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所系之处
（题图：可触动的记忆之痛）
在我们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事件，它们本身可能极其平常，但是，当想象力赋予其光环的时候，就会变成特定个人的“记忆所系之处”，随着时间的过去，人们不断再赋予其新的意义，最终成为一个群体的象征，甚至由此塑造了我们所认知的这个群体。
这就是皮耶尔·诺哈试图书写的法国史，这就是皮耶尔·诺哈发现的、人们如何塑造的法国。
1，环法自行车赛
梁文道老师在凤凰卫视做过一个节目，介绍过这本《记忆所系之处》，其中乔治·维加黑洛（Georges Vigarello）专门谈到过环法自行车赛（也可以参考《环法自行车赛—民族的激情》）。
环法自行车赛开始于1903年，机动车报（L'Auto）为了与当时法国最大的体育报纸自行车报（Le Vélo）竞争，开始主办的一个自行车赛事，由此吸引读者订阅和广告商支持，当时时间就长达19天，几乎环绕了法国整个边境线。下图是2015年环法的线路，
法国的国土呈一个漂亮的六边形，这个符号特别有意义（回复67获得谈这个象征的文章），被称为天然的疆域，其中三边都是大海，
两面临山是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通常都是最难的赛程）。
环法几乎就是围绕这个类似完美六芒的边界骑行一整圈，绘制出一个拥抱全法国的圆环，把整个国家搬上了挑战个人极限运动的舞台，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颂扬国土的再现形式，相当于参赛的自行车手都是以自己的肉体来量度自己的国土。法国被身体居住，领土以呼吸计量。这种冒险证实了边界的正当性，两个山脉就像是两个“残酷的怪兽”，对每个如同猎物的参赛者虎视眈眈，予人一种无法跨越的印象，法国在其中获至某种全然的一致性，被安顿在高山与大海之中。
环法的这个形象，在现代被媒体化和图像化之后更加被无限的拔高，环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自我的挑战，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仪式感十足的表演。连接不断的赛事，每个赛区的民众不同风格的庆典，滚滚而来的信息潮，不断刷新的成绩和记录，在缺少上帝和精神超越的现代社会中，环法可以说是法国社会体现理想，甚至是神圣的最后一个领域。它已经从最初只是一本杂志为了吸引广告主的手段，最终演变成法国民众共同认同，而且举世公认的法国遗产之一。成为环法车手并成为法国精神的代表，与兰斯·阿姆斯特朗、博纳·伊诺（Bernard Hinault）、米格尔·安杜兰（Miguel Indurain）、艾迪·莫克斯（Eddy Merckx）一样，去创造传奇，激励了一代代的法国青年，
既充满了人性又遥不可及，既与他人平等又不同凡响，因此一下子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可能实现的社会梦想。一一乔治·维加黑洛
在环法的最后一个赛段，香榭丽舍大街，是巴黎民众的一个集体狂欢，也是一个神话故事的落幕，
代表着法国的奥林匹斯，新时代的英雄，在此时，在此地，在凯旋门的背景之中登顶。
2，思想同步与集体记忆
有趣的是，虽然环法已经是各国自行车手参与的比赛，比赛的赛程已经不局限在法国，一年一度的环法赛已经数年没有法国车手夺冠，然而，环法仍然是一个用来记忆法国身份的集体记忆，存在于法国这个群体，甚至更广泛的群体之中。
这不是其他的赛事，或是仅仅修建一个建筑就可以完成的，
上图是一个高仿的凯旋门，除此之外，武汉还修建了酷似国会大厦的庙山酒店、酷似米兰大教堂的风情街、仿富士山樱花装饰了磨山，但这都不过是赛事、建筑而已，在之上，都缺少作为群体身份的记忆。
不是个人的记忆，而是，与很多人一起共同的记忆，记忆所系之处（记忆的场所lieux de memoire），
一个“记忆所系之处”是任何重要的东西，不论它是物质或非物质的，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代的洗礼（the work of time）而变成一个群体的记忆遗产中标志性的元素。一一皮耶尔·诺哈Pierre Nora
它从萌生、到成型、不断被遗弃、被重拾、被再诠释，开始仅仅是作为重复被感知，最终作为记忆被再次感知（赫顿），逐渐就成了这个共同记忆的群体的身份，而这个记忆所系之处，也由此将这个群体塑造成一个共同体，使群体中的个人获得认同，并拥有同化其他群体的力量。
长征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回复72获得文章《长征与群体共同体的炼成》），在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相互结合的特殊情形下，在人群中的某些群体中会表现出孤立意志的方向性，进而构筑某种共同体，当我们把长征同恐惧、绝望、求生和意外的幸存这样的生命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复原它的形成和成长，这个现代史上最为壮观的奇迹。
