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到底害怕中国什么？！特朗普的这一举动暴露了背后的真相！
近段时间以来，有两件大事总是出现在中国人的饭桌之上，一是雾霾，二是特朗普。关心前者，自然是中国人对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担心忧虑；关心后者，自然是中国人对国家命运以及个体发展的思索探讨。当我们将这两个话题放在一起讨论时，不难发现，它们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发展。
一、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
现在，世界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衰落。而这背后的原因则直指一点，那就是工业化。
因为工业化，中国仅仅只用了三十年就建立起国家工业体系，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去工业化，美国将大量的工厂搬迁至国外，导致国民经济逐年缩水。
正因为此，我们在今天才能看到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小，两者的均衡速度比想象来得更快。在我看来，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之一，就是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坦率地说，绝大部分知识界人士忽略了这点。制造业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力量来源，具备强大的制造业一定也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1949年以前的中国处于农业文明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年将被历史铭记为中国工业文明的起点。中国每30年完成的工业化成果，大致相当于欧洲100年达到的水平。至2016年底，中国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今天的中国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不信，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他们可是用了整整200多年才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
日本的工业化路径：
一、1603-1868（江户时代）：在国内外政治稳定的环境中，从事以贸易为目的的农业生产，乡村手工制造业获得全面发展（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
二、1868-1890（明治时代早期）：在政府主导下开启并完成以世界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阶段。
三、1890-1920（明治时代中晚期）：在政府主导下引爆以规模化生产轻工业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工业，依靠进口技术设备生产劳动密集型纺织品并以出口世界市场为目的。
四、1900-1930：在政府主导下克服能源-动力-交通工具的三位一体技术瓶颈和经济增长瓶颈，以铁路建设高潮为代表。
五、1920-1941：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
六、1945-1980：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在美国占领下实现民主改革，进入福利社会。
另外，我们要知道，美国在20世纪曾面临三个对手，先后是德国、苏联和日本，这三个国家在他们最辉煌之时，制造业总量是美国的70%，但始终无法超越美国，最后沦为“老二”。中国2010年制造业总量悄无声息地超过了美国，同年，发电量也超过美国。多年后再回顾过去，2010年必定是一个转折点。我们知识界、理论界的多数人其实还生活在农业文明时代，所以我们的理论落后于实践，无法解释实践，甚至经常拖后腿。
截止到今天，中国制造业的结构相对落后，附加值较低。这样的情境下，2015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是美国的15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产量是个天文数字。在人类工业文明史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年度钢产量能够达到2亿吨，历史上最高年度产量是斯大林时代的苏联1.8亿吨，但中国的钢产量是3.8亿吨。
除了低端工业，我们也有高端工业，高速计算机在世界500强范围的最新排位，是与美国并列第一，均为171台。不仅在数量上与美国齐名，关键是我们的“天河二号”连续六次排名第一，今年上半年落后至第二名，取代它的是另一台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但在2001年参与500强评选时，中国竟落榜了。因为中国最好的计算机也未达到及格线 。
另外，中国产业体系最具完整性，从火柴到火箭的制造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世界上只有中国具备这个能力，体系的完整性就是力量。第三，中国的学习能力世界第一。这反映在两方面，一是逆向工程能力特别强，二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工业的体量大、体系完整、学习能力强，这三点我认为是成功的。
以上就是工业化带来的中国崛起，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
曾经美国的工业实力到底有多强大，我们先来看看二战时期的数据：
美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38.7%；
苏联占世界工业生产的17.6%；
德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13.2%；
英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9.2%；
法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5%；
中国占世界工业生产的0.3%。
通过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稳居世界工业化老大的宝座。可以想见，拥有如此大体量的美国，很难不成为当今世界的霸主强国。
然而由于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将淘汰产能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一方面铸就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同时降低了本国因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失业人口则向服务业转移，并大力发展“钱生钱”的金融业，创造了近乎于天文数字的虚拟经济。
西方国家的这些举措曾经一度被视为明智之举，甚至是很多国内经济学者所无比推崇的，有的学者还献计献策要求中国效法。
但事到如今，“去工业化”危害尽显。
作为曾经的世界工厂，美国正在饱尝“去工业化”的苦果，国民经济在钱生钱的金融游戏下，越玩越虚弱——在低端工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后，造血能力日益匮乏，完全是依靠美元霸权全球吸血和一些高端工业在支撑。
从工业从转移出来的人口则进入服务业，而作为吸纳大量就业人口的服务业，也是分为高端服务业和低端服务业，前者主要包括金融、会计、法律、医疗、教育等需要专业知识的服务业岗位，收入较高，门槛也高，而且就业岗位较少；而低端服务业则大多不需要多高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门槛低，但收入偏低。而社会的中间阶层——蓝领工人则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消亡，加速了美国社会贫富两级分化，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筑起藩篱，激化了阶级矛盾。
随着“去工业化”，大批工人阶级失业，而美国金融业者、会计师、律师、医师的教育成本和门槛异常高昂，这些岗位的稀缺性和专业性造成子承父业内循环的情况异常普遍，阶层流动趋于停滞。
教育不再能改变普罗大众的命运，对家庭而言也成为负投资，这直接导致反智主义盛行，人口素质下滑，犯罪率飙升（美国人口占全世界5%，监狱中囚犯数量却占全球囚犯总量的25% ），进而又激化了国内种族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等潜藏的矛盾......
