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42集：贞观之治

隋朝末年，隋炀帝变本加厉，愈加骄奢。官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公元611年，隋炀帝一意孤行，发兵远征高丽。老百姓心中长期压抑的怒火终于点燃，到处是农民起义的旗帜，到处是反抗暴政的呼声。太原留守李渊本为隋朝命臣，但长期得不到隋炀帝信任。李渊与窦皇后次子李世民认为，只有拥兵自立，才能保住家族地位和利益，并趁机扩张势力。在李世民的反复劝说下，李渊终于起兵。短短半年，李渊父子统率的军队超过20万。

公元617年形势图

公元617年三月，隋炀帝被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即位，改国号唐。随后，隋末农民战争变成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公元624年，各地农民军和割据地主武装被彻底消灭，山河归一。统一中国的不朽功业主要由李世民领导下完成。李世民战功赫赫，遗憾的是，他没能成为太子，天下必归枭雄。

唐高祖李渊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初夏的一个清晨，十几个士兵埋伏在玄武门外，此刻只等待一个人的发令，他们的将领正是唐高祖之子——李世民。这一天对他而言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拼杀，他挑选了最得力的尉迟敬德等九员大将与他同战，而他对战的目标，竟然是自己的亲兄弟——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此时刚刚走出玄武门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感觉到情况不妙，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出现在眼前，他高声叫住二人，仓皇之间，李元吉欲拉弓射杀李世民，然而忙乱之下，竟然三次都无法张弓搭箭。反倒是冷静的李世民取出弓来，一箭射去，当场将太子李建成射死马下。随后双方展开激战，李元吉也中箭落马，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唐太宗李世民

两个月后，唐高祖李渊被迫交出兵权，并下诏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此时的李世民面临的是因隋末战乱而百废待兴的唐王朝，如何开创贞观之治，重整破碎不堪的大唐山河，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核心领导集团便成为当务之急。李世民善于纳贤由来已久，早在武德四年，身为秦王的他就创办了文学馆，广泛搜罗贤才，罗致当世文士。馆中集有“十八学士”：既有以诗赋文章名世的虞世南、褚亮、许敬宗等，又有以经史学问著称的孔颖达、陆德明、姚思廉等，还包括了极富政治军事才干的房玄龄、杜如晦、杜淹等人。“十八学士”组成了李世民的智囊团，不仅帮助他成功夺取皇位，而且成为日后“贞观之治”的核心力量。然而，从秦府到皇宫，李世民此时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朝廷环境，这险峻的局面来自当时朝廷中的三种人。

吴宗国：一种就是唐高祖时期的旧臣，这些人都出身于关陇贵族，或者是山东士族，他们的思想特点就是很保守，特别是对农民，有一种畏惧的情绪；第二种就是李世民做秦王的时候，他的这些部下，这个中间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房玄龄了，那么这些人善于出谋划策。但是，这些人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情况，不是很了解的。那么第三种人呢，他们来自民间或者来自基层，特别是他们参加了隋末山东地区的这些武装力量，所以他们对山东地区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对动乱结束以后，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动态，也是了如指掌，所以说他们能够正确地分析形势。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世民如何让这三类出身不同的人为其所用？在李世民登基后不久，他下令召见一位大臣。这位大臣正是玄武门事变中，坚定站在太子李建成一边，并为其出谋划策的魏征。李世民严厉地质问魏征，为何要离间他们三兄弟。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太子要是早听我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杀身大祸了。大臣们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然而李世民却很欣赏魏征的率真，理解他的忠其所事，不但不再追究旧怨，而且马上重用魏征。感激于李世民的知遇之恩，魏征从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采访：魏征的特点是懂得治国理论，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了解社会的现状，这样一个人是站得高、看得远的，所以他在贞观治国方针的制定，在帮助唐太宗做一个明君，这些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世民听取了魏征的建议：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于是贞观年间形成了兼听纳谏的良好风气。除魏征外，当时经常进谏的大臣还有王珪[guī]、戴胄、马周、张玄素等人，以及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甚至在隋炀帝时以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闻名的封德彝也有多次进谏的记录。太宗在位二十多年，进谏的官员多达三十余人，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于改进朝政、帮助唐太宗施行正确的决策起到巨大的作用。

