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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和贵阳是从哪来的?

2018-01-22 尼玛察航 格上财富


作者:尼玛察航

来源:地球知识局(ID:diqiuzhishiju)


深处西南的贵州省和它的省会贵阳一直在中国版图内没什么存在感。尤其是省会贵阳,连省内的地级市遵义都比不过。在遵义开办的遵义会议、在其下辖的茅台镇酿造的国酒,才是贵州省的名片。以至于很多人认为遵义就是贵州省的省会。


如此没有存在感的贵阳,是凭借什么一举成为贵州省会,并在维持了如此长的时间呢?


今天的文章,就带你走进贵州,一探究竟。


 

妙年作赋动明光

又策星轺赴夜郎


贵州在春秋以前,这里是一块不毛之地,属于“南蛮”的一部分。


春秋时期,统治贵州的“蛮族”就是现在的彝族。由于群山阻隔,聚落发展空间小,人群远距离沟通不便,贵州的发展水平一直比较低。和中原地区已经进入封建制并进化出复杂体制的汉族相比,贵州更是相去甚远。


离得还很远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及至战国,夜郎古国出现并且统治了这块地区。《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这就是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出处。司马迁给出夜郎国自大的原因,也正是此处交通不畅,不知域外的天地广阔。


夜郎与滇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夜郎地区修筑"五尺道",并在部分地方设郡县、置官吏。西汉在夜郎地区继续推行郡县制,同时开辟了从四川南部经贵州西部平夷(今毕节)至江(北盘江)、南到番禺(今广州)的通道,并在汉成帝年间消灭了“强大”的夜郎国,将其吞入汉王朝疆域。


西汉在西南的设郡

以及四川—广州通道


但这并没有让贵州一带长治久安。彝族土司的控制下,此处连年征战、民不聊生,根本无法作为守望川滇的根据地。中央政府从秦汉始,就已经注意到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派唐蒙出使夜郎,也就是这个原因。


唐蒙同志的外交贡献为汉王朝深入西南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并间接支撑了汉王朝在越南的统治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到了唐朝初期,中央政府为了更好地管辖这一区域,在今贵州地区推行经制州与羁縻州并行的制度,唐武德四年(621年)设置了矩州(今贵阳),辖境相当今贵阳市及清镇、龙里、修文等市县部分地区。


唐黔中郡中的矩州与播州


北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宋朝在敕书中有:“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语,这即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宋代宣和元年(1119年),朝廷将矩州更名为贵州,成为这一地区行政区划的名称。


蒙元建国之后,为了控制思州、黔中及播州等地连接湖广、云南、四川三地,开始在贵州境内大量屯兵兴修驿道。自此,贵州才有了成为一个行省建制的雏形。


连接湖广、云南、四川的贵州腹地

(底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江从白鹭飞边转

云在青山缺处生


贵州这地方看似荒芜一片,但却地处西南腹地,相对于封闭的四川盆地和通向南亚、东南亚的云南,贵州的国内枢纽位置更为明显,它东可接湖广,西可控川滇,极具军事战略价值。


对于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们来说,控制住贵州地区,也就等于对整个中国版图内的西南有了四方出击的可能性。同样地,失去贵州,则意味着中央政权对西南话语权的缺失,可谓平定北方和江南之后,对西南宣示主权的兵家必争之地。


川渝、两湖、两广、云南之间


明太祖朱元璋就极为重视贵州的战略价值。南征云贵前,朱元璋就曾告诫出征的傅友德:“贵州每一梗阻,致使滇南中断”,“虽有云南,亦难守也”。明军在战争结束后更是将几十万大军就地留守开垦,并迁入大量江南人口开荒种地。至今,贵阳以北很多姓氏祖先来自江西,就是源于这个历史背景。


然而层叠的群山为贵州提供了强大的防御力。不熟悉道路的中央官兵很难攻破当地土人组织的防守。和湖广地区相比突然变得复杂的山水情况也把大量移民和资源截流在了湖广,汉文化和中央政令难以传播进贵州。即使派大军征服了贵州,皇帝依然很难从土著权贵手中夺取贵州的实际控制权。


如何前往贵州


因此为了分化当地势力,维持西南各地理板块的相对稳固,一直到明朝永乐年间中央王朝都把贵州一分为三,由湖广、云南、四川三个行省管辖。如此一来,增大了贵州各地的沟通成本,使这个重要的地缘板块不会被一支起义力量很快裹挟。


