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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1997,揭秘香港回归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2017-06-30 光明网

导读

1997年7月1日零点之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会场上空高高飘扬。时隔20年后,记者赴多地寻找回归亲历者,试图还原20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回归时刻,以及历史时刻的台前幕后。    


最后一个英属香港人1997年6月30日23时56分在联合医院出世。4分钟后,一个写进人类历史的时刻到来:没有战争杀戮、没有流血革命,香港政权的交接在降旗和升旗间和平地完成了。

    

胡训军迎着维多利亚港的海风,盯着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军人在战场上交锋亮剑,打仗就是死、就是牺牲。”这位参加过战争的军人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用握手进行防务交接,比刺刀见红来得更震撼。”

    


1997年7月1日零点之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会场上空高高飘扬。李振盛/摄



1997年6月30日,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新疆个体户张明在天安门广场告慰小平同志。李洁军/摄

    

储藏室里的默契


6月的最后一个下午,阴雨。港督府里最后的静谧时光留给了末任港督彭定康一家。

    

他静静地坐在工作了5年的办公室里,当英国国歌《天佑女王》的音乐响起,彭定康走出港督府,没有打伞。港督有离任时坐车在花园前绕3圈的传统,希望以后可以故地重游,但彭定康只绕了两圈,就驶出了大门。

    

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抱着最后一次降下来的港英旗帜乘港督专车离别港督府。李振盛/摄



为文件条约里的一个词、谈判桌上的一句话都要与英方“鏖战”数轮。到了这一天,陈佐洱负责主谈的14项议题已陆续达成协议,中方代表处喜气洋溢。在这个当口,来自北京的一个重要电话突至,陈佐洱预感“这将是我跑完香港回归大业最后一程接力棒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


电话里,北京要求刚刚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决不能一分钟不设防,驻香港部队先头部队必须携带武器于7月1日零时以前进入香港。重点是零时以前。


北京给出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假如驻香港部队零时进港,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需要2~3个小时,形成一段防务真空,而那段时间里,中英两国领袖正在全世界的瞩目下进行香港政权交接的盛典,数千名前来见证的各国政要和各界名流也都云集于此,需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尽管中方多次斡旋,英方代表包雅伦仍然表示“遗憾”。一轮轮谈判在互表“遗憾”中结束。时间已经不允许再原地踏步了,中方决定更改战术,率先“发炮”:如果没有中方合作,英国“体面撤退”所做的努力将前功尽弃。比如搭载皇室的游轮和兵舰不得不按中国的指示,把所有舰面武器套上炮衣、枪衣,才能驶离中国香港水域。

    

陈佐洱与英方代表包雅伦


包雅伦生气的时候,脸会涨得通红,他沉吟了一会儿,没有给出直接回应。一个下午又过去了,会议在走廊朦胧的灯光下不欢而散。陈佐洱和包雅伦走在代表团的最后,走到楼梯口时,互相对视了一眼,同时收住脚步。

    

“我们两个再谈谈吧?”包雅伦轻声问道。

    

陈佐洱点点头,走进一间空着的小房间。这是一个堆放杂物的储藏室,三四平方米,有一张条凳。他俩把门虚掩,同坐条凳上。没有灯光、没有译员,谁也看不清谁的脸。

    

“中方还能做出哪些松动?”包雅伦直截了当地问,陈佐洱给出底线内的让步,包雅伦吐了一口气,拖长声调“嗯哼”了一声。陈佐洱心想,这事有戏了。


第二天的谈判果然异常顺利,陈佐洱忍着肩周炎的疼痛,建议先头部队在威尔士亲王军营进行防务交接,有迎有送,双方都有面子。英方也不再坚持先头部队的数量应与英军的250人相若。北京给的底线是500人,陈佐洱争取到509人,因为9是数字中最大的,也是中国的一个吉利数字,有一个成语,叫九九归一。


“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湖南人谭善爱用“霸蛮”形容自己的性格。在老家,人们用“弯一步”表示遇见厉害人物要躲一步走,而谭善爱的外号是“弯三步”。他作为509人中的一员,在6月30日晚上9时进入香港。

    