宁欣：他认识到君主其实有欲望，是有可能危害国家的，一个是君主的独断欲，你想君主高高在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就有可能影响决策，而且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而使得国家处于危亡的境地。

唐太宗武装夺取皇权两个月后，这一天清晨，都城长安异常热闹，文武百官从四面八方涌向玄武门，他们要来参加唐太宗亲自主持的题为“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的途径。然而辩论一开始，便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

刘后滨：那当时以山东士族，封德彝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认为，人心坏了，老百姓民心大坏，要继续实行高压政策。因为封德彝这些家族，在隋末的动荡当中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是还乡团，他们要反攻倒算。可是以魏征为代表的，所谓的山东豪杰，普通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僚，他们是在瓦岗寨走过来的，他们是反隋的力量，他了解，山东河北地区的民间的动向，他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思治。就像一个人渴久了，喝什么都是甜的，饿久了吃什么都香一样。长期经过战乱的百姓，他们希望能够安定下来，过稳定的生活，过安定的日子。

然而，如何让百姓安定下来，进行“大治”呢？李世民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他不禁自问，为何曾经繁荣富强的隋王朝，不到40年便土崩瓦解？他总结隋炀帝灭亡的三大原因：一是大兴土木，广治宫室；二是搜罗美女，淫乐无度；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李世民惊叹于那些在隋朝盛世中创造奇迹的民众，在随后的战乱中，爆发了如此巨大的威力，让隋朝政权土崩瓦解。这些让他对国与民、君与民的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

吴宗国：他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弃之而不用，诚可畏也。我们从“诚可畏也”可以看出来，这显然是从隋末灭亡的一个教训中间以及传统文化之间，得出一个结论，这句话就是说什么呢，皇帝是老百姓因为你有道，推举出来的，如果你无道，老百姓就可以推掉你。

为了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和大臣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更好地治国。在他眼里，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船，君民一体，休戚与共。当君主的如果通过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必然会引发政权的颠覆。正是知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李世民反复强调要“以百姓心为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在这种理念之下，李世民定下了“抚民以静”的策略，形成了一整套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转化为一系列具体政策,“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才得以步步展开。

而君臣论治的主要内容则记录在唐玄宗时期史官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中，被后人传颂。一个清明社会的出现，必须以法治作为前提，而且保证执法的公平性。李世民登基伊始，便令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订《武德律》，制定《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组织19位大臣与法律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唐律疏议》三十卷。《唐律》是中国古代保存下来最古老、最完备的一部法典，对后来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影响。

完备的法律条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执法。对此，唐太宗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亲戚故友、王公大臣概不能外。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盐泽道行军总管高甑生因违反军令而被李靖治罪，后免死改判发配边疆，有人上书请求念其为秦王府旧臣予以宽大，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画一。赦免了他便开了侥幸之路，有功的人很多，赦免他，其他人也会轻于犯法。”于是驳回上书，维持原判。皇帝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朕即天下”的时代，还有哪个皇帝敢于像李世民这样，把自己关进权力的笼子里？

吴宗国：唐朝的法律中间，我们发现，它前面除了总则这一类的，以及关于皇宫、皇帝这一类的规定以外。首先是职制律，而像盗贼什么的，就跟老百姓有关系的，以前镇压老百姓的那些条例都在后头，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法律首先是管官吏的。你做了官一定要遵守法律，一定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去办好你分内的事。

法治的另一面是教化，李世民多次强调执法要“慎刑宽刑”，“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而且对复审有了明确规定，以增加纠正冤狱错案的机会。第二年，李世民亲自审问囚犯，当他看到死刑犯即将被处死时，心中顿生怜悯，便下令释放回家，约定来年秋季回来接受处决。又令全国所有死囚一律释放，让他们在期限之前来京师集合。第二年秋天期限到时，没有人督促，没有人组织，头一年释放的总共390名死囚，居然一个不少全都按时到达集合。李世民十分感动，下令全部赦免。

贞观年间，每年正月二十一日这天，长安城万人空巷。这一天，皇帝脱去龙袍，换上短衣便鞋，他要亲自下田耕种，以表示对农桑的重视。这种景象，在古代数不清的封建帝王中并不多见，而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贞观三年，唐太宗下令恢复被废弃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百姓惊骇之余，无不欢呼雀跃。

