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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安到雄安——城市为什么胜利或者失败?

2017-05-24 张国华 中港股市龙虎榜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博士5月16日在2017年东方证券年度策略会上主题演讲整理 未经作者审阅


今天会议主题是“从延安到雄安”,非常契合当下中国的发展需要,延安是“农村包围城市,建立新中国”的象征;雄安则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信号。城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城镇化才能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未来我们国家城镇化道路何去何从?为什么有的城市会胜利,有的会失败?


在这儿主要和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城市的胜利和失败分别是什么?第二,为什么胜利或者失败?交通产业空间协同与否?第三,未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上,应该做好什么?投资上应该关注什么?


一、何为大城市的胜利和失败


如何看待中国大城市的胜利和失败,关键是三个方面:第一,大城市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也就是与中央商务区CBD的关系;第二,大城市和新区发展的关系。第三,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关系。


关于一线城市,以前叫“北、上、广、深”,最近这两年社会上热议的是,未来叫“北、上、深、杭”还是“北、上、深、成”。


广州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对广州这样的一线大城市,找它发展面临的问题,不是找制造业,而应该找以金融产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出现了什么问题?广州提出发展天河CBD是华南地区发展水平最高、配套设施最全、辐射能力最强的、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世界级平台。广州天河CBD与深圳福田、上海陆家嘴、北京国贸CBD和金融街哪个更容易成功?广州机场在北边,老城在中间,东边是CBD,广州这些年的发展,从人口的变化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二环里边,是传统的中心,在2000年每平方公里2.4万人,到2005年达到2.9万人,到2010年达到3.4万人。本来是通过CBD把原来生产性服务业的东西要集聚到天河CBD,但从看人口的变化,证明了这个集聚不是很成功。


再看深圳城市中心的变化。最早是罗湖,后来华强北,现在是福田CBD,机场在宝安;


北京传统的城市中心在二环里“东单、西单、前门“,机场在东北角,中间是国贸为代表的CBD。北京无疑集聚了全国绝大部多数的世界500强、国企500强、上市公司500强和民企500强,但这些企业在北京空间上都是在哪布局的?在南二环以南一家都没有,98.5%以上在长安街以北,主要布局与机场高速公路走廊和五环、四环、三环、二环的国贸CBD、金融街、中关村和亚运村等地区;


而上海的空间布局,最西边是虹桥机场,向东依次为人民广场的传统城市中心,再次是陆家嘴的CBD,最东侧是浦东国际机场,无疑这是上海最具价值的经济要素集聚走廊。


首先看CBD。CBD是一个大城市的“大脑”,是从事城市最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部分,它存在于大城市但服务于全国甚至全球的,所以对机场的需求度非常高。这个产业在空间上的选址,应该是处于传统中心城市与机场的中间区位,其组织效率是最高的。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广州的产业和空间的关系出了问题。而这一块,也进一步影响了广州创新产业的发展。因为没有我们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我们二产、一产产业创新那是谈不上的。再来看某新区的CBD,其目标是做中国的曼哈顿,今天却被外媒评价为世界上最大的鬼城,因为其东边是港口,西北边是经济开发区,西南边是工业开发区,显然这是一个工业生产的区位,不是一个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区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挑战无疑是世界级的。 


再看新区。为什么有的新区发展的渐入佳境,有的却困难重重?


首先看某市湘江新区。从最早的河西新区到大河西先导区,再到今天国家级新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过万亿元,但市场化的跟进热度明显不够,截止到2016年10月份,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达到6家,包括中粮、可口可乐、沃尔玛、恒大、夏普、国电等制造型企业。这和新区追求的服务业主导目标是不相符的。



而在其对面的城市:郑州。郑东新区曾经被说是唱“空城计”的一个新区,但郑州新区2015年建成区面积115平方公里,人口115万,金融企业247家,金融产业增加值达到110亿,财政收入185亿,税收165亿。这完全是两个方向上的两个新区,为什么郑东新区会取得这样的成绩,湘江新区会是那样一个情况?显然,郑东新区跟这个地区的机场、高铁、高速公路和市场的空间区位高度趋同。而长沙的市场区位,在长沙的东南角,但湘江新区放到了相反的方向。显然这个区对长沙未来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无疑郑东新区是投资界未来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新区。 