他后来被人称为“最霸气军人”。在威尔士亲王军营那个备受关注的夜晚,谭善爱中校瞪着大眼睛,对英方卫队长埃利斯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此后这句话被多种场合反复提及,成为历史的一个注脚。谭善爱和埃利斯握手的照片也被收进博物馆。3年后,谭善爱有一次在武汉乘出租车,司机兴奋地认出他的脸,坚决不肯收钱。

    

那晚的所有细节,在谭善爱的脑中都如刀刻般清晰。“毫无疑问,那是我人生中最光荣的10分钟。”他对记者说。

    

当谭善爱和埃利斯分别从两个房间走出来时,闪光灯就没有停止过。他那时才意识到,“嚯,这么多人。”但脑海里已经没有空间放下紧张,全是流程、流程、流程。

    

“在那种时刻,好像失去了作为‘人’的感知,所有神经都不在周遭的环境上,完全被神圣感笼罩着。”

    

胡训军当晚也在防务交接的现场,为媒体“打前站”。晚上9时,记者就开始排队了,蜿蜒两三百米的队伍。那晚仪式结束时,有的人鞋跑掉了,有的拿个席子在大厅地板上坐一晚。黑灯瞎火,谁也看不见谁,“人都在亢奋状态”。那时网络和手机都不普及,传图片需要洗出胶片,文字则传真回内地。

    

卫队长张洪涛紧张极了,他告诉记者,“怕队员受外界干扰,听不到指令。”

    

胡训军说,“一切结束后,才觉得空气黏黏的,周围吵吵的,恢复成生活中的‘人’。”

    

当时,军人谭善爱把它理解为一个不允许犯错的任务。“我们不是扛着压缩饼干来的,要有泰山压顶的气势。”

    

谭善爱和英方卫队长埃利斯,两人本来不懂对方语言,于是约定说完最后一句话时音调提高一点,知会对方。走路时要同时迈步,他们约定抬一下脚跟示意彼此。

    

“50多年里,生活中那么多场景,只有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清醒得很。整个画面太清晰了,甚至地上标记站位的黑点我都忘不了。越来越多回忆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事情那么重要。”50多岁的谭善爱说。

    

他口中的话曾经换过三个版本,“你们可以走了”“你们走吧”都显得生硬。他天天嘴里念叨,一个人对着墙练,对着窗户练,领导一见到他就一句话,“来,谭善爱,说。”

    

20年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谭善爱仍然能重现这句话,连音调、语气和停顿都无丝毫差别。

    

那会儿,他一回家就让妻子扮演英军,每天睡觉前练几遍,邻居有次好奇地问他们,“是在拍电影吗?”

    

当日历翻到1997年6月30日这天时,谭善爱叮嘱在老家的爸爸晚上要看电视直播,他当时坐在驻香港部队的第一辆车上,电视直播他的车轮轧过深圳和香港的地界。他拿起卫星电话打给爸爸,信号问题把声音拉长了,爸爸问他,“你是喝了酒吗?”

    

那天夜里,镇上工作的小学同学在电视里看到了谭善爱,立马骑着自行车赶回老家告诉谭的家人。

    

谭善爱如今已经转业,成为深圳宝安巡警大队的一员,很多同事并不知道他的这段重要往事。“希望别人记住1997年7月1日,不强调个体,记住这个日子就可以了。”

    

20年前,当五星红旗第一次在香港军营升起,谭善爱感到的是“任务完成,击个掌吧”的那种轻松。“当时没有拔高,祖国的主权啊、香港的回归啊。我们只是具体的执行者,承担这个任务,并做得圆满。当然也包括,熬了3年多,和平进驻的喜悦。”

    

埃利斯中校是最后离开军营大门的英国军人,那是1997年6月30日23时59分50秒。埃利斯直接走向停泊在50米外的军舰“漆咸号”,船已经发动。那日维港有风,船随着风开走了。“漆咸号”以西不远的上环水坑口,正是1841年英国殖民远征军最初在香港登陆的地方。

     

真空12秒


两公里以外的会展中心新翼,迎来了它出席贵宾最多的一次聚会。

    

23时42分,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邓小平夫人卓琳、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已全部就座,会场内响起礼号声,中英双方仪仗队以相同的威严和不同的军姿走进会场。

