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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洋事件跟进:补充美国的Police Brutality(暴力执法)情况

2017-01-04 兔主席 战甲网 战甲网

1、 雷洋身上的“人大硕士”之类的标签已经淡化了。我之前写过,这是一开始公众对这件事引发兴趣的原因。现在不提人大硕士,那就转化为一个普通人遇到的警察执法问题。

2、 目前看来,我感觉雷洋比较有可能确实是从事了性交易行为(“嫖娼”)的。那么,之前的揣测分析,对受害者的道德辩护,甚至阴谋论,可能也就都不成立了。

3、 这次事件就变成了一起警察执法暴力事件。在英语世界叫“police brutality”。这其实是一个跨越政治体制和社会的公共问题。当然,不同的制度会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和应对方法,但都谈不上能根本解决。

4、 这样,这件事就从一个有许多道德维度、能够唤起人们情感的符号性事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有一定技术性的公共问题。简单政治化,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没有建设性。这个时候,是可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的案例的。例如police brutality非常严重的美国。

5、 五名警察对雷洋执法时,代表的是国家机器。你可以说他们玩忽职守的行为是借公权行私恶,五名警察有个人意志、有自由,并且做出了选择,履行了个人意志,需要为此承担责任。但,他们确实也是在代表国家机器行事。

6、 根据英国《卫报》的动态更新统计(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ng-interactive/2015/jun/01/the-counted-police-killings-us-database),2016年,美国警察打死了1,045人(年初截至2016年12月26日),其中大概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的受害者是没有武器的。Police brutality在美国是一个困扰全社会多年的公共问题。在美国都这样,我相信,在中国更可能是普遍存在的。当然,各地的成因不同,例如美国很多人拥有枪械,所以社会存在暴力化的问题,警民关系紧张。警察出于自卫需要喜欢扣动扳机。中国情况可能不同,民众没有枪械,可能更多的是警察的训练问题、质素问题。人们对生命价值的理念问题。

7、 所以,雷洋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主管部门也知道这个问题。那么就是具体到了在这个事件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8、 结果,北京检方决定不起诉涉事警员。从深层次上看,这说明,主管部门最终认为,这个事件还没有重大到能够或应该成为引发一次公开的、全社会所知悉的警察执法改革的契机或临界点。有关部门选择低调处理。不起诉,自然是减少了这个案子曝光停留在公共舆论的时间。对于涉事警察会不会处理?我认为会处理的,是警察体系内的某种惩戒。这些人的职业生涯我相信会受到影响。而且,我比较乐观的相信,整个警察体系都会吸收、消化这次事件的恶果(当然程度和效果不好判断),我相信有关部门会在内部对涉事人进行必要的惩戒,对警察执法的方式予以一些指导,避免类似的恶性事件再次出现。

9、 在公众舆论中,这件事情已经不可避免的“变小”了——人大硕士的标签不灵了;“嫖娼”事实可能还真的是存在的;案子转化成了一宗标准的police brutality,它的独特性减弱了、它变得乏味了。人们热情不可能再那么高了。

10、 事件后续的演变逻辑就变成,有一小部分人坚持希望继续深挖这个案子,讨个说法,追求正义的实现,其伦理逻辑是:“我们不能抓住所有的杀人犯,不代表眼前遇到一个杀人犯就要放过”。“事件对中国社会有广泛的启示意义,由于这个事件已经公共化,所以要抓住契机,推动它的解决。”

11、 质疑者可以说:这种事情在中国不是有很多么?为什么要对这个案子特别多的关注?难道只是因为这件事已经浮出水面,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了?不是可能有比这更加或同样不公的事情——可能有彻底无辜的人受到执法暴力所害,但并没有得到公众知悉,也没有人去挖掘和试图解释他们(这和美国每年上千起警察暴力致死事件只有很少的几宗会走向媒体及公众一样)。换言之,那些看不见的案子自己身上的、固有的道德重要性(moral weights)本身是不亚于雷洋案的,只是由于其没有浮出水面,不能为公众所知悉,所以就没有被关注和解决的机会。那质疑者可以说,这种维护司法/执法正义的人是实用主义的、甚至是有些机会主义的……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讨论是legitimate的,但也是无止境的,公众很快就会丧失兴趣。然后,这个议题的momentum就消失了,最终在公众视野这消失。少数还关注的知识精英,慢慢也会转移视线。最终,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12、 我相信主管部门应该有足够的经验,能够推演出这个发展逻辑。因此,选择不去对具体警员起诉,是保护国家机器、维护稳定的理性选择。

