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50集：唐朝的对外关系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在唐朝正式形成，在这个文化圈中的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要素，如汉字、儒学、律令制度、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是这个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远的地区，在韩国，直到今天，仍然保持者对孔子隆重的祭祀仪式。位于首尔的成均馆是韩国著名的儒学研究教育中心，它是由朝鲜皇家支持建造的一所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是东亚最古老的学府之一，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多成为贵族领袖或者学者。他们对韩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百年来，人们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释奠礼，祭祀孔子等古圣先贤。

释奠礼

韩国首尔成均馆礼仪部部长朴光泳：这个释奠是为了显示我们继承了圣人的思想和教导，包括孔子、孟子，并立志践行效仿他们的正道，所以说每年春季和秋季，在成均馆和全国的乡校都会奉行这样盛大的释奠。

中国与朝鲜半岛交往历史悠久，公元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与新罗形成册封与朝贡的关系，新罗开始全面仿照唐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为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吸收中国文化，新罗不断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很多留学生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唐太宗曾表示，对本国人和外国人要一视同仁，爱之如一，并准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在新罗留学生的心目中，能够在唐朝科举及第是极其荣耀的事，当然这也是极其艰辛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崔致远。崔致远十二岁入唐，临行前父亲激励他说，十年之内如果不能考取进士，则不要再称是我的儿子，由此可见新罗人对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视。经过勤奋学习，崔致远终于在十八岁那年进士及第，在中国生活十六年后，崔致远告别了这个第二故乡，回到新罗，他被韩国学界尊为汉文学鼻祖，他用汉文所写的著作流传至今。

韩国首尔成均馆礼仪部部长朴光泳：实际上崔致远正是因为在韩国弘扬儒学，所以他的牌位被供奉在这里的大成殿里。

汤岛圣堂

也正是从这时期开始，日本开始广泛接受唐代文明的影响，各级学校确定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科书，日本至今尚存有十五处有影响的孔子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汤岛圣堂，地处今天的东京都文京区。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院徐建新：日本社会的人文关系，还有日本社会的价值观，伦理观中还仍然包含着丰富的儒学思想，儒学至今还对日本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今天的日本，人们仍主要使用天皇的年号纪年，如昭和、平成等等。使用年号的传统是从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的，那时的日本社会正处在内忧外患中，旧的姓氏、部民制度弊端严重，面临瓦解。很多有识之士决心开始变革。

这里是奈良，穿过这片稻田，在这些传统的寺院中，有一座古老的寺院—飞鸟寺，飞鸟寺是日本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也是重要的考古发掘现场。如今，每天有很多的日本学生来这里学习这段日本转折时期的历史，公元645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这里。这座纪念碑见证了这次变革，它结束了大豪族的垄断政权，开始了日本著名的“大化改新”。

日本大阪历史博物馆博士关山藤原浩：为了生存，他们必须改革政治制度。这就意味着，天皇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并实施新的政策，也就是说变成中央集权制，以强大国家，使国家重生。

大化改新，是以唐朝的律令制度为蓝本。大化，也是日本天皇模仿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年号。就在大化改新的关键时刻，中日之间突然爆发了一次战争。公元663年9月，日本水军救助被唐朝与新罗联军击败的百济旧部，在朝鲜半岛中部的白江口，与唐朝水军遭遇。当时，日军有800艘战船和近四万人的军队出战，而唐军应战的只有170艘战船和7000名将士。凭借数量上的优势，日军信心满满不断发起进攻。唐军沉着应战，严密防守，日军多次试图突破唐军的防线，唐朝军队予以回击，摧毁了日军左右两路的军舰，从两侧围困日军，使日军进退两难。最终日军损失了400艘战船，数万人伤亡，这是历史上中日第一次战争，也是日本古代史上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战争，并没有终结两国的友好关系，在近距离的感受了唐王朝的强大之后，日本加快了求法唐朝的进程。这不禁让人想起明治维新与二战之后，日本大规模的学习西方文明的情形。

