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95集：被动的自强

这里是福海，上世纪80年代在圆明园遗址上重新建造的一片水域，150多年前，这里有这一片更大的水域，也称福海，是当年圆明园最大的湖，有着最漂亮的水景。雍正皇帝精心设计，在湖中心三座小岛上建造了美轮美奂的亭台，暗喻这里是瀛海三山，蓬莱仙境。到清朝中期乾隆时代，圆明园已汇集了各具特色的园林景观群，悬挂着匾额的楼堂殿阁，约600多座，占地350公顷，被誉为万园之园。公元1860年10月6日，这片建筑史上的杰作开始遭遇连续多日的大劫难，一位历史的见证者也在那一晚跳福海自尽。圆明园管园大臣元丰，有着一份傲人的履历，咸丰十年的八月，刚刚到圆明园走马上任，其个人的前途看似灿烂无比，殊不知此时此刻，整个大清的前途依然黯淡无光，当英法联军蛮横地闯入圆明园的时候。文丰身边只有二十几位手拿传统冷兵器的技勇太监，尽管这些技勇太监毫无畏惧，奋勇抵抗，但是一个个血肉之躯所面对的则是闪烁着火星的子弹。在这场完全不对等的对抗中，文丰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史载，文丰从容赴难，不愧完人，而他也没有机会看到由此即将拉开的自强运动的大幕。

1861年3月6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报道，题目是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文中提到，香港天天转运着英法两国的部队、军粮和其他军用物资。从北京回来的部队，尤其是法国远征军，无不满载着抢回来的赃物返回欧洲，一位法国军官以2000英镑的高价卖给该文作者一串用珍珠和玉石做成的项链，140颗珍珠颗颗大如樱桃，这位军官甚至还有几件明显属于清国皇帝本人所有的珍贵宝石，这些战利品大部分流向了欧洲和美国，仅香港就为购买这些罕见的奢饰品，花费了至少100万英镑，正如这篇报道提到的，北京战利品正是来自于皇家园林圆明园。

1860年10月7日随后的几天，圆明园内的皇家珍宝被洗劫一空，10月18日，3500名英军再次冲入圆明园，纵火将之焚烧，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对于热河躲避战火的咸丰皇帝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在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这位只有31岁的年轻皇帝边撒手人寰。圆明园建造于雍正乾隆年间，可以说倾举国之力，呕两代帝王之心血而建成，是雍正、乾隆这样有才华有所作为的帝王，留给后世的伟大遗产，如今毁在了咸丰的手上，愧对先祖的压力可想而知。詹姆斯.霍普.格兰特，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的英国陆上部队指挥官，1860年8月1日，登陆天津北塘之后，不到三个月他就完成了攻占北京的目的，历史上对他是否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枪掳并没有特别的记载，但这张照片中，格兰特身旁分明是一件精致昂贵的中国瓷器，而其目光中则流露出一种得意与贪婪。当千百年来在农耕文明滋养下，谦逊隐忍的华夏百姓，遭遇西方列强的狼性扩张时，是继续保守自闭，还是勇敢的迈步自强，是中国人站在历史关口前必须面临的抉择。

1840年与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的签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然而，对于道光皇帝和办理交涉事务的官僚来讲，却是一种解脱。他们终于为摆脱了洋人要求直入北京谈判的麻烦，并将之限制在五个开放口岸而暗自庆幸、耆英以《南京条约》签订人的身份，在战后获得空前的权力，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除了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入城内，北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几个士大夫痛心疾首的编著了几本了解外国的著作外，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事件对这个体制产生多大的震动。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英法两国的赔款到八百万两，天津外国商务区对外开放，并允许外国人居住，英国割去了九龙半岛，甚至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也夫，以居间调停的角色，也能诱使清朝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巧取豪夺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领土，使得俄国人不废一兵一弹便夺取了中国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即便主权一次又一次的受到侵犯，一直实行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却仍然对西方的先进技术表现出被动与麻木。

