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价值观与亚文化：当我们讨论青年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价值观与亚文化：当我们讨论青年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记者/郑诗亮
2017年1月8日，一场题为“价值观与亚文化：日常生活中的当代青年”的学术论坛在田子坊隆重举行。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主办、上海睿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复旦大学商业人类学教学与研究基地）协办，汇聚了来自学术界、媒体界、政府和公共机构、企业和公益组织等各界嘉宾。
论坛现场
这场论坛持续了一天，由复旦大学人类学系潘天舒教授先从整体上作了有关青年文化的主题发言，再由不同主讲人分别从各个角度介绍关于青年文化的研究。
当我们讨论“青年”时，我们通常讨论的是什么？
复旦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的潘天舒教授首先做了“当我们讨论’青年’时，我们通常讨论的是什么？”的主题发言。
从1998年起，潘天舒教授就开始关注青年群体。近十年来，他尤其注重从人口流动、职业发展、文化与精神发展等多个层面来剖析和研究青年群体，参与和主持了多项有关青年的人类学研究。
潘教授提到，人类学研究中，最为经典的一部学术著作恰好以青年为题材，即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经典著作《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其他研究者也从青年与教育体制、青年的职业发展与流动性、青年的文化现象等角度出发，对青年群体保持着很高的研究热度和关注程度。
对青年群体应该如何归类和界定，向来是相关研究的难题。潘教授说，当我们提到青年时，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词语，既有“变革”、“创新”和“挑战”，又有“矛盾”与“焦虑”，这表明，青年是活力与疑虑并存、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阶段。因此，在他看来，无论是依据年龄划分，还是以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濡化（enculturation，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等概念来界定“青年”，都不能准确、全面地刻画青年这一形象。他认为，更好的定义方法是回归到“生命阶段”：青年是从儿童向完整健全的人发展过程中的临界阶段，也是充满分离和整合的生命过渡仪式。
青年的消费文化变迁
接下来，复旦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睿丛文化研究总监何煦做了题为“‘互动’与’对话’——当代青年群体的消费文化变迁初探”的发言。她提出，互联网对当下青年而言，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打破了限制、边界和等级，具有反权威、去等级化和娱乐化的特点，彻底变革了他人与青年之间的沟通与知识传递的方式。青年与原生家庭之间出现了一种特有的矛盾现象：文化疏离和经济亲密并存。由于受教育与全球化程度的不同，并且经过互联网的放大，青年与父母在文化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想生活方式上产生了疏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需要与父母亲维持经济上的亲密，这又造成生活空间、娱乐休闲方式和教育方面存在巨大的不满足。
当下，消费力和消费欲都在旺盛成长之中的青年群体，是企业迫切想要了解和抓住的消费主体。他们将正在对生活方式进行学习的青年群体视为重要的市场资源、固定的消费目标群体和沟通目标群体，并尝试利用青年成长的不确定性来树立品牌形象。目前，视觉关注、测评、转发等手段已经逐渐成为青年与品牌相互影响的手段。为了适应当代青年群体，应对品牌市场发生的极速分化，不少企业已经迅速在价值定位、沟通方式和内容调整乃至组织和部门作出了变革。
以青少年“偶像崇拜”为核心的互联网经济模式
来自太平洋资产研究部的胡卉所作的发言，题为“资本发酵下的粉丝经济——互联网时代青少年‘偶像崇拜’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
她指出，互联网深切地变革了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媒体环境呈现“移动化、社交化、视觉化”三大趋势，在这些趋势影响下所诞生的网络媒体是粉丝经济的基础。
胡卉将互联网时代下的粉丝经济分为两类。首先，是以偶像为核心的明星经济。与过往偶像高高在上的时代相比，现在的偶像及其文化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播媒介更为迅速便捷，与粉丝的心理距离更为接近，粉丝的组织化程度大幅提高。这些都使得粉丝能更为顺利地介入偶像生活，甚至可以改变偶像的生活状态和演艺生涯。其次，是围绕媒介内容的IP经济。从今年主流制作公司的电视剧的数据来看，IP与非IP的比例接近3:1，表明整个行业都在尝试通过IP经济这条道路来更快地抓住观众群，从而保证收视率。
她对比了资本对电视剧和电影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电视剧行业，粉丝流量经济已是行业主推力：2016年大剧单集售价已从2015年的240-500万涨至400-1000万，增长的部分由粉丝来买单，艺人片酬和著作版权费从而暴涨。反观电影行业，虽然行业规模迅速扩大，票房回收却不孚人意：制作成本、明星片酬、保底发行的巨额费用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最后，她总结说：互联网时代，资本、技术和粉丝经济是推动文化产业格局改变的核心力量。
公益事业的主力
来自上海浦东绿意环保促进中心的张洁漪在下午第一场作了发言：NGO组织如何吸引青年参与——从环保公益的角度分析。
张洁漪说，经过她本人长期在环保NGO的实践，她发现，青年群体是公益事业的主力，他们接触公益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但在公益事业中往往有着明确的追求，如挖掘自我，改变他人，影响世界，奉献爱心，实现价值等。对青年来说，公益事业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社会往往对青年群体持有“难以与老一辈沟通”、“眼高手低”等刻板印象，其背后的原因是责任缺失。她曾经安排青年志愿者与上了年纪的社区成员互动，进行环保教学，他们都能非常细致、耐心地完成任务，想尽办法克服沟通障碍，有效地培养了青年的责任感。