在勤劳无法致富，在教育无法改变人生命运的情况下，原本充满正能量的美国精神，必然被奢靡主义、享乐文化、嘻哈文化所取代，使美国的精英阶层可以世袭罔替，永远高高在上，而平民阶层只能随波逐流，逐渐沉沦。
正是“去工业化”对美国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挽救美国的颓势，特朗普在大选之时就多次向选民承诺振兴美国经济的第一步就是让美国重返制造业大国。
二、环境问题与工业化
最近几年，雾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人最关系的问题，没有之一。而在谈及雾霾问题的同时，很多人（包括外国人）都认为中国的雾霾问题是因为中国跨越式发展的结果，如果要解决雾霾等环境问题，中国就必定要减缓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其实在五年以前柴静就与我国中科院院士丁仲礼教授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在这个视频中，就出现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到底是要生存还是要发展。
在丁教授看来，雾霾问题也好、气候变暖也好，这些所谓的环境问题一旦放在了国际社会的饭桌之上，那么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治理问题。我们就以前些年西方鼓吹的“全球变暖”为例，其核心目的就是通过建立国际“碳减排”规则，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
我国现代地理学和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先生，在1973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曾指出，“历史时期的世界气候是有变迁的”。“我国在近五千年中，最初二千年，……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在这以后，年平均温度有2-3℃的摆动”。“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桔并能结果实”。
可见，“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这是不对的”。地球已有46亿年的历史，气温一直不停变化。人类对气温的科学观测和研究仅有100年左右的历史，目前运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也只能粗略地推测上百万年的气温数据。
在此背景下，我们对全球气温变化趋势的任何预测都可能失之武断，或缺乏充分依据。我们不应忽视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变化的影响，但全球气温的升高也可能与地球自身的周期性变化有关。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碳排放因素的作用需要慎重对待。
自国际气候谈判开启以来，发达国家始终坚持以生产排放为计量标准，对消费活动的碳排放则避而不谈，实际上是遏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为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将传统制造业包括众多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已经在全球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格局。
如果建立起仅针对生产而不涵盖消费的“碳减排”规则，解决环境恶化、“全球变暖”的巨大压力就会落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经济发展形成冲击。个别发达国家一定要拉中国搞减排，但有些排放大国却始终不愿意承担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援助上也毫不积极。
例如，个别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如果它们真的关心“气候”、“减排”问题，为何要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设限，不让它们的老百姓用上更便宜的清洁能源？
同时，发达国家对于飞机这个高排放产品却不提限制，因为飞机是它们出口的强项。这充分说明它们保护环境是假，保护生产力、竞争力才是真。因此我们对于碳减排也要坚持科学合理的原则，绝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寻求平衡。
在当今国际形势渐趋复杂的环境下， 我们没有时间去慢慢调整结构、慢慢发展，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七八年上一个台阶，抢先冲破敌对势力围堵中国的布局企图。破局之道只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支持创新，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尽管消费占到经济总量的约六成，但日本经济仍难见起色。如果我们也放慢投资、放慢增长速度，就有可能重蹈日本二十多年经济停滞的覆辙，在西方大力推动“再工业化”的形势下， 这将再次拉大我们与发达国家间的距离。
或许以前，我们并不理解丁教授以及一些国内学者关于环境问题的讨论，但是现在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有一点点改变，那就是西方所谓的“去工业化”只是一个美丽的骗局。
美国，乃至西方，为什么如此害怕中国实现工业化，就是因为我们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
目前的中国有14亿人口，欧美几个白人国家的人口满打满算不会超过10亿。我们有14亿人口，其中12.56亿是庞大的主体汉民族。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继续朝着工业化的方向发展，必然会把他们手中的蛋糕分割出去。以前的西方，他们从来考虑这个问题，而现在，他们必须去考虑，不思考他们就很有可能饿死。如果真的等到中国制造业迈进中高端行列的那一天，西方的衰落将不可避免。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思考制造业转型的主动权是不是还在我们中国人手里？我们还能不能一步一步地完成转型？
近代以来，我们主要的发问方式是“中国何以贫弱”、“西方何以富强”，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是“何以在短期内摆脱贫弱，和西方并驾齐驱”。我们全部的思考都是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
现在，我们仍然死守着原有的发问方式而停滞不前，也就是“何以并如此”的方式。很多国人一味的相信西方，认为西方的言论才是主流言论，认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污染问题的总根源是民主化问题，只要一选举，这些问题就自动消失了，一私有化，问题就都解决了。
因此，现在的中国急需要转变自身的观念，我们要明确地提出新的发问方式：为什么中国行？中国现代化之后，对整个世界和西方会有多大的改变？
目前，我们中国人的叙事都是西方叙事，都是西方人代我们叙事。新时代已经来临，我们这代中国人要承担起改换提问方式的重任，寻找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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