马勇：中国被第一次鸦片战争打败了，之后开放了五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再接再厉，向林则徐、像魏源讲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就好了嘛，但是满洲人不这么想，满洲人想现在很好嘛，五口通商口岸就够了，原来一个，现在五个，他好官制嘛，因此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从1842年到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就错过了18年的发展机遇，就没有能够主动向西方学习。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有着上百年宗藩体制，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政府，从没有把西方人看在眼里，而战后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的大清国，仍然不能正视西方比自己强大的事实，清廷内外依然认为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敌夷是没有文化的，学习西方就是溃夷夏之防。可见，比起国土国权的沦丧，文化的优越感似乎更能让清廷聊以自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牢牢地禁锢在外国的特权之下，直到雅尔塔会议前，中国一直未能摆脱这套体系的掠夺。英法联军攻破首都，迫使皇帝外逃，焚毁号称着万园之园的皇家园林，这标志着自称世界中心的文明古国遭到无情的羞辱。四年后，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这也完全是由于其内部原因，才使得清政府平定内乱取得成功，在签订条约后出现暂时平静与内部危机暂时消失之际，使得一部分士大夫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来思考，近二十多年来内忧外患的症结所在，中国第一次现代化的努力由此而生。

历史在150多年前，开启了中国文明在近现代意义上第一次自强运动，以求强、求富，培养实用人才为三大具体目标的洋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增强清王朝抵御外侮、镇压内乱的实力，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并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这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运动的结局，却如同落花流水般消失，其最终的失败到底是在哪里埋下的伏笔呢？

雷颐：第一次鸦片战争，你被他的武器打败了，就应该走这一步自强的运动，但是朝廷从上到下都没有认识到，林则徐提出了这个，还受到了批判，他让他的好友编了一本书叫做《海国图志》，提出明确的提出了这些观念，结果中国从上到下都批判这本书，排斥这本书，抵制这本书，这本书传到了日本，日本在很短时间内刊刻了二十多版，所以这本书对20年后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而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书，中国人拒绝接受，直到过了20年后，这时候曾、左、李才觉得这个枪炮确实厉害，我们得承认，洋枪洋炮就是比我们的大刀长矛要先进，用它不是用夷变夏。第二步，我要改造，不仅要买还要造。

大力开展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大臣大多是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官员，他们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随清廷以汉制汉的战略原则下，得以施展拳脚，但在重满抑汉的政治格局中，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谨慎，洋务运动的每一项举措都要不断的向清廷上奏。此时，清廷内部的保守势力依然强大，但支持洋务运动里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

雷颐：因为曾、左、李都是地方官，没有中央的支持或者中央某个得力的大员支持很难推行的，那么朝廷里面有个人是支持的，就是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可以说是当时朝廷里面最有见识的一个人，那么他支持，为什么他要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他通过这个跟洋人的谈判，就是第二此鸦片战争，他是留下来跟英法联军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他发现了，突然发现英法并不是说要把清王朝推翻，他自己当皇帝，他只是要求你通商，关税，租界，赔这个军费，他觉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甚至可以跟他合作，他并没有要推翻我，所以他支持用洋枪洋炮。

1864年的一天，一艘战舰抵达天津附近，准备进京上任的新任普鲁士公使李福斯，突然发现天津大沽口有三艘丹麦商船，由于普鲁士与丹麦在欧洲交战，李福斯下令，俘获丹麦商船，作为自己上任途中的战利品。其实，正是美国传教士丁提亮在总理衙门下属机构同文馆，翻译的万国公法完成不久，于是清朝官员根据万国公法中国际法的相关条例，拒绝接纳李福斯作为公使进驻北京，理由是这种将欧洲战争扩大到中国内水的行为使非法的，最终，李福斯不得不释放丹麦商船，并支付了1500美元的赔偿金，这位颇具胆识远见的清朝官员，正是时任总理大臣的恭亲王奕䜣，总理衙门也当即印发了三百部万国公法给各省当局，让中国的官员们开始学习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权益。