北京大学教授吴宗国：那么这时期他们派遣遣唐使到中国来，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来推动他们自己政治制度的变革，那么这方面对日本的这个制度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奈良平城京与唐长安城平面图对比

在奈良平城京历史博物馆展出了一艘遣唐使船的模型，在整个唐朝时期，日本总共向中国派了十九批遣唐使，学习、吸纳唐朝的方方面面。因此，日本在社会制度、城市建设、科学技术、工艺美术，文学语言、宗教思想方面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这样的变革使日本不久就迎来了它的繁盛时期。在公元八世纪的百年中，日本大部分时间都定都于平城京，即今天的奈良。平城京完全是模仿唐长安城建造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风格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在朝堂上，大臣们竞相模仿中国的礼节和生活习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用的器物也和唐朝同时期的基本相似，特别是三彩艺术——唐朝的标志性工艺。

陕西省唐三彩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尹夏清：唐三彩是中国首创的，之后的新罗三彩，包括日本的奈良三彩都有仿烧，包括波斯三彩也受了影响，所以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承载物。

每一批遣唐使回国时，都会从中国带回大批儒家经典、佛经、诗集。如今，名闻天下的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珍藏着这些珍宝，而且文物类型很多，有佛教法器、书画艺术品，还有丝织品、瓷器、乐器等日常用品。

东大寺收藏唐代琵琶

琵琶，是唐代流行的乐器，但唐代的琵琶今天已不可见。但在正仓院中仍保存着几把精妙绝伦的唐代琵琶，四弦、五弦均有，且在正仓院所藏文书中还发现了《天平琵琶谱》，纯用唐法。一些仿照唐朝的文物也异常珍贵，正仓院今天保存着40叠屏风，其中最有名的一组——鸟毛立女屏风，其中的仕女图像与唐代大画家周舫《簪花仕女图》的构图如出一辙。而“树下美人图”的艺术构思则是唐代常见的图像模式。据研究，正仓院的这件屏风是日本作品，是对唐代仕女图的模拟。

唐代仕女图

日本树下美人图

唐代树下美人图

中国书法艺术在唐朝达到一个高峰，日本朝野上下都以学习中国书法为荣，创立日本佛教真言宗的空海大师曾长期在中国学习。在中国，他跟随唐代著名书法家韩方明学习书法，刻苦练习，终于得到了颜体的真传。

高野山灵宝馆馆长兹恩静香：特别是空海大师善于中国书法，他把中国书法写入到日本文化。

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拓本

日本至今所使用的文字，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省略或简化创造出来的。起初日本将汉字称作“真名”，而这种日本字母就被称作“假名”，在“假名”的创制和传播过程中，从唐朝留学归国的空海大师、吉备真备等人可能发挥过重要作用。空海大师，是日本历史上备受尊崇的高僧大德，他在长安学习密法。回国后，在距离大阪不远处的高野山创立佛教真言宗，如今，高野山成为日本最神圣的佛教场所。

日本高野山

佛教于公元6世纪中叶经朝鲜传入日本，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圣武天皇在位时修建了壮丽宏伟的皇家寺院—东大寺，铸造了日本最大的毗卢遮那佛的铜像安放寺中。应日本天皇与佛教界之邀，从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开始，律宗高僧鉴真先后五次试图东渡日本，均因为各种原因而失败，在第五次航行的过程中，他不幸双目失明。

东大寺卢舍那大佛

公元753年，六十六岁高龄的鉴真勇敢地踏上了第六次渡日之旅，最终于这一年年末，他与一批忠实追随的弟子一起踏上了日本国土。在日本的十年期间，鉴真为佛教文化以及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鉴真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地位，被尊为“过海大师”，甚至被日本学者称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的文化高峰。

鉴真像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院徐建新：他向日本传递了很多当时中国的先进文化，包括书法、建筑技术，还有日常生活的很多先进的中国的文化要素，他是这些文化使者群体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