第三,再看城市群。从全球城市发展规律讲,一个国家要走向成功,要靠城镇化和城市群。如果我国选一个对标国家就是美国,美的人口和经济等要素主要集聚以芝加哥、纽约、洛杉矶为代表的几个大城市的城市群里。我国经过过去短短30年的发展,也能看到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已经呈现出这个态势了。只是城市群的发展上,跟世界国家成功的地区相比,有比较大差距,成功城市群的基本特征,就是人口、产业、资本等经济要素高度集聚,产业分工特征非常明显,空间发展阶段特征是城市到都市区到城市群,有发达的市场协同机制,还有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发达的国际航运体系做支撑,发达的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城市群多层次轨道网。但我国中心城市功能过度集聚,城市群内产业结构同质化、效益低下,过去传统的土地城镇化的模式依然在冲击着我们,城市群的协同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特别是在经济上,反映很明显,一亩三分地思维非常突出,城际交通网络滞后于城市发展需求。


所以在国家新常态的发展阶段提出了京津冀协同作为国家三大发展战略之一,总书记特别明确要求,要交通一体化先行,产业一体化作为突破口,城市群一体化作为空间载体,此外还有生态环境、市场交易的一体化。张高丽副总理日前在雄安新区的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重点推进交通、生态、产业三个重点领域率先突破。交通、产业和空间发展是各自为战,还是要找到他们的协同关系?


从CBD的案例到新区案例到城市群的案例,我们都面临“交通、生态、产业”如何协同发展的问题,如何回答好这个问题?那就是我国前30年发展的根本和未来30年何去何从。因为前30年我们是靠土地、劳动力、环境成本三个成本的优势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未来,土地、劳动力、环境成本必定要上升,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面临着物流能源成本高、市场交易成本高、服务业成本高等问题。再看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在中低端要素上,我国跟东南亚国家相比,没有任何竞争力;在高端要素竞争上,我国跟日韩欧美国家比,也没有竞争力。特别是这次美国特朗普上来,通过来一系列减税措施,这是美国在全球市场和中国抢人、抢钱、抢业。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我们时刻要有抢跑意识。那未来产城协同之路,如何真正协同起来?基于不同的经济条件和不同的交通运输条件下,人口在空间上的迁移、产业在空间上的变迁,这两股力量将来是重塑一个国家城镇空间的两股基础性力量。未来重大的投资,需要认识和顺应这个规律。


二、胜利或者失败的原因:交通、产业、空间协同与否


先看看临沂如何从革命老区走进工业化的道路,工业城市的里尔如何华丽转身为服务业主导的城市。


临沂是原来山东省很落后的一个革命老区,是怎么走出来的。每一个城市通常都有长途汽车站或者火车站,一般在其附近有一个小的批发市场。临沂也有,但是怎么做成江北地区的最大的集散贸易地的?它很好地借助了京沪高速公路的修建,从济南到临沂直接进入上海,这个点在高速公路网络上正好处于北京、上海的中间点,在临沂的规划图纸上,全国就三个大城市,这边上海,那边北京,中间是临沂。同时配套了大量的产业,向这附近集聚。临沂很好的借助这个设施,实现了从革命老区、农业老区向工业化的转变。



里尔是过去的工业名城,传统的工业城市中,里尔刚好位于伦敦、巴黎、布鲁塞尔三个首都之间的中间点,伴随着新的高速铁路的建设,它打造了服务于海峡大区的商务中心。结合高铁的建设,将资源和产业很好地集聚到这儿,帮助里尔实现了从传统的工业城市升级为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


从18世纪码头城市、港口城市,到19世纪的车站城市,再到21世纪的交通枢纽城市,历史发展轨迹告诉我们,产业升级、城市演进和交通系统是相伴而生、相伴而行的。未来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关键是全要素生产率,其很重要的体现在我们产业、空间的组织效率上。