道光皇帝龙生九子，第四子是咸丰皇帝，而第六子便是爱新觉罗.奕欣，恭亲王奕欣，身份高贵，为人机敏，勇武有力，作风果断。1861年，他留在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也在痛定思痛之后，会同大学士桂良、文祥上了一个奏章，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这个奏章是心理上遭到严重挫折的清政府统治阶层，对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一个全面反思和总结的文件，它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终于承认俄、英、法、美等国实力上强于清朝，无论剿还是抚，都将面临国家利益的丧失，而在灰心丧气中，咸丰皇帝也不得准奏。这六条建议是设立一个专门的衙门来处理外交事务，在天津设立一个办理通商大臣，以管理三个北方口岸，令广东、上海各派两名通晓外语的翻译来京当差，在八旗子弟中挑选天资聪颖，年龄在13、14岁以下者，学习外国语言，各海口内外商情与各国新闻纸按月层报总理衙门。尽管这个奏折并没有显示清朝统治者愿意主动地了解外界事物的改变，但至少表明他们愿意面对现实了。

马勇：所以在1860年的底，恭亲王给朝廷写了就是善后六条，这是决定后来几十年自强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是决定后来几十年就这样，它的逻辑关联什么呢，中国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还必需从海军开始，从水军开始，因为原来是中国农业文明，我们没有水军，我们的沿海只要筑炮台就行了，就可以了，那么现在要海军，要有这些东西，那么要有海军，就要有自己能掌握海军的人，那么这样教育起来了，留学，办新教育，办新学堂，那么自然就发生了，要有这个现代化的这种军队，就必须有这种制造枪炮，制造船舰的工厂，因此，军事工业就自然发生。

为了富国强兵，各省的大员积极主动更新旧式军制和装备，纷纷兴办制造枪炮的军事工业。从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其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洋炮局，左宗棠也在福建开始仿造开花炮无壳抬枪等装备。1865年，中国第一个规模较大，设备较精的军工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制造总局内先后增建翻译馆，气锤常、枪长、黑色火药长和枪子厂，虽然所造枪跑在技术上与国外还有近十年的差距，但在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过程中，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作用不容小觑。另外一个大型军工企业，是左宗棠在福建期间于1866年奏请设立的福州船政局，以建造军舰和火炮为主要任务，先后建造万年青号，镇海号，杨武号军舰，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一批能够自主仿造轮船及轮机，能够按照图纸完后各项工艺的技术工匠，因此在1874年遣散了所有聘用的洋人技师和工匠。到1894年，福州船政局共造成34艘格式轮船，其中有巡洋舰，鱼雷舰等铁甲舰。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各省设立的军工企业，已经遍布十八个省，达到三十四家。1889年，刚刚调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武汉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汉阳铁厂，并以其为依托，兴办了汉阳兵工厂等一些列军工企业，汉阳造由此闻名全国。

除了在各地建造兵工厂，自己生产武器，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在对外和对内的战争过程中。原有的八旗和绿营为主的军事体制，已经到了要改革的时候，虽然新式团练的湘军和淮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但装备和管理与外国相比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在华的利益已经与清朝紧紧维系在一起，所以不断建议清朝训练和建立新式军队。1862年，由17名英国军官训练使用英俄枪炮组成的两个营和一个炮兵队，开始在直隶练兵，这是中国第一支新式军队，此后，编练新军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经常出现的现象，但这些新军，则在后来的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洋务运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瓶颈，朝廷中反对者纷纷以国库亏空为名要求停止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曾国藩则上奏分析国际局势，坚持不能停，那么钱从哪里来呢。1876年9月，李鸿章上奏朝廷，中国之积弱不振，皆因贫穷之故，他指出，国家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则在于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因此，从同治末年开始，各种以富国为目标的民用工业，开始大规模兴办，而突破口就是航运业。