吴宗国：唐太宗时期绝不在农忙时期征伐兵役，有一次太子要实行冠礼，成年礼，要进行这种仪式的话，那必须调集府兵来充当仪仗，但这个时候正好是春耕的时候，所以说为了不耽误生产，为了不影响农民进行生产，就没有去调集这些农民来充当仪仗，把冠礼就向后推了。

在农业社会，粮食丰欠与水利建设息息相关。都江堰的建成，促成天府之国的千年富庶与稳定。一次洪水或一次大旱，都可以致百姓颗粒无收，而且可能造成社会动荡，政权动摇。为了加强水利建设，唐太宗整顿治水机构，工部设水部郎中和员外郎，京师设都水监，掌管京师河渠疏浚与灌溉事宜。贞观年间，仅《新唐书》记载的大型水利工程就达27个。为解决扬州旱灾修建的扬州勾城塘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八百余顷。从此，扬州连年丰收。沧州疏通无棣河、长芦河、漳河及衡河，从此无复水害。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汴州陈留（今属河南）开观音陂，溉田百顷，给粮食丰产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即便是现在的农民，无论长江南北，还依然享用着贞观年间的水利成果。而在农业社会，发展经济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口。

吟唱：有位王打坐在长安地面，盼的是天心国泰民安。

这是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陕西地方戏曲——弦板腔，曲目多取自历史演义和民间故事。这些老艺人们生活在咸阳市一个叫袁家村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唐朝时期距离都城长安并不远，曾经在隋朝末年经历过战乱，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不得不迁移北方。今天，老艺人们常常聚到一起对着北方唱起他们的戏曲，这戏曲中饱含了他们祖辈漂泊的经历，以及艰难生活的写照。

吴宗国：当时从洛阳以东一直到东海，到海边，一路上头简直看不到人，你要从洛阳到山东去，你必须自带干粮，路上就碰不到多少人家，就不能够得到膳食的供应，当时的经济的破坏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隋末战乱，北方突厥掠去大量汉人。同时，不少汉人为避乱而纷纷北逃，导致人口锐减。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人口仅存二百余万，不及隋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李世民即位后，马上意识到人口严重缺乏的问题，迅速增加人口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刘后滨：一个是鼓励人口的增殖，鼓励多生孩子、政府奖励，他还下过一道诏令，鼓励寡妇再嫁，在中国古代伦理当中，寡妇是一般要守节，不能再嫁的，唐太宗为了人口的增殖，鼓励寡妇再嫁，下诏。还有一个就是去突厥赎回逃亡到他们那里的那些人口，把那些人口赎回了，有一年就赎回来八万人。

为稳固住汉人人口，唐太宗还规定：男20女15为法定结婚年龄；生男丁的家庭予以适当奖励；无能力娶妻者政府给予帮助。李世民还把婚姻及人口增加情况纳入对地方官吏的考核指标，作为升降的参考。

今天，袁家村很多村民的先辈都是当时李世民从北方迁回的，而这里的人们最热衷的弦板腔曲目，也是歌颂李世民的传统曲目《乾坤袋》。

张志荣：他二十七岁登基，正式当皇上的，他唱的这一段，这是《乾坤袋》中的一段唱腔，李世民的一段唱腔，这段唱腔的意思是，回忆过去创业的艰难。

到了李世民之子唐高宗即位之初的公元652年，全国登记的户数达三百八十万户，人口近两千万，比武德年间增加了近一倍。人口是维系一个政权最宝贵的资源，也是检验治国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李世民“抚民以静”的政策带来的效果十分明显。贞观四年，关中农业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广大山东地区一改昔日残破面貌。贞观八年、九年、十三年一直到十六年，又是丰收年成。

吴宗国：贞观之治当时的社会情况，和《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也，大同社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方说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外户不闭，马牛布野，老百姓生活安定，安居乐业。

社会初定，经济恢复。接下来，李世民终于可以着手解决头疼多年的边患问题。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消灭割据势力梁师都，基本上解除了全国各地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两年后，名将李靖率唐军肃清了多年危害边疆的突厥势力，使唐王朝北方边疆得以安定下来。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或被击败，或主动归附。唐朝势力达至天山南北，西部边疆从此稳定。