与唐朝友好交往的200多年间，日本社会上至天皇，下至平民百姓深受唐文化的浸染。他们吟诵唐诗，欣赏唐乐，互相行唐礼，唐朝风格的艺术品、唐式服装、唐式点心和餐具随处可见。唐风的影响，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影响是如此深刻，不仅跨越了横亘在两国之间波涛汹涌的海峡，而且跨越了上千年的岁月。

能剧是一种舞台剧，也是源自唐朝的娱乐形式，在公元8世纪被带到日本。

日本能剧表演者茂山茂：能剧取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然后用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夫妻吵架和现在的没什么区别。出门男人是主导，进门是女人主导，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些在现代社会也一样。

围棋，大约2500年前起源于中国，这种战术游戏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和朝鲜。宣宗的时候，一位日本王子入贡，令唐朝君臣感兴趣的是这位王子擅长围棋。于是，唐宣宗让棋待诏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弈，所谓棋待诏，就是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顾师言就是这样一位国手。日本王子的棋艺也非常精湛，黑白两色的棋子交错落在棋盘上，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顾师言下出了一手出人意料的妙招，日本王子不得不认输，这局对弈留下了一段两国文化交往的佳话。

这是一所位于大阪的专业围棋学校，森山先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老师，他教授的是最高级别的学生。

日本大阪职业围棋手直木森山：我是围棋九段，我从十岁开始学习下围棋，现在我四十八岁了，已经下了三十八年。中国的规则在大陆和台湾通用，在朝鲜、韩国等其他国家采用日本规则，但是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基本的胜负方法是一致的，就是基本的计算方法有些差别。军事家喜欢围棋，因为可以看做是一场模拟的战争，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喜欢战略战术游戏的原因。

逐渐趋同的还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茶道。今天作为文化传承的符号在唐朝非常盛行。在唐朝学习的日本僧人带回第一颗茶树种子，喝茶，成为日本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把喝茶时特有的仪式称为茶道。茶道，甚至被称为东洋精神的真髓。

在东京的神庙里，一位僧人在表演江户时期的茶道。随着时代的发展，茶道的形式也不断演变，但是其精华一直流传下来。跟中国一样，他们不只是一种饮品，是文化的精髓，代表了精神境界：和谐、敬意和纯粹。这个时候，日本的服饰样式和着装风格深受唐朝影响，逐渐与中国趋于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日本传统服装——和服，就有着当年唐服的影子，今天，唐朝服饰的神韵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早已经不见踪影，而日本的和服却延续了下来。毛利由纪子女士是和服设计师，她是西阵织和服协会的副馆长，也是学院的院长，她几乎每天都穿和服。

日本西阵织和服学院院长毛利由纪子：当时，有遣唐使出使隋朝两次，之后日本也派遣唐使去唐朝。所以引进的不仅仅是隋唐的服饰，还有都城的管理和政治等，很多服饰都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从奈良时期到平安时代中期，日本的服饰是完全仿照中国的。

随着遣唐使而传入日本的，还有各种食品烹调方法和餐具，比如筷子。日本人普遍使用筷子，也是从奈良时代开始的。筷子，先是在宫廷中使用，很快就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人们取食用的主要餐具，当时人们称之为“唐箸”。

中国饮食文化影响日本最好的例子是豆腐，豆腐是中国人在汉代发明的，它味美、色白、质嫩，堪称中国的国粹。日本奈良时代留学中国的僧侣将豆腐的做法带回了日本，最初，它只供贵族和僧侣食用，普通老百姓是吃不到的。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院徐建新：日本文化很精细，事无巨细，而且非常微观。他学了一个东西就容易把它变成一种信仰，一种极端崇拜的事物。日本国风文化，就是在吸收消化唐代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自己的、带有主体性的、本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没有唐风文化时代的话，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国风文化时代