樊勇：中国自古代以来，有上百年的这种漕运的历史，那么漕运呢就是说嗯从这个江南这个鱼米之乡一带，走水路、走内河、走运河，而向政府向北方京津唐一带，运送政府的官粮，这在历史上成为漕运，这种模式到了晚清时候就无力继续维持，一方面由于这个运河堵塞，泥沙淤积，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大量的海轮运用到中国，那么海轮它的运力强，速度快，那中国原始的这种沙船，木质沙船，是不占优势的，这种局面下，为了就是解决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漕粮运输的这么一个困难，那么李鸿章就提出了要购买这个外国的这个大型的蒸汽动力的轮船，建立中国近代的商船队，发展民族航运业，在这个基础上，1872年12月23日，李鸿章向同治皇帝上传了一份奏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纷纭江浙漕粮，那个奏折在三天以后得到了批准，招商局就因此而成立。

位于深圳蛇口的招商局博物馆内，记录着在晚清洋务运动中，这家民族工商业先驱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当年，清朝中央淯于旧的思维，排斥民间国人办理航运，在航线、停靠等方面，设立种种禁令，严重阻碍了沿海航运的发展。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官僚呼吁允许华商自设轮船公司，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止华商之自购轮船。1873年1月，清朝统治者总算打破旧思维，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采用由政府设立商局，招徕民间各商船所有轮船股本，实际上政府设立公司，民间资本以入股的形式参与，这种体制被称为官督商办。

雷颐：有一帮跟澳门，就是香山的那一边人，跟澳门有所来往的那人也不考科举，被人瞧不起的这帮人，他知道中国这个租界，上海租界有很多洋商，洋商他们毕竟外语，这中国话也不会，对中国国情也不了解，他们需要一些中国人帮他们做事，就是历史我们说的买办，这些买办实际上是帮洋人做事，他们有很多钱，又懂得这个外国的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技术，他们特别想办，但是政府进行压制，不许可，所以洋务运动为什么开始只能官办，因为连官办，连曾、左、李那么大的权力，他遇到还有那么大的阻力，你民间办他根本就不许可。

清政府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而这些生产现代化的枪炮是极其费钱的，财政有点维持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不是停，而是想办法赚钱，怎么赚钱，由政府生产民用品，民用机器，从生产枪炮，同时还要生产民用品，这时候洋务运动就从求强变为这个求富。

现在的开滦煤矿，前身叫开平煤矿，由于各地军工企业的兴起，煤炭等能源日趋紧缺，因此李鸿章等人开始建议开采煤矿，以广利用。到1884年，总共开办12个煤矿集中，大多数是官商督办。李鸿章还将电报总局改为官商督办，招募民间资金进行发展，到甲午战争前，全国官、商电线总计达到46492里，基本形成了一个东北达到黑龙江中俄边界，西北达甘肃，新疆，东南达到福建、台湾，西南达到云南、广西一个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全国性电报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短短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从完全闭塞，对外界没有认知，到造轮船，通电报，修铁路，然而对于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的变革，以往，清政府对外界的管理按照亲疏尊卑关系，分属于三个不同的部门，礼部、理藩院与鸿胪寺，它们的主要功能便是用于安排每年元旦，各国使节来北京朝贺的班次，与接待礼仪，由礼部接待的国家，显示的是朝廷的优礼，属于友邦。从开放口岸广州而来的西洋各国，则归广州将军管辖。

