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英雄儿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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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颜昌海
其实，“老子英雄儿好汉”并不是定理，更多的时候，却是“老子英雄儿混蛋”。著名的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先说父亲张作霖。张作霖自幼家寒，祖父在清道光年间随闯关东大潮由河北来到东北落脚，家里几代无一人做官。父亲在他尚未成年时被人打死，由寡母含辛茹苦地拉扯成人。张作霖是在一无学历、二无钱财，三无背景靠山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由浪迹乡间的小混混，到奉天王、东北王，最终坐上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张作霖的成功轨迹，看起来似乎云谲波诡，充满了传奇色彩和偶然性，然而在种种偶然性的背后则蕴涵着事物发展的必然。
张作霖苦孩子出身，亲身经历的贫困生活和残酷的战争使他深深懂得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1916年4月，当上盛武将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施政主张用白话文的形式告知市民。“向来官府所出的告示多半是些文言文语，遇着那不通文墨的人，每每看不明白。今日我们两人的言语，是要人人听见，人人明白。所以要用一篇白话儿，与我们奉天的父老子弟说一说。”张作霖明明白白地指出使用白话文的目的是让老百姓看得懂，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官方与民间存在缺乏沟通的弊端。在施政方针中，他提出需要治理的三件大事，即剿灭土匪、治理财政、整顿吏治，都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不止一次对张学良、对部下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作口述历史时，也说过：“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 ”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方写了“天理良心” 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上“天良”印迹，明白昭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张作霖的最成功之处，在于他会用人。他深知，要想打天下，光靠自己不行，必须得有一批肯干、能干、会干的人襄助。早在办保险队时，他就说：“地方贤俊，如不弃我，当厚币以招之。 ”吸引了杜泮林、刘春烺等一批乡绅文人为其出谋划策、筹备钱款，还结交了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批生死弟兄，培养和形成了奉系最初的班底。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后，针对匪患猖獗的情况，准备调王顺存来主持剿匪。1900年，张作霖在新民府捕盗营当哨官时，王顺存在海城当县知事。为政期间，他勤政爱民，治匪有方，曾将张海鹏的亲兄弟土匪“二连子”捕获正法。张海鹏为了给他弟弟报仇，带了数十个土匪，将王顺存姑母家男女老少十八口都打死了。
1913年，王顺存在黑龙江任清乡督办兼全省警务处长和省会警察厅长时，在三年内肃清了全省匪患。张作霖并不认识王顺存，让其秘书长谈国桓去电邀王来奉，王顺存复电同意来奉就职。此时，张海鹏正在张作霖手下当旅长，张作霖担心张海鹏反对，于是在王未到奉之前，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张作霖说：“我们武人不懂政治，要想国强民富，必须选用人才，特别是行政部门。就是军队，我们也需要请人才。目前全省的军队，我虽然可以统一指挥，但官兵良莠不齐。很多军官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甚至还有败坏军纪扰民害民的情形。地方虽军警林立，但土匪仍然到处为害，所以要想肃清匪患，就得使用得力的人。现下为了肃清匪患，我已电请王顺存来省，拟委为全省警务处长兼清乡督办之职。 ”张海鹏听说王顺存要来，当即拍案而起，说：“来吧!我正想找他报仇呢！ ” 张作霖说：“你们的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当时你是私，王顺存是公。他身为县知事，职责就是为地方除害。当时不论是谁，只要是为匪害民的，被他抓住了都是要杀的。比方说，我们现在有时也要杀些犯法的人，那些被杀的人，对我们来说能算私仇吗?”张海鹏说：“我不管什么公私，大帅既不肯与我做主，我就辞去旅长的职务，以个人的身份对付王顺存。”说完，张海鹏一跺脚离去。
第二天，王顺存来到奉天。张作霖找来谈国桓，把张海鹏要报仇的事告诉了谈，气恼地说：“我想用一个人都不能随便，我现在没有脸见王公。你通知他赶快离开，张海鹏手黑，说得出就做得出，如果王公出什么意外，我张作霖更对他不起了。 ”王顺存得知后，即乘当日晚车去了大连。张海鹏探知王顺存在大连后，派了一个杀手去大连刺杀王顺存，因王住在日本租界内，杀手未敢动手。