产业、交通和空间,有什么基本规律?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告诉我们,农业在空间上的布局,是沿着铁路、河流和城市展开的,距离城市距离越近,附加值更高;工业在空间布局方面,交通区位决定了工业区位的基本格局,产业集聚和劳动力集聚带来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偏移;商业、服务业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重点,市场原则适合低等级中心地,比如理发店和菜市场,行政原则适合中等级中心地,那就是医疗、教育这些产业,按行政区划来配置,交通原则适合高等级中心地,就是CBD、大型的商贸中心。有些政府宣称把批发市场疏解了,并作为政府成绩,但批发市场是是阿里巴巴和电商把它消灭了,简单的传统商品交换的空间,完全可以通过网上解决。其实政府真正应该主导的,是教育、医疗代表的公共服务业的空间调整,其它类型的产业很难靠是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去调整的。

 

上述模型告诉我们,产业在空间布局和交通系统之间是有紧密关系的。再进一步看,传统经济学在建立的经济学模型之前,通常会构建假设条件,通过假设条件建立数学分析模型,假设产业在空间上是匀质分布的、不会因为集聚带来报酬递增,是完全竞争的。所以我们今天使用的经济学预测模型都是线性模型。在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一体化的情况下,产业的空间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产业在空间上体现为高度集聚,集聚后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共享,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其次可以不断细分,产业之间合作加强,市场经济第一个特征,就是分工经济,恰恰是因为分工带来了社会巨大的进步,这个是产业链条之间的匹配效应;第三知识信息环节从制造业环节分离出来,集聚在一起,会产生化学效应,传统的工业时代,我一个产品给你,我就没了,但对信息经济来讲,我有一个思想给你,我没有少,你有思想给我,你也没有少,我们每个人有了两个思想,不同的思想交流过程中,会产生第三、第四个思想,这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区别于传统工业经济的强大所在,这就是产业知识信息环节的化学效应。因为“基础设施共享、产业链条匹配和知识信息化学”三大效应,形成了产业在空间上集聚后带来的极大的报酬递增,并且在城市空间上形成了垄断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专业化的生产空间。


这样看来,社会经济一旦发展进入这个态势,它的增长一定是非线性的。今天唯一能预测准的就是预测是不准的。未来不是预测出来的,是创造出来的。要创造好未来,不能再拿接棒球的线性思维接高度发展中一系列不确定的飘忽不定的气球。所以未来在投资、城市发展中,应该充分重视产业空间集聚所具有的共享、匹配、学习效应。包括现在很热的特色小镇,哪个不是符合这三个特征的?不具有着三大效应的产业空间,在区域一体化的竞争和合作中,很难取得成功。

 

产业集聚、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之间,是有紧密关系的。按新空间经济学家的追求,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微观经济学的模型,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对我们做重大判断来讲,不需要做得特别精确化,而是解决一个正确判断就行了。所以采取了一种变动的方法考虑,产业和交通之间定性的关系。按照和运输成本之间的对应产业,大概可以分成三种关系:


第一种产业是资源能源型的产业,这类产业的基本特点,运输成本通常占生产成本的比例达到30%以上,所以需要低成本的运输方式,就是港口、水运、货运铁路,我们国家的钢铁化工代表着资源能源产业,基本就是沿海沿江。在别的地区布局这类产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第二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它以资本为代表的产品快速流通,流通的效率越高,资本利润率越高。对产品要求能快速实现从工厂门口到客户门口,能实现门到门运输的,就是汽车、公路运输。所以我们国家这么多地方搞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哪个不是在高速公路沿线布局?到现在为止,这些园区、新区搞得成功的,没有一个不是在沿线布局的。有经济学家统计过,长三角上海到南京300公里长的沪宁高速公路两侧20公里空间中,集中了上海市和江苏省工业制造产值的60%以上。


第三类就是信息密集型产业,需要信息快速流通。但对信息经济来讲,仅仅有信息的快速流通是不够的,因为对信息产业来讲,人和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没有哪种方式能取代,无论是今天的互联网,电视电话会议,VR技术。因为对信息来讲,我们面对面交流,语言交流部分只占信息交换量的不到50%,大量的信息是靠我们面对面之后双方的眼神、肢体语言甚至情绪、气场的相互影响。这些东西没有哪种科学技术能取代,你不知道下一分钟情绪是什么样。信息的载体就是人,更要快速流通。所以它对应的就是航空和高铁。广州的产业为什么发展得不如北京、上海、深圳?因为它关系已经错配了。