随着沉重的国门在西方坚船利炮的不断轰击之下缓慢地开启，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面孔开始出现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各个角落，这场由汉族官僚们发动的学习西方的运动，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门之外的世界。继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以培养外交人才后，上海于1864年设立广方言馆，其后，湖北、新疆、台湾、广州都设立了各种新式学校。同时，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与天津武备学堂的设立，则成为中国最早培养军事人才的军事院校的前身。1872年，经过十年的酝酿，清政府决定分四年，每年30名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由中国第一位留学生，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带领，这些学生分别在法政、工科、矿学、化学等专业就读，其中詹天佑等人学成，地方大员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选派学生赴英法学习的举动，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后，丁日昌继任大臣继续了这项事业。这批留法学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中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严宗光等人都成为了日后海军的中坚力量。由此同时，同文馆，上海机器制造局翻译馆，江南翻译局等机构开始大量翻译西方著作。从此，西方政法，军事、工程、科学、历史等著作进入中国，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比早期林则徐、魏源时代有了更直接的媒介，也有了更多近距离感知西方的机会。

1875年，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着深厚的个人关系的郭嵩焘，成为了大清帝国第一任驻英国大使，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外国列强的关系方面，貌似终于走上正轨，但从十九世纪起，西方各国已经逐步建立起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法体系，对于刚刚经历了十几年变革之路的中国政府的最高统治者们来说，却依然十分陌生。

马勇：当时在1860到1880年代，中国能出去的人很少，像郭嵩焘同时和之后呢，一个公使都驻好几个国际，就很少了，有很少的原因，不能说中国没有钱，而是中国没有事，那就是你在这个国家没事，那设个大使馆很无聊嘛，当年出使，最早一批出使的使臣，是每天都要求写日记，见到什么遇到什么都记下来，这个东西记下来之后呢，总理衙门应该把这东西应该是安排出版，给的高级干部作为范本，作为学习，你要了解外国是怎么回事。那么郭嵩焘在这里边就描写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教育制度，描写的那么仔细，那么好，结果回国之后，他是187几年回来吗，这是洋务运动都已经用了20好几年了，结果这书一出来，一下遭到这个普遍性的反对，反对就像什么崇洋媚外，最后，他就郁郁而终。

在洋务运动这段时间，抑郁而终的清朝官员不仅郭嵩焘一人，他们的顽固与和多多少少西方不可避免的接触与碰撞有着必然的联系。胡林翼，道光年进士，他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被称为中兴名臣。从朝廷的角度说，胡林翼有能力，有功绩，有忠心，即便是这样一个能臣，当他看到洋火轮在长江中逆流飞速前进时，心中仍然会产生对洋人莫可名状的恐惧，不久，他就在忧惧中病逝了。能曾国藩却截然不同，他于1862年在安庆制造了一艘新式轮船，但在试航的时候却遭到失败。然而，这并没有让他气馁，他更加坚定的要求，解开制造轮船和枪炮的秘诀，以求打破洋人对先进火器技术的垄断，然而像曾国藩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当时却凤毛麟角。在洋务重臣的内部，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尚且差异巨大，而在更多官员心中，不愿学习，不想改变，更成为一种可怕的历史惯性。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便处于自我体系的溃散中，调整心态，推进自强的速度似乎一直都赶不上在于异文明对抗的失败中而引发的自我崩溃的速度。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给整个大清国以重创，这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的洋务运动的努力，看起来如镜花水月，收效甚微。

马勇：甲午战争，我们总共打，在朝鲜战场，就牙山打了两小时，平壤打了12个小时，黄海打了五个小时，就一败涂地，那后来就在检讨这个事情，120年了，我们都在检讨甲午战争，多种说法都有，但我觉得可能最根本还是孙中山讲的，就是当时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清政府不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它就是一个自强么，就是这种，我要使我的这种军队不一样，那么这种自强运动，它就没有政治架构方面改革，没有制度改革，更没有文化的改革和这种其他的这种国民心理素质改造。