事过三年，张作霖始终不忘王顺存。1919年秋，张作霖当上了“东北王”，再把王顺存请到奉天，说：“上次我很对不起你，此次请你留下吧!现在我说话能算数了。 ”于是电请北京政府，任王顺存为东三省清乡督办。王顺存上任后，征剿得力，三年之内，即将各地土匪肃清。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之后，段祺瑞执政府任命奉系将领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当时孙传芳正盘踞浙、闽两省地盘，唯恐奉军对己不利，决定先发制人，突然率部向奉军驻地猛烈袭击。奉军因事前毫无防备，杨宇霆仓皇出走，总算逃得性命。一年之后，孙传芳被国民革命军打垮逃回南京。不得已掉头来，想乞援于张作霖。当时张作霖正驻在天津蔡家花园，孙传芳见张时行晚辈大礼，连说对不起。张作霖抚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了。 ”杨宇霆当时也在蔡家花园，极力劝张作霖杀了孙传芳，以泄旧恨，根绝后患。张作霖对杨说：“你的气量要放大些，过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历史上的人物，多半由于利用降兵降将，才能够成其大业。现在馨远(孙传芳字)因九江失败，力弱势孤，来投靠我们，我们如果怀念旧恨，乘机杀之，不仅要招天下人的笑骂，将来谁还肯归服我们，帮助我们，为我们用呢?这不等于拒绝贤路吗?”此事传到孙传芳耳中，孙传芳被感动得几乎落了泪，从此对张作霖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张作霖有一个航运公司，多年来经营不善，一直亏损。后来有一个小职员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提了些建议。张作霖看信后，对这个小职员大加赞扬，并且随即将这个小职员提为总经理，委他全权管理航运。身边人劝说：“这个人咱们不了解，能不能办事不好说，仅凭一封信就委以如此重任，办砸了咋办？ ”张作霖说：“我看这小子行，我看准的人错不了！ ”果然，一年后，航运公司扭亏为盈，小职员带着一年挣的十万大洋面交张作霖。张作霖说：“好小子，我没看错你，这十万大洋就奖给你了，好好干！ ”
郭松龄被杀后，与郭有关系的人人心惶惶，生怕张作霖追究。有人乘机把一些人与郭松龄来往的信件拿给张作霖，张作霖看也不看，当着众人面把信全烧了，还是那句话：“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大家好好干！ ”
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像拦路向张作霖讨债、只认死理的新民商会会长姜雨田，张作霖不但不怪他在自己丧母期间擅闯禁地、拦马索债，还起用他为自己理财，官至边业银行副总。还有，力排众议，任用外号“整死净”的曾有翼担任奉天首任市长，提拔敢拿枪对着自己的帅府卫兵担任典狱长，甚至为了文人王永江不惜与自己拜把兄弟汤玉麟闹翻。
张作霖用人不分畛域，不问出身，恩威并举，以德报怨，一旦相中就敢用而且也会用，使大批有才干的人聚拢到他身边，心甘情愿、呕心沥血地为他做事，所以说，张作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用人的成功。
张作霖虽然个子不高，但心胸宽广，对部下、对朋友讲仁讲义，你可以不仁，但我不能不义。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背后搞鬼，导致张作霖兵败，张作霖气得反复说：“这还是兄弟吗？ ”后张母去世，张景惠不敢回来奔丧。张作霖派吴俊升去北京，传话给张景惠：“大家都是兄弟，你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令张景惠大为感动。汤玉麟因张作霖庇护王永江起兵反张，兵败后逃往他乡，张作霖派张学良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前去相请，感动得汤玉麟痛哭失声。
张作霖是个复杂的人，他的所作所为，经常很难用一句话概括。但张作霖又是个透明的人，往往一句话，一件事就能让人看出他的诚意，感动于他的真情。
他从一个穷小子在乱世中崛起，之所以能在大起大落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最终成就大业，就在于心中坚定地守有为人处事的原则，那就是他亲笔写在大青楼前的那个横幅：天理良心。
英雄老子张作霖对得起“天理良心”，混蛋儿子张学良却恰恰相反。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7月，年仅27岁的张学良顺利就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保安总司令。紧接着，张学良于1928年12月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1929年1月，张学良诛杀杨宇霆、常荫槐，如少年康熙诛杀大臣，从此完全接管了父亲的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不仅管辖着东北，还拥有庞大的现代职业军队。而他虽然归顺国民政府，其实仍与独立时期一样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但是，张学良指挥一支庞大的军队，却不能使它的能量得到正当释放。
