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49集：敦煌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里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三十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至此变成了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老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了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这个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月氏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当地的乌孙人，从此，月氏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月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壁画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但此时的月氏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就这次长达13年的出的使见闻，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和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郑炳林：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与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与世界接触的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跟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形成的包围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大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郑炳林：敦煌在这个路线上，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到敦煌，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这个商业城市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即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十六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五个政权，与战乱频发的中原地区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儒家经典在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奂、宋纤、索袭、敦禹、阚裀、刘昞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昞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八十四卷，《敦煌实录》20卷。张奂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四百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张芝代表作《八月贴》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240—249），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也是一带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式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驼经白马。

十六国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骝”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之前，当晚托梦于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成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一千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十六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僔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来到这里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在三危山上争相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道证：抄写经卷有功德，挖掘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者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坐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三十七年中，莫高窟竟留下了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雷闻：敦煌的佛教在隋代获得巨大发展，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特别崇佛，这样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具体敦煌这个地方，它是地处边陲，另外，它是地处中西商路的要道，所以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着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祈求佛的保佑。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

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郝春文：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一旦西域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敦煌就变成了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敦煌它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三百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一千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故又称千佛洞。

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等称誉。

赵声良：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

观无量寿经变壁画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效果，四周绘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雄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赵声良：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的好，人物也画的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的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人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听佛说法，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跳舞的状态，每个人都画得非常生动，它把一个佛国世界展示得非常美妙。天上还有飞天，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看那个飞天画的很小，远远地看着，好像从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在亭台楼阁的背后，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就是艺术真实。

倚坐弥勒大佛

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下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南大像

赵声良：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的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视，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欣赏敦煌艺术，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有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在隋唐的三百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一百多年来，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敦煌目前尚存彩塑三千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杜永卫：古人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天然颜料，他结合得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好的佛像来。

河仓城遗址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涅槃像

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脱离六道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lí]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张议潮收复河西图

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

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继续向东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中一群惶恐不安的和尚，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那个神秘的洞窟。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沙州（敦煌）自此归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1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524至1714年的近二百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一千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

明王朝西部边陲是肃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至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从此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公元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量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清雍正元年（1723），“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文化辉煌一去不返，敦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

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将近九百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

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五万多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舞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地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沙武田：我们知道正史，二十五史，那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这是非常珍贵，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计的一些内容。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际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一千多年前珍贵的手写经卷。

李际宁：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写着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敦煌镇，管经生令狐礼太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在那个时期抄的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出土的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国。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

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都翻检了一遍，最后仅花五百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七千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揭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五万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劫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一番劫掠之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十多个国家。有人这样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这是冰山一角。

西方人掠夺敦煌

李际宁：这件金刚经是武则天仪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这纸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这个纸张，这个纤维打的非常地细，表面处理得非常光滑。

斯坦因《中国沙漠中的遗址》敦煌老照片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百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柴剑虹：敦煌学的形成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自觉地、有牺牲精神地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书鸿先生，守在莫高窟，去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后来由段文杰院长，现在有范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传承的事业，这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郝春文：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一千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溢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涵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

敦煌的文化高峰已经不再，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