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奔！十堰深山走出的北大生谈贫穷：我痛恨！但……

寒门能否出贵子

一直是讨论度较高的话题

前不久，河北女孩王心仪

以707分的成绩考入北大

寒门出身的她写文《感谢贫穷》

感动无数网友

在十堰竹溪县

也有一位深山走出来的北大生

谈及“贫穷”的成长经历

他将有怎样的感慨？

我痛恨贫穷

但我也感谢贫穷

我老家在湖北省竹溪县，地处湖北、陕西和四川（重庆）三省（市）交界处，是国家级贫困县。

当年，竹溪县通往外界的交通极其不便。到市里（十堰市），200多公里崎岖的盘山公路，大巴车要开八、九个小时。中间要经过湖北和陕西的“界岭”，完全是山路十八弯，一边紧贴着山壁，一边是百十米的悬崖。

我在北大上学最后一年的春节，跟小小明妈妈坐车回竹溪，她看着大巴车窗外的悬崖峭壁，胆战心惊。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和我的很多同学，都在幼年和少年时期，经历过严重的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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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三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吃不饱”。

那三年住校，每周从家里带粮食到学校换成饭票，但排队打饭时，食堂师傅盛饭似乎永远都给不够分量。加上那个时候正是长身体的年代，而且饭菜没什么油水，胃口出奇的大。

初三那年，一次要到县城去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教英语的柏老师让我以他的名义从食堂盛了满满一小盆饭，又在教师食堂打了一个炒豆腐干的菜。满满的油水，就着香喷喷的米饭，那叫吃得一个满足！

食堂的师傅看我吃的实在是太多，还专门跟柏老师说，担心我会撑坏。

我没有撑坏，而且在柏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同学去参加竞赛，成绩竟然还不错。

二十多年后，我们几个初中同学在深圳、东莞重聚，大家都还能说出我当年吃饭的很多“段子”。

比如，有段时间，学校食堂老用长了虫的面条给我们做早餐。煮熟后，盛到碗里，小白虫一段一段，跟碎面条夹杂在一起。胃浅的人看了就想吐，哪里吃得下去！可据元双同学说，我一点事儿都没有，一边用筷子捡着一条煮熟的虫子，就那么大无畏地吃下去，一边开玩笑说，“这是免费的蛋白质”。

说实话，我完全记不得这些细节了，但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倒很像是我的风格。2014年，我从新华社辞去处长职务，到华为从一个没有任何管理职级的“专家”做起，也几乎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了一惊。不过，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想清楚的事情就去做，从不拖泥带水，算是“无知者无畏”吧。

跟老同学们说起此事，我只记得当年我曾和同学们一起“罢餐”，拒吃长虫的面条，以此对学校施加压力。后来校长亲自出来，只见他盛了面条，当着我们的面吃了下去，以此表示这面条并没有问题。

上了高中，我寄住在小舅爷家里，可以自带米面做饭，反倒再没有饥饿的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来，内心深处依然充满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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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贫穷，确实在我身上留下了很多印迹。

比如，在北大读书和参加工作的前十几年，已经不再为小钱发愁，但我每次出门，即便是晚饭后出去遛弯儿，身上也一定要带上几百块钱，否则就会缺乏安全感。

小小明妈妈一开始不理解，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我内心深处的这种阴影，直到近几年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满大街流行起来后，才慢慢消除。

虽然那个时候很穷，但父母亲言传身教却很严格，坑蒙拐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需要向人借钱周转的时候，遇到愿意借的，母亲就感恩不跌；遇到不愿意借的，母亲就叹着气，叫我和姐姐要争气。

高中毕业前，父亲顶着大太阳，骑着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到学校给我送生活费。他坐在我的床铺上，拿出一张崭新的100元钞票，递给我。这个场景二十年后，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我告诉父亲，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已经决定报考北大英语系，如果考试成绩不错，那会非常好；如果发挥不理想，志愿就会掉得很厉害。

父亲是个老实人。文革期间上高中，作为红卫兵，参加全国性“串联”，曾经到过北京，在人山人海中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但这也似乎是他为数不多可以说一说的经历。

对于北大，父亲也并没有什么感性的认识。但他知道，竹溪县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只在很多年前出过一个考上清华的，但考上北大的，还一个都没有。

父亲对我是信任的，将生活费交给我后，又聊了聊天，就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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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天，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不是什么法国在世界杯决赛中战胜了巴西夺得了大力神杯，而是高考。

在那一年的高考中，凭着高中三年的苦读，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我最终成为了竹溪县一中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人。

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

那年秋天，我坐着县里领导的小轿车，带着好心人的资助，到十堰赶火车。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出湖北，从此以后，我也渐渐摆脱了贫困的袭扰。