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分难解时，张学良先是观望，最终选择了蒋介石。他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导致后者一败涂地。这年10月，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给了东北军职业化，却没有给这支庞大军队明确的为国为民的目标。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人们以为张学良集家丑国难于一身，理当抵抗；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
几十年之后，获得自由的张学良坦承当初“不抵抗”并非接到了蒋介石的严令，而是他自己的判断错误所致，他以为日军只不过借故生事，并没有想到关东军敢于发动这么大的军事行动。这样的解释仍只是敷衍历史。因为当时日军在东北的野心路人皆知，日军异动的各种情报早就送达中国军事当局，但张学良完全无动于衷，不做任何准备。
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进攻东北军。事后统计，东北军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张学良对中国社会、现代政治、公众舆论没有任何感觉，在小事上精明，在大事上则完全让人匪夷所思。
1932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这就是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影响所至，他的部下也多无所作为。东北丢失以后，1932年东北军悍将何柱国奉命守山海关一线，在与日军的反复摩擦中，就以“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令人大开眼界。东北军的战略物资丰富，他们还有当时中国乃至东亚都罕有的一支空军部队，却没有开枪即灭亡。背井离乡的东北军开始走向没落，再也没有机会洗刷他们的耻辱。
1936年，在蒋介石对这个义弟十分信任的情况下，他却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实上，他并没有深谋远虑。事变前，他召集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开会，宣布他要“扣蒋”。于学忠问道：“捉住了以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事实是，在与张学良这个统帅数十万大军的超级卧底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共隐瞒了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指示。完全蒙在鼓里的张学良，满以为发动兵变，有共产党切齿痛恨的蒋介石作筹码，就可以换取苏俄的大批援助，称霸西北。
1936年12月12日兵变当晚，中共惊喜交集，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会议的基调是“审蒋”、“除蒋”。李维汉回忆：“我们在定边获此消息,欣喜若狂，当即在大庙里召开群众大会，由高岗主持，广为宣传，与会群众高呼：‘枪毙蒋介石!’”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得知西安事变后兴奋异常，欲致电陕北中共中央，主张杀蒋，此电被斯大林扣发。
中共一度想造成“审蒋”、“除蒋”的既成事实，迫使共产国际承认。不料，国内舆论一片反对之声，苏俄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亦强烈谴责西安事变，《真理报》、《消息报》痛斥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斯大林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陷入内乱，抗日战场崩溃，日本腾出手来进攻苏俄。老大哥一发话，中共和张学良慌了手脚，被迫受命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
军事史上，很难找到比张学良还无能的将军，在武器、兵力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丢掉东北全境；外交史上，要找一个比张学良更贪财和弱智的更是绝无可能：1931年他致信日本首相犬养毅，哀求犬养毅向关东军疏通发还他被扣押的私人财物，信中还附有预支的一张作为谢礼的支票，后来成为犬养毅的“罪证”之一。1955年，张学良为求得蒋介石原谅，写了篇《西安事变反醒录》，大骂“共匪”之余，以好心办错事为自己开脱。
无耻、无情、无才、无义、无德的少帅，1990年6月1日，90高龄的张学良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大陆一度还想发挥这个超级卧底的“余热”，但张学良脸皮再厚，亦无颜见东北父老。一个有奶就是娘、毫无远见的花花公子，在特定的位置和特殊的历史时期，欲以非常手段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怎样深重的灾难，张学良堪称样本。
直到晚年，直到临终前的反思，张学良仍未能突破一个孩子的认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他：“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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