政策？

美国在气候政策的立场总是来回摇摆，尽管联邦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其实并没有完全改变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承诺，尤其是在州和市场层面。因此，我们向国内的政策制定者传达了这一信息。我们与中国气候战略中心联合进行研究，撰写了报告并与我国气候特使解振华进行沟通，帮助他更好地判断美国气候政策的动态。

另一个我认为具有重要政策意义的项目是国内碳定价政策顶层设计。当时，国内仍在争论如何设计国家碳市场，以更好地实施气候政策。碳市场只是其中一种碳定价方式，还有其他方式，比如碳税，以及许多隐性的碳定价方法，例如低碳标准、排放标准和能效标准等，所有这些政策都能传递经济活动的碳价格。如何设计一个有凝聚力的气候政策框架来体现我国为碳定价做出的所有努力？我们向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司准备了一份报告和政策建议，提出国内碳定价的路线图，以此实现我国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目标。同时，可以将气候政策对我国经济竞争力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我们希望通过深入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基于实证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更明智的气候政策决策。

eo：二十多年来，作为气候变化研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您观察到哪些变化？

张俊杰：过去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往往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国内虽然有非常完善的环境保护体系，但之前的执行效果却不太好。2013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央政府将生态文明列为国家战略。从那时起，针对环境的执法变得非常严格。这是自2013年以来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形成的新格局，现在已经成为常态。环境保护法是我们应该遵守的法律，环境保护不由当地政府官员自由裁量。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了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明确了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战略。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决策层。决策层非常关注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eo：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国内和国外的情况有哪些异同？我国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张俊杰：我国是唯一一个对气候变化做出重大承诺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现在的气候雄心可与主要发达国家媲美。但这并非一日之功，我国逐步调整气候变化政策的历史由来已久：在气候谈判中跟随其他国家，然后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并在最近几年成为全球气候政策的领导者。

我国是主要排放国中最早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之一。我认为领导层看好国内经济将继续增长，成为高收入国家，成为发达经济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因为碳中和是要通过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来实现的，而不是经济收缩。

其次，我们有信心拿出技术通过创新来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

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两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我们有很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可以创造出吸纳绿色产品的巨大需求。以我国光伏行业的发展为例，早期主要依靠的是国际市场，但自金融危机以来便逐渐转向国内市场。现在是国内市场在支撑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雄心。巨大的市场意味着我国可以引领可再生能源发展。

另外，我国是制造业强国，在制造产品供全球消费的同时，我们还在不断创新。我的团队刚刚完成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统计了世界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专利创新。研究发现，1990年我国只有11个专利可以归类到低碳领域。当时在美国，有1000多个低碳专利。到了2020年，我国低碳领域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5万个，美国还在1万到2万个之间。这就是巨大的变化。我国虽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而且我国的排放量在未来8年还会继续增长，但我国在通过巨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和低碳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eo：我国在气候变化政策的执行层面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张俊杰：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框架。在国家层面已经制定了一些关键政策，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完善。然而，主要挑战在执行层面。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首要任务仍然是发展当地经济。我国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时间表，与国内经济发展的主要时间线相吻合。在我国未来两个15年中，第一个15年，即到2035年，我国将迈入发达国家行列。高收入俱乐部的门槛由世界银行设定，我们距离门槛很近了。第二是希望在本世纪中叶205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地方层面也针对这两个目标设定了相应的经济增长目标。

然而，不同地方在自然资源禀赋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有截然不同的能源和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轨迹也非常不同。在地方执行上，没有一刀切的政策策略，必须和各县、各区、各工业园区合作，帮助他们设计方案，过渡到低碳经济。

实现气候目标的战略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我们称之为减法，如何以最低的成本减少排放。像昆山这样的县级市，制造业比例很高，主要排放来自于间接排放。昆山的碳排放强度取决于华东的电力碳排放强度。昆山能做的就是购买绿色电力，我向地方政府提出建议，绿色电力供应应该成为当地未来吸引产业的基础设施。

第二，企业在节能减排时，从切换工艺，切换材料，到切换不同的工业流程，做减法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会增加业务成本。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加法。加法是低碳转型的机会，有处于低碳转型过程中的企业发现，他们开发的用于处理冷却系统优化调度的信息技术不仅可以用于自己的工厂，还可以用于其他工厂，这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商机。

另外，由于昆山很多行业都参与到国际供应链中，像苹果、戴尔这些电子消费产品的代工厂就设在昆山。而苹果已经要求其供应链在203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比我们国家定下的目标要早得多。这也意味着富士康等代工厂即使没有国家政策的要求，也必须在2030年实现碳中和，否则就会被替换掉。这样一来，地方政府看到，碳减排不只是中央政府、省政府的要求，国际供应链也有这个要求。

地方政府在减法和加法两种方式中力图取得平衡，尽量减少政策和国际供应链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同时通过监管、激励政策、绿色金融等方式创造商业机会。

eo：您能否就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张俊杰：第一，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的努力。我国一直在与许多其他国家合作，应对气候危机。

第二，全球仍面临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我认为继续发展经济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如何在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取得平衡？我们可以利用基于市场的气候政策工具，如碳市场、碳税，帮助实现碳减排等气候目标。总排放量是固定的，边际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以与边际减排成本低的企业进行交易，降低总减排成本。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以最低的社会总成本实现目标。我们还可以利用市场化工具帮助低碳企业筹集资金，提升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帮助碳密集型企业实现低碳转型。

第三，我们需要依靠法律。我认为国内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中的一大优势是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就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这实际上是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作出了长期承诺，为市场注入了信心。既然要实现“双碳”目标，就需要一部气候变化法，而气候变化法将帮助我们坚定低碳转型的信心。

（eo记者江涛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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