13、 以上,我不打算对任何一方的决定做价值判断,仅就事件的发展逻辑进行推演。

14、 Police brutality是不是一个新事物?不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美国每年有上千人被警察打死。有许多死在警察监护手里,并有少数被公众舆论关注、引发普遍关注(Sandra Bland、Freddie Gray、Michael Tyree、Elliott Williams等案)。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管经历了什么程序,大部分是警察局内部按标准流程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一下了给予(或不给予)警员行政处分了事。即使拿给州检察官起诉。最终结果往往也不尽人意。美国人发现,执法体系是相互保护依赖的。警察有自己理解事情的逻辑;警察确实有个人意志,但也确实是代国家机器行事(其执法时的行为可能系统性地有别于个人生活的行事);警员可能相互包庇、保护、开脱;最终,警方内部的调查往往得出偏袒涉事警员的决定,大事化小。检察机构也是依赖警察的,需要通过警方提供的证据来起诉。因此,整个司法执法体系在系统性地偏袒警员。而且,我们发现,执法公权力的内部的相互庇护可能超越政治体制,是一个共同问题。因此police brutality很难解决。

15、 (这个和军人在战争或军事行动中虐杀敌对国军人、平民是一样的。军人体系会系统性地庇护自己人。警察执法暴力的差别在于这个是发生在本国民间社会的事件,社会关注度高,大众认为与己相关性高。)

16、 即使在美国,检察机构真正起诉警员、并最终实现对涉事警员的刑事定罪,难度是很大的。今年9月份著名在北卡夏洛特的警察射杀Keith Lamont Scott案,大家应该有印象,当时各大网站都转发了警方和受害者各自的视频。最终,州检察官对案子不于起诉。美国有比较透明公开的体系,而且有平行的系统,例如州政府、联邦政府都可以前来调查个案。媒体也开放。但警察暴力还是个老大难问题。每年发生这么多起案件,问题远离解决,而且成为近年来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17、 最后补一条,反而可能是很重要且被忽略的一条。随便翻翻美国最近的警察杀人事件。检察院起诉的往往是个人(Terence Crutcher被杀案,起诉警员Betty Shelby;造成2016年密尔沃基暴乱的Sylville Smith被杀案,起诉警员Dominique Heaggan-Brown).。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案子也根本不予起诉。这些案子有个特点是有一个具体开枪施暴的警员。如果一群人上,就很难定罪。在个人从事行为的时候,似乎他更代表个人意志,他要为结果负全部责任;如果一群人上,这更像一个机构或制度行为,是昌平警察的责任,但每个人的相对责任就变得很小,比如说五个人,一个人的分量可能就是20%。一个案子涉案五个警员,同时起诉五个人,似乎对任何一个个体而言又太过严厉。我以为,这个涉案人员数量是可能影响检察官的判断的。

18、 因此,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应该看到,police brutality肯定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雷洋案成功地帮主公众意识到这个议题,而前期的舆论报道和公众讨论应该不是无效的,我相信在一定程度引发了警察系统的内省和未来的自律,不能说就没有效果。现在,我们注意到,有律师还在进一步推动案子的司法解决,也是有益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警察执法暴力绝对不是一、两个案子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归结到体制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公共问题、社会问题。我们作为理性的公民,也需要尽量从大的方面、大的历史角度出发看待问题。

19、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雷洋虽然已死,但还是为中国的司法/执法历史留下了很重要的一页

本文作者:微博@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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