简单总结一下,制造业向成本洼地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向要素高地集聚。某新区的“曼哈顿”是一个成本洼地的区位,不是一个要素高地的区位。随着交通网络、互联网的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范围和距离大大延伸,但是它的空间接近性变得更有价值。


有了产业交通空间协同的理论,再回头看看2004年奥运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由时任温总理签了“政府组织、依法办事、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总体方针,当时所有国内外知名的智库、最有名的大家都参加了。最终确定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方案。但是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都不是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结构。所以后来有关领导总结,对北京的功能疏解失败了。


同时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有关机构建议我国城市要转型发展,特别是从规划,就开始转型。因为过去我们的规划是计划经济的规划,对市场力量关注不够。这里面特别强调了,目前很多城市规划基本都没有很好的考虑城市功能,不断变化的城市经济,往往忽视市场力量、公共机构的重大投资计划;回头看北京,当时做那轮规划,北京新机场、北京南站根本没有考虑到,而这些东西,都是决定北京未来30年基础性的设施。


同时变化也要从大学的规划学院、规划行业、关键部委,尤其发改委和住建部发起。最近住房和建设部主管部长也提出,过去我们单纯用工程思维来看待复杂城市问题,已经曝露出方法失效,工具不适的短板,限于物质空间的规划,不会用公共政策、管理制度、社会构建等方法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所以未来,我们城市发展需要多方的力量,特别是资本的力量,大家共同协同,形成制度改革、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融为一体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的城镇化运营商和服务型的智库,中国的城镇化才能真正的搞好。而这些东西,将来特别是我们城镇化的运营商、智库,都应该是我们资本市场值得关注的。未来应该把提供产品转到提供服务,房地产商转成地产运营商,传统的规划设计机构转成支持服务商。


相应的,城市也要进行转变。过去城市发展,是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核心,别的东西要么和你做一个衔接,要么不接,未来城市应该转到两个层面,一个是城市群,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镇体系结构,要高效协同起来,协同好了再看城市内部,城市交通网络和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形态,这个再协同起来,城市才能高效运转,才能把今天面临的城市拥堵、大城市病有个系统的解决。比如哪些地区是资源能源型的产业区位,哪些是资本密集型,哪些是信息密集型,这些产业哪些是面向全球服务的,哪些是面向全国服务,哪些是面向区域服务。相应的,交通服务网络,配置到相应高的水平,空间资源上给产业配置集约高效。更好支持参加全球竞争合作,这样未来我们的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合作中才有更大的作用。同时城市层面,城市将来主要是两部分,构建发达货运枢纽体系支撑制造业为代表的产业布局,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客运疏运体系契合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中心体系,快速路网决定城市的平面坐标,快速轨道网络决定城市的纵坐标。



三、大城市胜利之路:怎么做?


第三部分来交流下,在“产业交通空间”协同发展的思路指导下,未来我们应该关注什么。


第一个是国家“十三五”战略。未来有个大的判断,随着全球化和“一带一路”新的战略的推进,以综合交通为代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会打破传统的地理疆界的阻隔,也是争夺资源赢得竞争力的重要利器。未来首先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供应链,未来取决于你对这个供应链的抢夺,比如苹果,为什么乔布斯选库克作为接班人?库克最大的长处,他掌握了全球IT最尖端的技术这块整合的产业链。第二,将来由地区和国家的竞争,转变到城市的竞争。第三,基于互联网的线上线下、实体虚拟融为一体的无界的社区。第四,拥有权力超过政府的企业。


苹果的市值在全球国家排名是第六,只有五个国家超过他,我们今天看杭州,说很厉害,不就是一个阿里巴巴把杭州带起来的?杭州去年的财税收入已经超过了广州和武汉,信息经济占整个杭州经济的GDP比例是24%,对整个经济的贡献量超过了50%。显然大企业未来和城市发展有紧密的关系。


有了这个版图,我们再看过去30年的发展,中国和全球是什么关系?非洲、澳大利亚、南美、俄罗斯这些资源能源输出地区,输出到中国,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解决了中低端的制造业。欧美日韩解决了中高端的服务业。


