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张开采银矿，由国家铸造统一银币，允许民间使用钱票

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走私更加肆无忌惮，林则徐已经没有办法再主张以禁鸦片来解决“银荒”，于是，他就建议组织人员开采金银矿产，扩大金银来源。林则徐晚年活动的云南，矿冶业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据估计，官私矿厂中以开山冶炼谋生之人不下70万，连“盗矿”者计算在内，最少有100万人，采矿对清朝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清朝廷中的某些人，认为开矿把大批劳动人民聚集在一起，会对封建统治秩序造成威胁，因而要求封禁矿山。林则徐反驳了这类观点，认为：“伏思有土有财，货原恶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于民，果能经理得宜，自可推行无弊。”，而且“滇省跬步皆山，本无封禁。而小民趋利若鹜，矿旺则不招自来，矿竭则不驱自去，断无盘踞废硐，甘心亏本之理。其谓人众难散，非真知矿厂情形者也”。这里林则徐不仅揭露了顽固派的昏庸无知，而且表明了自己支持新兴商人阶级的心情。

 林则徐

在经营方式上，林则徐以为可以官办，可以官商合办，也可以商民自己办，尤其认为商办胜于官办。他说：“查办厂先须备齐油米柴炭，资本甚巨，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独开。官办呼应虽灵，而在任久暂无常，恐交代葛腾滋甚。倘若因之亏空，参办则有所藉口，筹补则益启效尤。况地方官经管事多，安能亲驻厂中，胼胝手足，势必假手于幕丁胥役，弊窦愈多。似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则官有督率之权之无著赔之累，似可常行无弊。”他对问题的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为了使商民开矿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利润，林则徐主张实行“宽铅禁”（改宽对私人买卖铅的禁令。因铅为制造军火之物，以前官府严禁买卖）、“减浮费”（减轻政府对开矿商民所征收的各种捐税）、“严法令”（加强对矿工的种种管制，以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矿主的剥削利益）、“杜诈伪”（采用一些措施惩治奸商诈骗行为）等措施。这些建议都是有利于商人的，为他们着想，为他们代言，保护他们的利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

清代银锭

林则徐所处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成为比较流行的货币，但它还处于称量阶段，使用和携带起来极不方便，而当时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流入的银币由于有确定的成色和重量，在流通时比较便于使用，因此很自然地得到流通并为人们所采用。在东南沿海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些交易甚至一定要支付洋钱（外国货币）才能成交，因而必须在事前把银锭换兑成洋钱。求兑者多，就出现了银币高于实际含银量行使的现象。如江苏省，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民间每洋钱一枚大概可作为漕平纹银七钱三分，当价昂之时，并有作至七钱六七分以上者”。这对我国货币制度与金融市场是一个冲击。许多外国投机商人就采用输入银币以套取银锭的办法来掠夺中国。对这一情况，许多人主张“禁用洋钱”，尤其是封建顽固派，而林则徐却认为银币方便于民众，禁止银币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因为“民情图省图便，寻常交接，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此系实在情形”，因此应“听从民便”，就是准许民间使用洋钱，不要禁止。不过他同时也主张对使用银币要“示以限制”，即要使洋钱与纹钱的交换比率同含银量相称，不能让银币高出纹银。对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林则徐不是单纯靠行政手段，而是更重视商品流通的规律，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官局铸造银币，“或云，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月，察看民间乐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林则徐主张禁止洋钱在中国通行，维护我国法币地位，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但他与顽固派不同，初步认识到“银钱贵在流通”，重视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适应币制从重量金属币向铸币发展的自然趋势，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近代铸银币制代替旧的币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方面反映林则徐鲜明的维护我国币制独立和国家权益，反对西方经济侵略的爱国主义，同时也反映他在实践中形成的适应商业资本发展的近代币制思想，可以说这种货币理论，虽然还不十分自觉，但与西方货币理论不谋而合，是有其历史进步性的。

清道光年间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各种信用钱票也卷入流通。钱票的出现是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增长的反映，但它却不断地遭到维护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势力的极力反对。鸦片战争前夕，当鸦片走私引起的“银荒”己十分严重时，有些人把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状况归咎于银票，要求禁止，林则徐反驳了这种主张，坚定认为钱票的正常流通不会引起银价贵，银贵也非因使用钱票。他指出，商人使用钱票满足了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商业活动，弥补了现金的不足，并且可以减轻由于鸦片走私造成的“银荒”的现象。他说：“查近来纹银之拙，凡钱粮、盐课、关税一切支解，皆己极费经营，犹藉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林则徐从有利于商品流通与交换活动的观点，肯定了钱票的积极作用。

可以看出，林则徐关于使用钱票的观点，不但有维护商品经济，便利商业活动的考虑，也是同他的减轻鸦片走私后果的企图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林则徐的思想同传统“抑末”思想相反，充分体现了他“用民心，恃民力”的“民为邦本”的主张。

四、重视农业的思想

林则徐一生十分关心农业问题。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是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封建统治阶级，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一般地主，其经济收入基本上依赖农业，“以农为本”是地主阶级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京师时，由于农民起义的影响，林则徐就觉察到农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是与灾情、饥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兴修农田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才能“养民裕国”，把农业看作是封建国家致治养民之本，而农业又与水利工程分不开，“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认为“地力必资人力，而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在京期间，他翻阅了清档文件，辑抄了汉至清代一些官吏与农学家关于兴修农田水利的主张，参考了历代有关农田水利的著作，辑成了《畿辅水利议》一书，“首胪水田利益国计民生，明当务之急也”，提出了取消漕政，用在畿辅一带治水治田，发展农业生产的办法，来取代南粮北运，解决京师的粮食供应。并企图在京津一带“倡行有效”之后，“以次推行各省，普京乐利，而营田之能事毕矣”，从而达到“家给人足”的目的。针对当时的漕政弊端而提出的大胆改革，对恢复江南的农村经济，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增加清朝政府的财赋收入，不失为有效的措施。

《畿辅水利议》

他力主在江南地区推广旱稻，并大胆实验，以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民食问题。他对农业耕种技术也颇留意，提倡深耕、细作、疏种、培土、点播，科学种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林则徐对农具的改进也颇为重视。在19世纪30年代，他就对当时西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有位叫齐彦槐的人仿制西法抽水龙尾车，引起了林则徐的重视，林则徐早年就知有龙尾车，见齐彦槐试制成功，即亲到现场观看，认为这种龙尾车不仅有利于田园灌溉，还可用于抗涝排水，要求加以推广试用。

龙尾车模型

林则徐敢于改革，勇于与大自然斗争的精神，贯穿于他日后的政治活动中，即便是在他被贬谪到新疆时，仍不忘搞屯田，大兴水利工程。经他主持和修过的工程，计有江苏的浏河、白茆河、七浦河、宝山海塘，绕阳运河，桃源、江都等处的河道闸坝，福州的小西湖，西湖的江汉堤坝等等。虽然在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下，要大面积地治水垦田广种水稻，改变当时的农业面貌，会遇到种种障碍，但他的努力，表明他对农业问题的关注，客观上也具有维护民族经济的进步意义。 

（来源：2005年12月第21卷第6期《商丘师范学院学报》·刘克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