    



安文彬不得不紧急启动预案。此后,中方在各个流程上加快速度,试图抢回丢失的时间。两国仪仗队进入会场,清脆的步操声划破查尔斯王子发言后会场曾经有过的一刹那静默,三名号角手站在高位吹响号角。

    

23时56分,3名英军和3名手持中国国旗的解放军进场步上礼台。空手的英军向英方主礼人敬礼,27岁的升旗手朱涛则向中方主礼人呈示中国国旗。然后,3名香港皇家警察与3名手持特区区旗的特区警察亦步上礼台,两者本属同一部队,只是制帽上的帽徽已经不同。

    

一番“抢夺”之后,时间被拉回原有轨道,甚至多出一秒。越来越靠近时针、分针、秒针汇合的时刻,中外嘉宾全体起立,目光集中于竖立在主席台前左右两边的旗杆上,英国降旗仪式开始。

    

升旗手朱涛站在一侧,忽然意识到英国国歌节奏快了,这个在彩排中已经烂熟于心的节奏像被按了快进键。英国国歌奏完,全场一片静默。本来,如果时间把握精准的话,中国国歌能在零时准时响起,与英方无缝衔接,但意外频发,英国国歌提前结束了。

    

朱涛的汗马上下来了,后来有人告诉他,他攥着绳子等待升旗的手一直在抖。

    

那是朱涛人生中至今为止,最安静、最紧张的12秒。除了心跳,没有人发出声音。

    

秒针一步步逼近零钟,中方指挥在等待指令。朱涛告诉记者,“全场真空,鸦雀无声。我们站在位置上,所有人都盯着我们,不能往下看,军乐团指挥在我右前方。”他所处的位置并不能看见钟表,完全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听不见声音了?是不是耳朵出问题了?”连查尔斯王子都忍不住张望。

    

上场之前,朱涛紧张到流鼻血,仪式开始前两小时才止住。队长对他说,“流什么都得上啊”。他鼻子塞着纸,搬个椅子对着墙角一遍一遍地听国歌。压力大到“看谁都烦”。

    

这个1.92米的大个子为了国歌奏响的46秒,练了超过5000遍。当时一位领导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怎么也得练5000遍吧,他只当是个夸张的说法,没想到最终自己练了不止5000遍。

    


回到宾馆,大家都很兴奋,有夜宵吃,有说有笑。朱涛没兴奋起来,“可能心理负担过重,刚解脱,兴奋点达不到。”他凌晨一点钟多回去睡觉,睡了很久,睡得很踏实。


     

香港一夜


那一晚,会场之外,烟花的烟雾留在雨点与香港高楼大厦间。

    



交接来临前的日子,美国《旗帜周刊》的记者写道,香港看上去像一个跨世纪的狂欢场,摩天大楼拼成的天际线装饰着红色、黄色和绿色的灯,公共广场装饰着火烈鸟、五彩龙和红灯笼。数百辆的士的电台天线上已经飘动着新区旗。

    

亲历回归现场的记者林良旗的回忆不尽相同,他看到的“香港是很平静的,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热烈。香港不像内地好像有那么强烈的色彩,它那里是海的色彩,蓝蓝的、静静的。”让他印象最深的恰恰是海外的华人。

    

香港回归的时刻,是伦敦时间6月30日下午4时,在英国外交部的招待会上,大屏幕播放着BBC(英国广播公司)的现场直播。当看到英国国旗慢慢降下和中国国旗冉冉升起的情景,大厅一片肃静,在场的英国人个个表情严肃,默不作声。

    

82岁的彭威夏拉着腿脚不太灵便的老伴花了2个小时才到达伦敦东区的体育馆。他家住在伦敦西南,平时很少来东区,但今天不同,华人聚集在一块大屏幕前看交接仪式的实况转播,“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来的”。

    

在英国教了大半辈子中文和历史,“这是我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候。”他说。

    

“风吹国旗展开的一刹那,我想的是我不是记者,我就是中国人,在场所有的中国人可能就是一个想法,我什么也不是,我就是中国人。你不是官人、不是商人、不是记者,在这一刻,每一个黄皮肤的人都想着我是中国人,这种自豪感很强烈。”林良旗回忆道。