唐朝物质文化的全面传入大大提升了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品味，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朝鲜半岛。随着对唐朝文化的普遍接受，一些传统的中国节日也在朝鲜、韩国、日本流行起来。今天我们仍能从朝鲜、韩国的春节、端午节、日本的3月3、五月端午等节日中看到唐朝文化留下的影响。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文化和物品不断传入日本、新罗的同时，日本、新罗的一些物品和文化现象，也引发了唐朝人的浓厚兴趣，日本人制造的毛笔、纸张、衣料等在长安大受欢迎。

唐朝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日本、新罗的大量僧侣也来到中国。其中，来自新罗的高僧金地藏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唐玄宗时期，年轻的新罗王族金地藏毅然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乘船涉海来到中国，到处游方，后来看中了池州九华山，于是入山修行，金地藏住在岩洞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后来一些当地人上山，发现这位苦修的新罗僧人，不禁肃然起敬。在他去世后，民间留下许多关于他的神奇传说。

安徽省九华山管委会佛学专家费业朝：中国佛教界从唐宋元明到大清，慢慢就认定，这位金乔觉和尚，新罗国和尚，原来是地藏王菩萨在我们九华山示现。我们九华山之所以成为这个佛教圣地，说穿了，就是金乔觉在九华山完成了他从人到神的整个蜕变过程的场所。

九华山因为金地藏成为中国佛教四大道场之一，每年农历7月30日是金地藏的诞辰，很多佛教寺院在这一天举行的地藏法会以示纪念。很多韩国的佛教信徒也回来到九华山，祭拜这位来自他们家乡的高僧大德。

韩国游客：在韩国，中国被看做是有很多佛教圣地的国家。很多韩国人将中国看做佛教圣地。我们韩国人对中国的佛教也心存感恩之心。

与唐朝进行双向交流的，不只是日本和新罗，唐朝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甚至北非地区有着密切的政治、贸易和文化往来。广州港，是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从开元前后开始，唐王朝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专门负责海外贸易实务，在这里，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料、珍宝、积载如山，还有许多来自斯里兰卡、伊斯兰世界和东南亚不同族裔的人都在这里访问或定居。据记载，大型外国商船每年到达广州的有四千多艘，通过贸易，新鲜的物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当时中国与南洋、波斯湾地区间这条著名航线称为“广州通海夷道”，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这是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它联接了东亚与印度及伊斯兰文化圈。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唐朝有一个学者，也是官员就是贾耽，他在《新唐书》里边儿讲从中国通海外的几条路，其中就有“广州通海夷道”。这个“广州通海夷道”，能够把它写进去就说明，到广州已经形成一条固定的这个商路了。古代的这个交通路线，它基本上是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经过这个航行的经验形成的，所以当时的使节、这个商人，还有这个求法的僧人，就是这三种人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再走。

公元671年，唐朝高僧义净从广州出发，正是沿着这条国际航线，前往印度求法。义净在印度周游佛教圣迹，并在那烂陀寺学习十年。

那烂陀寺遗址印度

685年，她仍取道海路东归，在南海一代有滞留近十年，最终于695年回到洛阳。在返途停留在南海时，写下了两部名著，一部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往后的四十多年间，57位僧人到南海、印度游历、求法的事迹。另一部则是《南海寄归内法传》，主要记述印度与南海地区的佛教、社会经济生活及文化发展状况，这两部书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在义净之前，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去印度求法的另一位著名高僧——玄奘，这是一次伟大的文化交流之旅。

贞观三年（公元629）玄奘从京都长安出发，历经艰难抵达天竺，游学于天竺各地，十六年后回到长安。玄奘所译佛经多用直译，笔法谨严，所撰有《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唐朝时期是中国大量吸纳印度文明的时期，除了佛教之外，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也纷纷被吸纳到唐朝外来文化的洪流中，与此同时，中国的手工艺品、文化艺术也不断传入印度。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唐朝那个时代，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被认为是个像黄金时代一样的时代。很强大对不对，而且是很开放的时代。因为唐朝对于外来文化没有拒绝，所以这个唐朝的唐文化啊，也是不停地吸收各种各样的外来文化的因素，包括生活的方式、吃的、穿的、用的、音乐、舞蹈。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成建正：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馆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些这些方面。比如这个壁画里边有宫廷生活、房屋建筑、对外交往，几乎这个唐朝贵族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个壁画里面都有体现。