但分散式的管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贵州地区的控制权问题,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大了对贵州完全控制的难度。被分而治之的当地土司互相不服气,贵州地区没有足够有权威的话事人。至于对来自湖广、四川、云南督抚的政令,土司更是无心响应。


贵州高原诸多河流

流向不同的方向

(或者说,可从不同方向上溯至贵州)


而且各土司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由于土地、水源、人口等问题难免产生大量龃龉。在中央对少数民族事务不了解的情况下,调解往往归于枉然,这些纷争演变到最后就成为了战争。因此尽管处在各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之下,贵州各地实则如同春秋战国一般纷乱。



如果中央政府插手过多,少数民族领袖则一言不合就翻脸造反。为害最重的一次,就是著名的杨应龙播州叛乱。这场叛乱由今天的遵义开始,席卷了中国西南大部,耗时良久,被称为明万历三大战事之一,进一步推动了大明的衰落。


明军人力不少,战力不高,是明末的常态


地头蛇一般的地方土司使得历代朝廷都有改土归流(取缔土司,从中央派流官进行教化管理)的想法。


但是贵州除了东部地区的思州(今沿河县附近)因靠近中原生产力尚好外,其余由大小土司世袭统治的地区因山高坡陡,交通不畅,土地贫瘠,农业技术落后且经济贫困,改土归流的收益不抵开支,这个计划也就一直未曾实现。直到明朝才抓住了这个机会。


有了洪武年间迁入的汉族人口和元朝遗留的交通管道作为保障,贵州的改土归流终于在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开始实施。永乐帝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正式建制为省,以贵州为省名。尽管还是无法一鼓作气完全摆脱土司的影响,但毕竟在名义上该地区归中央统摄,皇帝插手地方事务有了正当性。


明代的贵州省和现在差别还是有点大


既然设定为一个独立的省份,贵州自然就需要一个省会。贵阳以其几大优势被确定为省会,绵延至今。


蛮烟岭树斜阳路

两地离怀一样秋


明朝中前期的的改土归流仍然不稳定,皇权传播的范围,可想而知主要限制在省城附近。选择一个合适的省会,不论是对于皇帝还是对于地方督抚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贵阳便在此时进入了统治者的视线。


虽然贵州是一个巨大的过渡地带

但是高原上可选的富庶盆地只有那几个


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贵阳位于全贵州正中央。


对于这种年轻省份而言,选择一个地理位置上位于几何中心的省会是省事且高效的选择。安徽省会最终落户合肥、现代广西的省会从桂林动摇到南宁,都是这个原理。贵阳也正是如此,清代学者顾祖禹曾称“贵阳犹人之胸腹,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


南宁人民表示

虽然位置居中

南宁作为省会的优势地位仍有待建设


这一地理优势让贵阳成为了贵州真正意义上的交通中心,对于控制省内局面、方便边远地区进省城办事有着重大意义。


其次,贵阳市拥有整个贵州最长的城市化历史。


贵阳在元代称为顺元城,实为蒙古大军南下时早早归顺之意。它也因此成为贵州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城市化之后,贵阳和贵州其他地区在思想观念、行政经验、身份认同上就拉开了差距。


而且贵阳城垣建于狭长的贵阳盆地之中,地势险峻,本身就是边陲性中心城市的优质选址。盆地式的地形也有利于皇权宣传在相对封闭的地形中率先起步,并逐步向外扩散,不易被土著文化渗透干扰。


山谷中的爽爽贵阳


第三,贵阳的民族融合工作开展更早。


作为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的中心,贵阳早在元末明初就有着民族融合,共同发展之举。由于城市化的时间比较早,贵阳吸引了不少汉人前来参与开发,已经在城垣周围和少数民族形成了微妙的贸易体系,建立了互惠互信的关系。这对于汉族中央政权在当地扩张影响力有很高的价值。


少数民族群众包围中的贵阳


所以在以贵阳这个汉族人口居多的城市为省会来网状辐射带动黔南、黔西等少数民族居多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当时的不二选择。


贵阳,从此成为贵州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位居中心的地理优势,加之较早建设城市的底蕴积淀,让贵阳自明代建省以来都牢牢把控着省会的宝座。


如今来看,不论是红色名城遵义、还是旅游名城安顺,亦或是西南煤都六盘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都不如贵阳。并且,十二五规划以来,贵阳又因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兴科技的崛起,更加地确定了自己贵州省省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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