整个自强运动的实际操作者是洋务派重臣，而在朝廷层面的领导者，却是恭亲王奕䜣，但可悲的是位高权重的奕䜣依然是一枚可以被拿掉的棋子，因为他头上还有乾纲独断的慈禧太后。1861年，弥留之际的咸丰皇帝，决定将已经动荡不安的帝国留给自己的长子年仅六岁的载淳，这一刻也决定了大清王朝的最终归宿。在以后的近五十年中，载淳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新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杏贞，就是左右了这个帝国半个世纪的慈禧。1861年，恭亲王奕䜣帮助慈禧发动政变，将咸丰皇帝去世时安排的顾命大臣一网打尽，从此在外籍臣僚面前，奕䜣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枚棋子，但慈禧又同时警惕着奕䜣势力的发展。由于成功解决了与英法两国的谈判，以及顺利设立总理衙门，奕䜣集议政王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内务府总管大臣于一身，成为大清王朝最为炙手可热的政治人物，但这引起了慈禧太后的警觉。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䜣所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慈禧太后借口萎靡因循，将恭亲王奕䜣所有的职位一举解除，从此清政府中枢再也没有出现过有能力的领导。

雷颐：他用人的体制呢，慈禧是在掌握一种平衡，她既不能说完全不要这个自强运动的这批人，她知道必须得有这些人，但又不能让你的力量过大，始终有一批这个反对者，她也是支持的，今天支持这个，明天支持那个，所以中国的这个自强运动，始终没有很顺利的发展，总是在妥协，艰难地一点一点妥协，要不然你一点都不能慢，只能说中国的自强运动是由于中国的这个土壤，或者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走得那么远，因为当时他们遇到的阻力太大了。

奕䜣淡出政坛之后，接任中枢领导的是身为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以及领班军机大臣礼亲王，这两位庸碌之辈，在保守派的非议与阻挠之下，更显无能，洋务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大员的经营，而每个决策都会面临来自所谓保守派的攻击，这些保守派大臣大多都是那些饱读诗书的清流人士，他们痛恨列强的侵略，认为任何妥协谈判的行为都是丧权辱国，而且任何学习西方的行为都会导致以夷变夏，使得华夏文明遭到玷污，这种道德上的纯净主义，在价值上是可贵的，但在社会实际层面却往往无所作为，甚至为社会进步的阻力。

雷颐：实际上到后来洋务运动，它的弊病，自强运动的弊病已经开始出来了，这种官督商办企业产权不清，开始办的很好很好，没什么问题，后来办得很大了，或者企业赚钱赚的很多了，究竟是谁的，政府觉得那就是属于我的呀，注册就是我的，登记就是清政府的，商人觉得就是我的呀，是我注资的，都是我的钱，我经营发展了这么大，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产权不清就会产生矛盾，那么有一些官员一直反对这个的，始终借着说这是官企，那里面贪污的没有，要查账，一次一次查账，都对这些企业就造成损害，包括它的官企，它的贪污腐败，尤其后来产权不清，双方在那儿争，一出现这种争执，这个企业还能办得好吗。

在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的立场自强运动，或者名曰洋务运动，也有人说是同光中兴，其结局并没有带来清政府所期待的振兴，反而是更彻底的溃败，随后的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用人体制的弊端和体制性腐败，最终断送了这场自强运动，其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与借鉴。1887年的一天，天津武备学堂模仿西方的制造方法，做了一个小型的氢气球，在试验放飞的时候，不料牵绳断裂，气球随风飘去。当局向周边居民发出公告，倘有军民等人捡得，即日送桓本堂，并记明某日某时捡到，送到后，除酌量路途远近给予川资外，并赏银十两。同年八月，天津武备学堂有举行了一次试飞，邀请海军驻扎沈阳军队的营防统领前往观摩，这是中国第一次试制、试放自己的载人气球。这次小型的氢气球放飞活动，是一次饶有兴味的暗示，尽管在旧制度的皮囊下，开展的近代工业化的努力步履维艰，但中国仍然没有停止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探索，至少在器物的层面上开始进入世界体系，对于华夏子孙来说，秉承百年前的自强精神，今日的复兴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