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宽容、开放的唐王朝对西域和更远地方的来客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向心力。在这条传统的丝绸之路上，既有不绝于耳的金戈铁马之声，更有中亚与唐朝的使者、商人、僧侣风尘仆仆，不绝于道，西域文明被源源不断地带入中国。与此同时，唐人从不放弃对新鲜事物的探求和学习，追求外来物品的风气渗透社会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或真实、或夸张地描写了许多来自各异域的神奇人物和物品。

琵琶，来自西域，是唐代最流行的乐器。现在仍被称为中国民族乐器中的弹拨乐器之王。在唐代诗人笔下，琵琶艺术被写得如泣如歌，感人至深。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谈，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崩，铁骑突出刀枪鸣。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琵琶演奏艺术的强烈感染力。

与琵琶同时出现在诗人们笔下的，还有著名的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无论是琵琶，还是葡萄酒，还是那些来自西域的器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人羡慕和赞美的对象，在诗意的赞美中，撩拨起人们的种种情愫：艳羡，自豪，思念伤感。

唐朝，犹如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中心，海纳百川，以极其包容的姿态，将各国、各地、各民族的宗教、艺术、科技以惊人的魄力吸纳进来，兼容并蓄，广采博收形成最富魅力的唐朝文明。

2004年10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中国文物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个名为“走向盛唐”的展览汇聚了中国14个省、市、自治区，47家文博单位的三百多件珍贵文物。其中一级文物超过了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创下了中国文物展览史上的多个之最。这是享誉世界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建馆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文物展，展现了汉朝以后中国广泛吸纳中亚、印度、丝路和草原文化终于走向盛唐的历史进程。屈志仁教授从2010年到2011年，一直担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对中国和亚洲的文物艺术研究甚湛，他曾经策划了一系列大型展览，其中《走向盛唐》被誉为中国古代艺术与考古展览的典范。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屈志仁：这个可以说明唐代当时受西域影响。这件是高昌，就是现在吐鲁番地区的，这也是高昌国的服装。你看她有戴帏帽，就是防风沙的。然后唐朝长安呢，就学他，很多唐朝仕女的装饰、化妆啊，是从高昌地区学过来的。这个银器是中国人仿粟特银器的样子来做的，也是这个跟波斯有关的，也是粟特特有的一种动物，后来就有在唐代非常流行的。

为了《走向盛唐》这个展览，屈志仁教授用了七年时间，深入走访了中国100多个文博单位，用文物来追溯盛唐这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开放时期，揭开一段对外来思想和艺术风格兼收并蓄的灿烂文明发展史。

唐青釉凤首龙柄壶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屈志仁：至于，能够代表唐代文物的一件器物，就是一个凤首瓶。这个凤首瓶是很特殊的，你到波斯看不见，到地中海也看不见，只有在中国才有。基本上是一个波斯银器的造型，上面那个图案联珠纹也是波斯的，下面这些棕叶纹是地中海过来的，也有草原文化的很多特征。尤其是龙首把，这个动物型的把手是草原地区一般器物的特色，而且中间有个人好像喝醉酒的，在印度，他是这个夜叉族的首领，后来，他就变成一个财神，后来又跟酒神混在一起。所以很多画面的来源都集中在一个器物上面，所以这件器物就很有代表性，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创作。

唐朝文明，是吸纳和进取的代名词。唐朝的文明，也是给予和贡献的典范，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社会生活的安定繁荣，给唐人带来了自信、宽容、好奇、开放的时代精神，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成为唐朝重要的文化精神。据统计，唐朝政府共接待过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唐朝的国子学和太学等官方教育机构先后接纳了多达三万余名外国留学生。其兼容并蓄的伟大气魄，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神，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引领了几百年间的世界潮流，这是唐朝文化对外辐射的永恒魅力，唐朝多姿多彩的对外关系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