显然,这样一个全球要素布局关系,无论是我们自己国家发展的需要,还是和全球互动的关系,都不能让我们再走下去了,所以我们要赶快发展。我们国家大的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的网络需要支持我们转变。同时,国家未来发展的大格局,我们是基于未来和全球互动的关系,产业布局、城镇体系格局会进行重构。按这种重构,国家大的交通枢纽网络、重大通道要做好相应的支撑。未来真正投资的空间,最有价值的,无疑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四大城市群,以及武汉、郑州这些国家中心城市所在的城市群可能也会有非常好的机会。



为什么长沙发展的道路困难重重?长沙现在产业的布局,西北角是开发区,食品加工业,因为长沙中西部是粮食产地,粮食生产完到这里加工,通过水运或货运铁路进入体系,比较符合。另外是三一重工为代表的东边经济开发区和中联重工为核心的西部高新区,这个产业显然跟高速公路是适应的。未来长沙版图显然最大经济价值空间是在在机场和高铁站东南象限上,也就是郑州郑东新区的象限。但长沙做到反面去了,政府投资1万亿,市场跟进了1千亿,那这个区的发展就是1.1万亿的水平。而郑东新区是市场投资1万亿,市场给你10万亿,就是11万亿的发展水平。

 

第二个,雄安新区值得资本市场的关注和关心。雄安新区在京沪、京广、京九三大经济走廊中间,上边是北京新机场,下面依托良好生态“白洋淀”,从大的区位关系讲,雄安处于极佳的市场经济价值空间。当然雄安新区未来发展关键还是要看产业,这需要先看看当下的京津冀产业布局,生产性服务业在北京集中,相对高端的制造业的天津搞了,剩下河北只能搞钢铁、化工、污染性产业,显然我们要通过雄安去重新构造这个地区的产业格局。把北京关于非首都职能的生产性服务业疏解到雄安,通过雄安这个地区,破解在北京解决不了的传统的既得利益格局,按新区的发展模式,把这个地方搞好。促进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改革创新,并较好的服务辐射河北、天津有关城市。


因为未来中低端的转型升级,统统都需要生产性服务业支持,没有好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持,企业的融资成本比国外的融资成本差了几倍,美国是我们的1/3。所有这些都是需要通过未来雄安这个点解决的。当然雄安发展,将来要构建好特别是和北京重大功能区以及和几个地区的高效基础设施网络,特别是轨道交通上,应该是一种新型的协同关系。


韩国世宗搞了这么多年,失败在哪?失败在市场跟进不够,政府主导太强。同样,巴西利亚也是这样的情况。日本筑波也是这样的教训,把大量的分支机构放在这儿,总部机构还在东京,分支机构之间没有好的联络,所以发展也是受阻碍的。新区发展的道路,前期肯定要靠政府,后期要靠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活力。但什么时候让市场进、市场进入多少的边界如何界定,这是未来要探讨的问题。


第三,关于城市群,需要更加关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前30年香港通过把制造业转移到深圳广州,实现了香港和大陆的制造业互动,有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路。未来30年的发展,应该是把香港的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业,首先和广深互动进行服务业升级转型创新的互动,带动珠三角实现世界级大湾区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中国地图假设是一把茶壶,下面加热,西边是人、财、货,东边出气和出口,和全球发生关系,上面是中央,代表权力,因为权力要掌握温度,不能太热,太热就炸锅了。无论是雄安还是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针对未来服务业和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在下一盘大棋,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因为我国未来发展最需要进步的是以金融为代表的各项服务业的创新发展。围绕各项服务业的发展,和CBD、国家级新区以及城市群加强互动,这需要在理念、制度、技术方面进行全方面创新。


“黑天鹅”不仅仅是不吉祥的东西,它更多意味着:今天我们不知道的比我们所知道的更有意义,决定未来我们发展的,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而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作为创业的乐园和创新的摇篮空间载体的城市群、国家新区和CBD,要以更大的格局呵护和拥抱好黑天鹅,让市场和资本积极去探索不确定性,才是城市创新发展的未来,也是大城市走向胜利之路的所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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