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曾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曾经的政坛风云人物王力哈哈大笑

曾经的政坛风云人物王力，晚年时写出了《王力反思录》一书。此书约八十万字，除少量篇幅是文革期间在秦城监狱所写外，其余是1982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回家的作品。由于王力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就接触中央的核心活动，文革第一年参与了中央的高层决策，他的书对于后人了解当时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有极大的帮助。

以下文字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1271-1276 “附录：王力与文物 ”：

由于对文物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加之工作上的交往，我和党内许多对文物有兴趣的收藏者﹑鉴赏家成了朋友。邓拓﹑田家英是我的好友。我还是郭沫若﹑康生﹑夏衍家的常客。对康生同文物的关系，我有必要说清几个问题。

中纪委曾问我康生在文物方面有什么问题，我写了材料，说在我和他接触的年代里，即一九六七年我被打倒之前﹐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什么值得揭露的罪状。康生收藏文物﹐爱好文物，是我们党内在这方面的杰出的专家。我同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朝夕相处吗，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和性格特点。他在文革前就拿我国的最高工资﹐每月四百元﹐加上他夫人的工资﹐每月收入超过七百元。那时物价很低﹐文物价格也很低﹐康生常出国﹐不用自己花钱买衣服﹐加之生活俭朴﹐吃的简单﹐所以他手头总是很宽裕。另外﹐康生有一种怪思想﹐说存钱是骯脏的﹐他从不存钱﹐多余的钱全部用在购买文物上了。

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而便宜的才买一些﹐买了后多半是送给邓拓﹑田家英和我。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他对古今中外的一切事情都要发表意见﹐并用朱笔批他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他的司机李存生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细木工。

党内高层领导中收藏文物的人﹐与我交往最多的有康生﹑陈伯达﹑郭沫若﹑田家英﹑邓拓﹑陈老总。陈老总喜爱文物﹐但他从不逛琉璃厂。他常在郭沫若家鉴赏。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老总都要即兴挥毫。

康生在别的方面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在文物上没有什么值得挑剔的地方。我对中纪委说过﹐如果要挑剔﹐也只能说他卖过一个铜钱。有一次他裱字画﹐荣宝斋结账时要他一千五百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就把一个南北朝时期皇帝玩过的铜钱卖给了庆云堂﹐作价三千元﹐支付了裱画费用﹐剩下的钱存在店里﹐作为日后支付买文物的用费。我看这也不违背政策﹐因为收购者是国营文物店﹐他们还可以赚大钱。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邓拓事件。四清时要清理四不清的干部﹐有人告状说邓拓在文物上搞投机倒把。而实际的原委是这样﹕四川有个人祖传一幅苏东坡的竹子。他拿到故宫卖﹐要价一万元。故宫博物馆的一位专家看画之后﹐断定画是假的。后来邓拓把画拿回家仔细进行了考证研究﹐证明画是真迹。后来卖画人以三千元的价格把画卖给了邓拓﹐并说﹐我不求钱﹐只求有人识货。邓拓拿不出现钱﹐便拿出一批他收藏的明清字画到荣宝斋作价三千元﹐付清了画款。此事得罪了权威。他们指使宝古斋的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要严肃查处﹐几乎所有常委和其它领导人都画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康生﹐他用朱笔批示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康生建议由我负责调查此事。我到荣宝斋进行了调查﹐责成王大山（现任荣宝斋香港分店总经理）写了调查报告﹐康生把报告转给少奇同志后﹐少奇同志立刻表示同意这意见。从而救了邓拓。当时领导层中只有康生才有这样的水平和眼光﹐才能判断这事的是非。琉璃厂在四清中得以正常运转﹐也是因为康生﹑邓拓和田家英的保护。

文革开始后﹐因为忙和乱﹐我和康生都不能再跑琉璃厂了。但他积极反对把文物归为四旧。毛泽东也这样﹐他根本不赞成破四旧﹐四旧是陈伯达提出的﹐但他说的四旧也不包括文物。在大动乱的年代里﹐康生也是反对任何人破坏任何文物的。他自己没损坏过一件文物﹐对破四旧他曾主张坚决纠正。就是在他的建议下﹐毛泽东派戚本禹抢救了一批要被拉去化铜的古铜器﹐戚本禹为此讲了一篇话﹐日本共同社作了报道。