虽然当时的唐朝有足够的兵力取得战争胜利，但李世民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且稳定并不长久。只有采取怀柔政策，以德服人，平等视之，才能让他们真心归附。

松赞干布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隆冬，16岁的文成公主披上嫁衣，画上红妆，这位聪慧美丽、饱读诗书的公主，即将离开故乡，远嫁遥远的吐蕃，成为其首领松赞干布的夫人。这也是唐太宗与少数民族的联姻策略，不仅为吐蕃送去一桩婚事，还让文成公主带去大唐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以及各种药物和书籍，甚至大批工匠和乐队。虽然对遥远的吐蕃心存疑虑，却又充满了新奇的向往，在和亲的队伍护送下，文成公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进入吐蕃，也让汉人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西藏传播开来。今天，这条文成公主曾经走过的路，成为传诵中华文明的纽带，也见证了那一段被后人传颂的故事。

刘后滨：中华夷狄，爱之如一，他说自古以来的帝王都是贵中华而贱夷狄，中原的人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的人。甚至主张其族不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说他们一定跟我们没法沟通。而唐太宗不是这么认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说少数民族也是人，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我一样的爱护他，所以贞观年间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将领、部落首领得到重用。

在陕西的昭陵博物馆里，收藏了作为陪葬品的唐代官俑，他们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东突厥归附中央政府之后，为加强管理，唐太宗将他们中的大部分留在原地定居，保留原来的组织和风俗习惯，实行高度自治。另一部分则迁至内地，挑选部分人担任京官武职。其成功治理的经验又推广至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李浪涛：很多外国的可汗也一样臣服大唐，特别是突厥的四个可汗，我们现在看到这是七条辫子，五条辫子的这个石人，他曾经就站在昭陵的背后，那么他代表着突厥民族。这是吉利可汗或者突利可汗他的前边或者背影。

十四国蕃君石像之一

这些底座上方曾经矗立着“十四国蕃君石像”，他们是当时被唐太宗征服并归顺的14个少数民族首领。西侧的蕃君主要是今天新疆、西藏、青海、甘肃等西域诸国的首领，而东侧所立的主要以突厥首领为主，间及朝鲜半岛和南亚地区。这些石像曾矗立在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是其推行民族政策的真实见证。

刘后滨：他们对唐太宗是非常感激的，唐太宗对他们很信任，因为他们是被灭亡政权里面收降的将领，唐太宗一开始就让他们带着武器上朝，不防备他们，对他们非常地信任。在辽东前线有一个突厥将领阿史那思摩中了箭，箭伤化脓以后，没有外科医生，唐太宗亲自俯下身去，把他的脓血给吮出来，阿史那思摩感动的。后来，唐太宗去世以后，这几位将领都表示要殉葬，我要去陪太宗，唐高宗没有答应，就把他们的像刻在石头上，为唐太宗守陵。

唐朝威震寰宇，天下各族感恩戴德，纷纷融入唐朝大家庭，俯首称臣，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意为“天下的共主”。唐太宗李世民受到各少数民族如此爱戴和感恩的背后，折射的是大唐帝国——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辽阔、稳定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的归附力和影响力。贞观时代，唐朝版图超过强大的西汉王朝，贞观十四年，唐朝疆域东至东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南至现在的越南，北抵蒙古大漠，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王朝。

唐太宗统治下的贞观一朝的强盛，不仅表现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疆域辽阔、四夷来朝，全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太平时代，而且表现在文化建设的突飞猛进。李世民设文学馆、弘文馆，罗致贤才文士搜集整理经籍图书。他酷爱读史，十分强调历史经验对于当下的影响。《晋书》《北齐书》《周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隋书》，这是中国著名的“二十四史”中的其中八部史书，正是贞观年间在李世民的主持下完成的。

吴宗国：他在文化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那么对外来文化，他也是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对传统文化，他们是非常重视学习的，他让魏征编写了一本《群书治要》，按照经史子集，把适合当时政治的编录下来，作为当时贵族大臣学习的一个教科书。

这是名为“昭陵六骏”的浮雕石像，“六竣”指的是在唐王朝建立之前，李世民先后骑过的六匹战马，这些浮雕展现了李世民和其所乘战马在开国重大战役中的英姿。而当上皇帝之后，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坚持“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不仅促成全国大兴文治，而且自身读书不辍。史载，李世民经常彻夜苦读，“不知东方既白”。有李世民如此高雅的文化爱好和倡导及其身体力行，贞观一朝的文化发展便水到渠成。

