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23集：两汉经学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经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表，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骂儒生为腐儒，甚至将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罐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

《孔子圣迹图》汉高祀鲁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15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与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乐》，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只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一部分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刘一闻：熹平石经它的字体，因为当时是派宣传的用场，所以它就写的、刻的都很端端正正的，最大的那是1922年出土，也在洛阳出土的，出土以后发现最大的《周易》，它有940多字。

这件非常珍贵的作品是明代画师杜堇的《伏生授经图》，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治《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入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常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长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孙晓：汉代道家，它已经不是完全地像先秦的道家一样，它是无为而无不为，它是一种积极的有为，它表现的形式，是一种积极的有为，所以说它要对政治、对社会要进行一定的干预，我们所说的，有的学者把秦汉以后的道家，称作为新道家。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政策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治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历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修养生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不用，以至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汉乐舞俑

杨振红：汉初黄老之治，在于它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去恢复自己的生产生活，因为他们这样做，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当时的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义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卜宪群：汉文帝没有完全采纳贾谊的建议，但是也并不是说一点没有吸收他的建议，他把齐王、淮南王都进行了拆封，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削藩，彻底地撤掉这些诸侯，这是当时的形势所逼，面临的形势所决定，就是当时还不具备（立即削藩）这样的条件。

道家思想也受到各诸侯王的尊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孙晓：文帝时候它的确，社会是变得很富有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提高了，但是社会问题也出来了，那新出的这些社会问题加上旧的一些办法，与民休息这种办法能不能解决，看来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那就需要一种新的思考和一些新的方法。

这里是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汉代儒者辕固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立了塑像，汉景帝时，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

孙晓：黄生说这个社会不能改变，不能去改革，但是，辕固生认为这个社会一定要改革，两人就发生了争论，而且到最后就拿着帽子和鞋子作为比喻，就牵扯出这个汤武革命。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的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以此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宋艳萍：汉武帝这个人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而且他是主张积极进取的，他不满于无为而治，因为，儒学它是有大一统、还有君权神授这些思想，更有利于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河北景县的大董故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当小孩到了上学的年纪，都会来到村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

董子园

董仲舒曾发愤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2000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杜维明：从董仲舒看起来特别在修《公羊春秋》，一种微言大义，要改变这世界，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秩序，也就说来自他对人性、人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和社会的、长久的、持续的和谐，他有一套全面的理解，这套全面的理解是以德治为主，但是刑也加在上面，就是法治和德治，法治是最基本的，但是法治的本身不能够创造道德，必须还有德治。

杜维明教授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了汉武帝如何采用儒学作为官方学说，对董仲舒思想有详细地分析。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的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极，董仲舒是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杜维明：像董仲舒那个时候，策就是策问，皇帝有问题，问题就是天下大事，我们现在碰到大的问题，培养人才的问题，安全的问题，发展的问题，来自人和天的关系的问题，这些大问题。那么对策，它就对你这些大问题，他提出回应，所以重要的是了解他说，天是什么意思，它有很深刻的内涵，而且内涵的是道德的含义，非常深刻的内涵，天有好生之德，天对老百姓讲起来，我想跟那个老传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在天人三策，董仲舒提出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杜维明：董仲舒的意思呢，汉武帝你如果真正要更化，你真正要有改革，那你要有一个非常全面而且整合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儒家，可以为你提供，但你要培养出一批人才，也就是说建议由这个皇帝的力量来推动儒学。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是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郎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两千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经学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杜维明：儒家有它的道，有它的学，有它的政，在它的学术传统中间，经学是它的核心，从董仲舒开始特别是《公羊春秋》，也是一个实践哲学，那么你不通过对经的理解，不读《大学》、不读《中庸》、不读四书，不读五经，那对儒家的核心的价值，就它整个人文，它是一套全面的人文思潮，不能够进入它的核心。

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他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义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和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孙晓：公孙弘功不可没，儒学变成了经学，这样它成为汉代意识形态，具有支配意义的一种政治学说，这个当然他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人才，从汉代朝廷中的我们可以看到，设五经博士，每个博士都要招很多的弟子。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书》的伏生，传习《礼》的高堂生，传习《易》的田何，传习《春秋》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皓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为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之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大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chèn]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孙晓：比如说《春秋》它有《春秋》纬，《书》它有《尚书》纬，《礼》它有礼的纬书，各种各样的，所以说纬书，内容大多是放荡不羁，它有很多神话的色彩，它保留了很多中国原始神话、上古神话的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在经书中记载的孔子是很严肃的、很庄严的，但在纬书记载的孔子，可能站在天门上，拿着一把宝剑、踩着祥云，这就是纬书和经书的区别。

不过，两汉经学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降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检讨书—罪己诏。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

杜维明：儒家有它的批判的精神，它这个批判的精神，就是对它所建构的政治，要有一套反馈系统，那么天人关系的是一个最难理解，但也是个最后的一个反馈系统，假如你的整个政局不能够进入常轨，那天要受天谴，它先有这个警告你，先有灾异，这么，如果你一直不受警告，那你的天命就会丧失了。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两千2000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

孙晓：汉高祖把自己的这些功臣和和自己的这些子弟都封为诸侯王，同样他又分封了很多郡县，由中央直接治理，并行的情况下，些诸侯国坐大以后，它有一个想脱离中央集权的冲动，或者这种需求，就说明当时这个社会，它不是很统一，所以董仲舒讲的大一统，整合整个社会的这种政治秩序，它提供了一个自己的理论支撑。

朱熹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点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2000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杜维明：董仲舒所提出来的这个三纲，它有强制性。强制性也就是为了秩序的安定，这个思想受到法家的影响，那么它要维持一个秩序，它需要有一种纲领的观念。那么，这个我相信在现代对儒学进行反思的时候，上下级的关系和君臣的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都是核心的关系，都是纲。《白虎通义》就把这个三纲定为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大经大法，一直到了宋明以后，包括到了今天，像陈寅格先生、王国维先生认为的三纲六纪，是中国最核心的价值。

绵延2000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和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使用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敦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周应之：一个有文化的人走到一群没有文化修养中，他很快会赢得尊重，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它历来就对有文化的人有尊重感，那同时，我们对于这个尊重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与我们骨子里对真理的尊重，对于深刻思想的尊重。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受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成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和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的多重渊源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

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了道德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生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学说中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独到的影响。

孙晓：儒学和经学是有差别的，儒学原来是一种社会学说，和诸子百家这种学说是一致的，但是，它被汉代政府采用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政治学说，变成了一种经世治邦的一种学问，这就是儒学向经学的一种演化，经学不是完全照搬一些传统儒学的一些东西，它吸收了百家学说的一些各自的优点，经学的内容比儒学要更为丰富。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它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

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经学家门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