她提出，当下公益事业的社会意义还有待加强，怎样维持青年人的公益热情是社会面临的问题。拓宽公益活动种类，特别是提高公益事业的社会认可度和政策奖励，才能更好地让青年投身公益活动。
女权运动的生力军
来自上海艺术研究所学术研究部的吴筱燕所做的发言与女权有关，题为“当代中国女权运动中的青年与艺术实践”。
她提到，当代中国女权运动始于1995年联合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这次大会不仅使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界的女权主义者进一步了解全世界的女权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让她们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抗争和实践。此后，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较为宽松的社会氛围，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走出学院和体制，走向民间社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青年一直是中国女权运动的生力军：更加开放、平等、受到更好教育的青年一代，对高校内的社会性别研究、社会反家暴网络的建立，以及世界各地NGO的创立，都起到了大力推动作用。
吴筱燕说，在艰难、复杂而又活泼的当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场域中，形态多样的艺术实践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着身份认同构建、社群自我赋权、政治动员和公共倡导等重要作用。这些艺术实践包括：一、影像艺术：纪录片、民间影展，如酷儿影展、民间女性影展等；二、剧场艺术：戏剧工作坊、受压迫者剧场，如《阴道独白》、山泉剧社等；三、街头行为艺术：公共倡导的创意表达，如亮出“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口号的青年女权行动派；四、创意媒体、视觉艺术等。其中，《阴道独白》可以说是女权主义的标杆剧作，二十年来，其本土化演绎和翻新一直是国内女权运动与艺术的重要内容。而关于青年女权行动派则一直争议不断。有论者将其艺术化行为批判为“伪激进”，亦有论者批评其具有矛盾性：既反对体制，但同时却又依赖制度变革。而其领导人在运动中的“明星化”，以及对青年人的”零指责“论调，也都招致了争议。
不惜千金图一快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在读硕士生石潘瑾欣的研究对象是手机社交游戏，她分享了“‘千金之快’——‘课金’手游与青年人的社交”的发言。
她对近年来手机社交游戏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作了介绍。这类游戏的特点在于，玩家可以免费下载和游玩游戏，但是游戏的部分道具需要付费购买，玩家可以以付费道具加速推进游戏，或是以一定几率抽取游戏角色以强化自身。一款热门社交手游的月收入可以达到上亿元，而狂热的手游玩家可以为抽到一个角色花费掉数万甚至数十万元钱。《2016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指出，移动游戏市场份额达到49.5%，已超越客户端游戏（端游）。
她指出，手机社交游戏具有如下特征：一、游戏自身免费，道具与增值服务收费；二、玩家强化自身的手段，要么是通过大量投入时间，要么是通过花费巨额金钱；三、游戏中充斥着大量的随机性因素和概率性事件；四、带有明显的社交要素；五、游戏营收极高，并非传统的“买断式”游戏可比。传统游戏在一次性付费后，进程推动主要依赖玩家时间投入换来的角色强化和剧情发展。课金游戏则不然。在免费安装游戏后，玩家只依赖时间投入的推进受到机制的各种合理化限制，使得游戏体验较差，同时社交元素和成就感极低，只有课金购买道具和角色后，才能得到畅快的体验与充分的社交成就度。
这类游戏的玩家群体以青年人为主，大多在十八岁至三十五岁之间，消费能力往往与年龄成正比， 重度玩家不惜投入大量的金钱（称之为“氪”，由“课金”的“课”发展而来）和时间（称之为“肝”，从“熬夜爆肝”发展而来）。他们热衷于在社交网络（SNS）上通过“晒卡”来表现自我，并且具有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除了前面的“氪”和“肝”以外，还有“脸白/脸黑”（运气好/运气坏）、“欧洲人/非洲人”（运气好/运气坏，由脸白/脸黑引申而来）、“海豹”（形容晒卡的玩家就像海豹一样，平时潜水，上岸就是为了晒太阳，指运气很好的人）等。
“做法正确”和“为我所用”
最后，本次论坛的发起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讲师邢婷婷博士做了题为“当代青年的信仰特征与价值观建构”的发言。
她指出，青年人独特的文化现象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势力。星座和灵修文化作为青年人文化的代表，其规模和影响力正在快速膨胀。不论是一星座自媒体被以2亿元收购，还是微博上数以千计、粉丝数量动辄十万百万的占星大V，甚至占星有了全国连锁实体店、占星名家网络课程遭到抢购，都说明这类文化的势不可挡。
邢婷婷说，深入分析的话，不难发现，青年人追求的并非迷信，而是文化的“做法正确”和“为我所用”。这种思潮来源于青年一代看待事物的角度变化。从理性角度来分析，占星的非科学性不能被纳入“思想正确”的范畴，但占星师推演时的严谨性和解惑时的专业性所代表的“做法正确”，却能博得青年人的喜爱。“为我所用”也是如此，与 “正统”的人们应该如何去生活的告诫相比，青年更强调个人层面的精神追求。总的来说，青年对多元信仰和宗教的态度已经与上一代大不相同。这些信仰已经成为他们的社交语言工具，用以开启话题，他们也热衷于通过过程专业的推演来寻找解释事物的另一种体系。至于青年对制度性宗教的态度，邢婷婷用一句话加以总结：——“信仰，但不归属”。
（载自澎湃新闻，原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8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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