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试图观察思想在社会中如何运行的事情，其运行不是社会安排的简单调停，而是社会安排的建构。正如任何革命都是集体人心的改变，而稳固的群体则借助某种媒介，保证命运共同体的感知，可以让素未谋面的人产生共享的文化，当今发生的世事与过去感兴趣的关联出现，使得我们对群体产生想象。
这种群体意识的顶层设计并非不可能，许多思想家提倡一种新的“国教”，成功的领导人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内容灌输到教育制度中，扩大公共的仪式，并批量生产出公共的纪念物。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对于纪念增加了巨大的热情，并扩展到各种各样的形式，包含硬币、勋章、邮票、雕像、碑刻、纪念品。几乎在同一时间，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都出现了，而且，几乎不再局限为教育手段。
我把这些方法统称为“思想同步”，它替代他人形成主观经验。
一个人的经历是有限的，我们所获知的大部分信息，无论是知识还是见识（回复68获得参考文章），都并非源于现场的亲历，并非自我的主观经验，哪怕知道某种真相（或真理）可以间接获得证明，但这种“获知”还是隔了一层，借助别人的眼睛。早期的个人经验都是手口相传，无论何种形式建立的一个通道，一端说话者通过这个通道将思想传给另一端的接受者。而后，逐步形成外化的可以保存的文字，这又有理解的隔离。文字成为了一个通道，一端的书写者通过这个通道将思想传给另一端的阅读者。生命通过基因（gene）保存信息，文化通过meme保存信息。要处理持续的变迁，记忆还是最有用的工具，它形成了完整的自我理解。现代的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自我形成的过程变得更具反射性和开放性（汤普森）。技术所做的所有努力，无非增加了思想同步的手段，为个人经验的形成提供了新的方式。
无论何时，我们生活的群体都能提供给我思想同步的方法，至少在某一时刻，我转向他人，并采取了他人的思考方式，在另外一个时刻，他人转向了我，将我的主体经验同步到他的主体经验之中，或者将他的某种不确定的、不完全的经验呼唤出来。这种同步不是复制，它产生变异和个性。它就是那个基础网络的连接和交换，诞生群体的多样性和差异。网络（社会）本身必须适应这些条件，就像群体必须接受个体生命是有限这样一个事实一样。人们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有界限的群体（家庭、学校、宗教组织、国家）之中，尽管比起封闭在一个既定的生命周期中的必然性来说，这种必然性并非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但它仍然与网络所需要的统一性相对立。正如个体化是群体和个体的两面（回复76获得文章《百年孤独》第一节个体化）一样。群体往往要消除可能导致个体彼此分离和群体相互疏远的记忆，是生命的有限和社会连贯性的对立，总之要适应社会均衡条件的变化，这也是群体在每一个时期都要用这种方式重整记忆的原因。
生命必须表现为差异性的个体，因为任何结构都会自重复，生命又必须存在群体，仅仅是复制无法产生变异和个性，一个破坏性的病毒就可以毁灭，个体差异和群体存在，也就是Stand Alone Complex是一种顽强抵抗各种毁灭性灾难的防御机制（回复70获得文章《Stand Alone Complex》）。记忆存在于个体之中，独一无二的记忆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人，在一个头衔、一种美德、一种品性背后，社会即刻察觉到了拥有它们的那些个人，时光流逝、那些群体和个人置身其中，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只要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历史渗透进入这种记忆，就会被转译为一种教义、一种观点、或者是一种符号，并获得一种意义，成为社会观念系统的一个要素。社会接纳所有思想，即便是最古老的思想，假定他们仍然吸引这理解他们的现在的人们。然而，在每一个时代，在不同的群体之中，它们都被重构、被变形，彼此支撑、相互扶持，形成一个所有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某种组织的网络，这就是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谓的集体记忆，而闪烁在那些微的个体身上的，
无非是那记忆的微光（Remembering the Light，Kevin Kern）。
（本节部分改写自莫里斯·哈布瓦赫《记忆的社会框架》，错误的请归于我，偶尔正确的，请归于哈布瓦赫）
3，结语
昨日的社会凝视着反射在过去之镜中的自身影像，沉思默想，不能自拔，除非渐渐的，在同一面镜子中映出了其他的影像。也许这些影像不太清楚，人们也不大熟悉，但是，他们却为那个社会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一一莫里斯·哈布瓦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