    

那晚,香港增加后备电力供应容量。地铁通宵服务,九龙巴士的主要干线通宵运营,30条线路巴士延时服务。传媒在回归期间不允许员工休假,聘用了很多临时工,摄影师、剪片师身价突然暴涨。柯达(远东)有限公司发言人表示,5月份数码相机销量比上年同期激增5倍。

    

仪式结束后,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乘坐不列颠尼亚号游轮离开香港。这艘皇家游轮即将退役,它的餐具印有王室徽号,古董电话和伦敦白金汉宫所用的极为相似。

    

那日下午,喝了茶后,查尔斯王子出发到体育馆,在雨中参加豪华铺张的告别仪式。毛毛细雨徐徐落下,所有东西都湿透了。他坐在讲台上,脚下的红地毯变成湿淋淋一团糟,吱吱作响。当他走到演讲桌前的一刻,暴雨随即猛降。查尔斯王子看着手上湿淋淋、黏作一团的数页讲稿,尝试辨认文中的内容。“我生平从未试过在‘水中’发表演说,这是首次。事实上,没有人听到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大雨打在雨伞上的声音太吵了。”


当英军离去的那一刻

   

英军陆续登上离开的船只,因为下雨,很多衣服没干,士兵们拎着衣架正往船上走。彭定康的三个女儿痛哭起来,她们在香港完成了各自的青春期,感知了神秘东方的亚热带风光和抒情风格。

    

“砰”地一声关上的舱门,把他们和香港的夜色隔开。一位美国记者写道:英国查尔斯王储乘坐的游轮驶离香港,红旗取代了蓝旗,当大英帝国的太阳最终沉落时,天上下雨了。


香港回归之日,一对英国和中国的男女青年喜结良缘。李振盛/摄 


新一天开始


7月1日,中国集邮总公司北京一家营业部开门2个小时,就售出了3000多套《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邮票。下午3时,北京饭店迎来了香港回归后第一批来京旅游的香港客人。

    



这一天,也是驻香港部队大部队进驻的第一天。徐志辉扛着第一面出现在香港的八一军旗,开过地界,从北到南,停在赤柱军营。他告诉记者,当时在车上站了两个多小时,一动不动。


驻港部队空军航空兵团进驻香港

驻港部队海军舰艇大队进驻香港

先头部队越过边界管理线

前一晚,士兵们没有睡好觉。一大早,他们一手举着红色的小镜子,一手刮胡子。

    

“以前对香港的印象就是《古惑仔》,很乱。”徐志辉说,他们怕有人捣乱,盾牌、防暴器材、警棍、头盔全带在车上。

    

结果迎接他们的是鲜花。“好多鲜花往车上扔,很大的雨。有人穿着雨衣,有人打伞,有个看上去70多岁的老人站在路边一直摆手。”

    



徐志辉在2015年再去香港时,第一站就是回赤柱军营看看。如今这位湖南省益阳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最爱看的网站是凤凰网。

    

胡训军家里的博古架上,一直摆着一个镶了很多水钻的鼎,那是香港回归的纪念品。因为时间久远,很多水钻脱落了。

    

1997年,一台VCD能换一平方米上海房子;桑塔纳2000小轿车正风靡;阿迪达斯和爱马仕首次进入中国,政府文件指出,商品短缺时代基本结束,中国消费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展现惊人的力量。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乔布斯重回苹果公司;一群科学家在苏格兰宣布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已经出生;艾敬在《我的1997》喋喋重复着:“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

    

那一天,世界上最忙碌的香港启德机场依然繁忙。平均不到两分钟就起降一架飞机。一艘名为“汾河”的两万吨巨轮驶离葵涌的八号货柜码头,前往中东。

    

7月3日上午10时,联交所大楼内一声铃响,歇息了5天的香港股市开市。几分钟后,电子显示屏上出现了特区成立后香港的第一个恒生指数,15345.99,开盘跳升149.2点。

    

香港影院里,王家卫的电影《春光乍泄》正在上映。那一年年末,内地贺岁电影鼻祖《甲方乙方》在北京亮相,里面一句经典台词后来被无数次借用、修改和诠释——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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