康生的其它文物特别是善本书和部分字画都很值钱。据谷牧同志介绍﹐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收藏品上都打了“交公”章。他把自己所有的收藏品都捐献给国家，一分钱没要。可现在却有人说﹐康生是文物盗窃犯。例子是康生把一个人家中被没收的一个有百根柱子的砚台据为己有﹐还说砚台是乾隆皇帝收藏的﹐并收入《西清砚谱》，边上刻有乾隆的题字﹐康生把乾隆的题字磨掉了﹐又刻上了康生自己的名字。康生会那样幼稚无知吗﹖有乾隆的名字不是更宝贵吗﹖这个人以为一百个眼做成柱子的砚台就名贵得不得了，殊不知他说的这种造型的砚台在康生那根本不算一回事。我在文革前就曾在康生家见过这块砚台，而且在文革前康生已把自己收藏的砚台全部交了公﹐文物局局长王治秋还在红楼展览过。然而就凭着这个人的这一番话，有关方面竟然就把这块砚台给了他﹐他又把这块砚台捐献给国家，又得到了一笔钱。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更严重的是他通过这件事﹐达到了诬蔑共产党人的目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中国文物报﹑人民日报还有津津有味地写这件事﹐这些人就不想想﹐康生在别的事情上犯了错误﹐在这方面究竟犯没犯错误﹖他把自己收藏的文物交公有没有错﹖他把自己全部的收藏交公之后﹐为什么还要盗窃别人的东西﹖这些人真可以说是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通﹐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无知﹐马克思讲﹕“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愿这些人仅仅是无知﹐而不是在偏见或比偏见更卑鄙的东西驱使下这样做的。上面讲到的这一作法在我们国家竟习以为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恶劣的作风必须改变。

还有一件怪事，人民日报上载文说康生不会写字。我读了哈哈大笑。康生不会写字，谁会写字？康生是我们党内最大的书法家﹐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书法家之一。有一位中国最大的文物鉴赏家之一的人﹐此人名叫陈叔通﹐是最早的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商务印书馆的老板﹐文物收藏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而康生的条件又是别人比不了的。他家从明清时就是大地主﹐家里有很多文物﹐他们从小就有临写真本真迹的条件。他参加革命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公开的职业是开艺术照相馆﹐标价死贵﹐鬼也不上门。除做地下工作之外﹐他就闭门写字。他在第三国际当执行委员时﹐闲暇时也是写字。他写字写了一辈子。在延安时他骑快马摔了一跤﹐损伤了脑神经。解放后﹐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我估计至今尚存。按陈叔通的说法﹐真草隶篆﹐康生都精通﹐而且能左右开弓。尤擅章草﹐精通篆刻。陈叔通家中就有康生书的真草隶篆的四幅屏。

毛主席的字写的很好﹐自成一家﹐康生也很钦佩。但毛主席不是书法家。他不象康生真草隶篆皆通﹐毛主席读了大量的字帖﹐但大部分是行书和草书。毛主席不临帖﹐只是读贴﹑看帖。他是绝顶聪明的人﹐能吸取古人的东西自创一体﹐有很大的成就﹐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法家。

在文物问题上，我特别提到了康生。因为许多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部都把康生说成是盗窃文物的罪犯。这是不负责任﹐违背事实的﹐也是不讲良心的。康生在别的问题上有错误﹐特别是在伤害干部上有重大错误﹐包括对王力（也即是作者）他都做了昧心的事。但我不能因为他曾经迫害过我﹐就不顾事实﹐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骂康生。看到一个人被打倒﹐就可以不顾法律的﹑道义的任何责任﹐无理地辱骂他从娘肚子里起就是坏人﹐他所做的一切就都坏﹐这种风气很不好。康生在别的方面所做的事﹐在这里我不做批判﹐但在文物问题上﹐我是最有发言权来评判他的。我的结论是﹕康生在文物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功还很大。此外﹐文物和艺术品是要受历史考验的﹐作为书法家的康生﹐历史永远不会把他磨灭﹐他一定会得到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承认。（注：以上文字选自《王力反思录》下册1271-1276 “附录：王力与文物 ”）

简介

刘继兴，生于1970年，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作家，文史学者，传媒高管，太原市博雅奇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已发表作品达千万字，有

《刘继兴读史》

《魅力毛泽东》

《历史的迷踪：你所不了解的历史真相》

《哭泣的历史：正说走西口》

《历史上那些牛人们》

《历史上那些帝王们》

《民国大腕》

《民国秘闻》

《清朝原来这么有趣》

《毛泽东轶事》

《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民国那些牛人》

《最雷人的历史趣闻》

《历史也能这般幽默》

《你所不知道的帝王》

《另类故史：谈资时代的历史爆料》

《最是惊艳民国范》

《风雅毛泽东》等书问世。

与此同时，刘继兴在在台湾出版了面向全球华人发行的繁体版——

《你一定不知道的56个历史真相》

《荒唐！帝王不为人知的一面》

《震惊历史的50则黑色幽默》

《清朝的那些秘闻趣事》

《历史老师来不及教的幽默奇闻》等7部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