褚遂良

刘后滨：唐太宗对于乐舞，书法、绘画等方面的重视，所以贞观时期也留下了很多的文化的精品，贞观书法四大家是非常有名的，像欧阳询，包括褚遂良等这些人。绘画也是这样，阎立本、阎立德，丹青大手笔都出现在贞观时期，所以文化建设的成就也是很高的。

欧阳询《九成宫》书法作品

褚遂良《大字阴符经》书法作品

然而，世间所有好戏都有落幕的那一天。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贞观盛世迎来一个拐点。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一代名臣魏征逝世，这对于唐太宗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他宣布罢朝五日，还令文武百官都要参加魏征的丧礼。出殡那天，唐太宗登上皇家禁苑的西楼，遥望夕阳下渐渐远去的送葬行列，悲恸不已，发出“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的哀叹。李世民无限感念魏征，他之后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cú]逝，遂亡一镜矣！”

雷闻：他是整个贞观之治堪称总设计师，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唐太宗对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曾经在很多场合跟大臣说，说跟我一起打天下的，最重要的功臣可能是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样的人。但是跟我一起治理天下的，造成如今天下大治局面的，其实是魏征。

失去了魏征这面宝贵的镜子，还有谁能来直言不讳地提醒唐太宗的过失呢？随着魏征这个标志性人物的离去，“贞观之治”的夺目光华也似乎随之渐渐黯淡下来。杜如晦、长孙皇后、魏征、房玄龄、马周、高士廉、李靖……忠臣、爱妻、谏士一一离去。在这种情况下，贞观后期的李世民有所松懈，出现了令人遗憾的“渐不克终”现象。

吴宗国：他对这些大臣，特别是那些一般出身的，来自山东地区的这些大臣，开始心理上的这种疑忌越来越加重，所以说在贞观晚年，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唐太宗对关陇贵族出身的这些官吏，就越来越看重，而对这些人（山东地区），疑心就越来越大，这样子就造成了高宗初年关陇贵族的一统天下。

李世民晚年健康状况不佳，加以遭遇废立太子风波和征讨高丽的失败，致使情绪低落，诸病缠身。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李世民病逝于翠微宫，年仅52岁。太宗驾崩，天下同悲，长安城中泪流成河。许多少数民族同胞自发组织上百人的队伍，千里迢迢赴长安吊唁。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李世民在遗嘱中已作了安排：死后七日赶紧下葬，埋掉。即：丧事一切从简。

尽管李世民在其晚年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能大体上坚持约己克俭的原则。这对于一位创立伟大功业的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令人动容的美好品德。“贞观之治”彻底落下了帷幕。一个伟大的时代，终于在落寂悲伤的气氛中画上了句号。

吴宗国：李世民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的发展，特别是他提出来“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君主要以百姓之心为心”等等这样一些提法，那都是超越前古的，而且对后代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可以是一个思想家吧。

宁欣：他给我们留下的，代表了大唐万千气象的这种气魄，这种开放的国策，这种四海一家的胸怀，这种重视制度建设，法制建设，而且把君民关系提高到国家根本的，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这样的一个高度，那历代君主我觉得都没有那种高度。

爱民如子、从善如流、自省内敛、求贤若渴、崇尚简朴、克俭制欲……李世民在他任上毫无疑问拥有上述美德，这对于一个权力至高无上的帝王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李世民说过：用人当作镜子，可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曾经拿魏征作为检查自己对错的一面镜子。现在，唐太宗走了，却成为后世上至最高帝王下至普通官吏的一面永不磨灭的镜子。

开元时期的史学家，《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经将贞观之治当作旷古第一盛世，他认为，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都比不过贞观时代。编辑《新唐书》的史臣们也说，唐太宗治下的贞观年代，是汉朝以来未曾有过的盛世。

“贞观之风，到今歌咏。”贞观时期的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和谐社会，在皇帝自身德行、君臣之间与君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乃至民族关系等方面，都给后世树立了崇高的标杆，留下了值得珍视的遗产。唐太宗和他的时代，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最深层的集体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