大学期间，我开始做家教，一次少则二三十块，多则五六十块，除掉生活费，还可以每月给父母亲寄回去五十块钱。

大三以后，经同学介绍，我在首都国际机场给以色列航空公司当翻译，时薪达到了一百元，每周二、周四有航班时就去，一下午能挣好几百，在当时已经相当不错了。那个时候，我也经常寄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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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夏天从北大毕业，我到了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第一个月工资是2900元。

我和小小明妈妈租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跟另外两家人共用卫生间和厕所。但当时感觉能在北京安顿下来，已经很不错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便。

刚开始工作时，任务不那么重，我用省下的钱买了电视机和DVD播放机，又买了上百部盗版的美国电影光盘。那段时间，我几乎把美国过去几十年稍微有点名气的电影全部看完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价值观。

2004年春节，父母亲带着堂弟来北京过年，我们一家住在一个六七十平米的小两居里，白天在北京的呼啸寒风中带着他们逛故宫、长城、颐和园，晚上看着电视、上上网，觉得已经是其乐融融了。

我专门陪着父母亲和堂弟去了北海公园，几十年过后，北京早已变得让父亲认不出来，他反复念叨当年在北海里看过九龙壁。

2005年，我们在通州买下了三居室大约120平米的房子。2006年上半年，是我在埃及驻外的最后几个月，小小明妈妈一边在北师大上课，一边张罗着装修房子，中间有很多辛劳、很多波折。几个月后，房子装修好了，在我们的极力劝说下，父母亲卖了老家的房子，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那个时候，八通线刚刚开通，梨园附近还有好多工地。有时候一家人吃完晚饭，去街上散步，看着郊区的天阔云低，觉得生活挺知足的。

再后来，父亲青年时患上的肺病发展成肺源性心脏病。在父亲去世前的一年里，我和小小明妈妈，几乎每天都要开车去更远郊区的一个氧气加工小作坊，给父亲换氧气瓶。刚开始15升的氧气罐，二三十公斤重，我扛着上五楼也不觉得累。后来，父亲的氧气消耗量越来越大，换成了五六十升的氧气罐，至少四五十公斤重，我依然扛起来，一口气爬到五楼。

期间，父亲至少三次被送进ICU，每天上千块的治疗费用，对于工资只有四五千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父亲总是刚刚好转，就坚持要回到家中，靠口服药和吸氧维持着。

最终父亲在2009年10月21日去世，这对我是非常大的打击。那几个月特别脆弱，看电影《2012》，里面有一句台词，说所有的孩子都是父亲一生的骄傲，我想起自己的父亲，顿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要是当时更有钱，让父亲一直住院，父亲会不会更好点？

2016年，母亲在北京被查出患有食道肿瘤，在一大堆好心人的帮助下，确诊并完成了放化疗，后来就转而接受关庆维大夫中医治疗。

一晃将近两年了，母亲虽然进食颇受影响，但通过吃粥和其他流食，也能保证基本的营养。

6月份，我在美国出差两周，回到家中，母亲本来因为失眠整宿睡不着觉，非常疲惫，但依然坚持着要陪着我说说话。我知道，母亲是很想念我的，天底下所有的母亲都是如此。

我和母亲也会时不时念起父亲。我跟母亲说，如果当时也能找到关大夫这样的好中医，父亲也许还可以再多活几年。母亲便叹着气说，人各有命啊。

明金维应邀回母校竹溪一中作励志报告

对于我这样一个真正从贫穷中走过来的人来说，我当然是痛恨贫穷的。

谁不想从小衣食无忧？谁不想从小想吃啥吃啥、想穿啥穿啥、想买啥买啥？

但我转念一想，也挺知足的，就算是没有贫穷，我也不太可能过得比现在更好。我毕竟考上了北大，毕竟在新华社工作了12年，毕竟到过四五十个国家，毕竟后来又有机会在华为、北汽福田和腾讯工作……

但我确实也挺感谢贫穷的，因为小时候贫穷，所以就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念头，就有着强烈的不想再过那种日子的念头。

也因为小时候穷过了，在我成年后，在物质上，我就再也没有感到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也因为小时候体会过贫穷的滋味，所以，当我和高中同学老刘早早就在北京当上了处长后，我们时常在一起聊天，一边觉得应该再努力往上走，一边也告诉自己，以我们的出身，就算一个处长干到退休，我们也超过了祖祖辈辈的人。

一句话，我们特知足。

这两天，因为河北寒门女孩考上北大的事情，大家都在讨论到底要不要感谢贫穷。

我只想说，贫穷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选择的问题。如果有选择，谁愿意选择贫穷？

但我也想说，人如果在幼年和少年时不幸经历过贫穷，并在成人后最终走出了贫穷，这也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我痛恨贫穷，但我也感谢贫穷。

作者简介

明金维

1979年9月生，十堰竹溪人。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同年进入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曾在新华社工作12年，2016年加入腾讯，任企业文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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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郑旭宴 责编/李承杰 终审/贺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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