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只有儒家有贤能政治？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贤能政治的兴衰

只有儒家有贤能政治？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贤能政治的兴衰

文/戴晓光

　　近日，著名文艺复兴研究学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詹姆士•韩金斯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之邀，访问北京大学。12月30日下午及晚间，韩金斯教授以“彼特拉克之道：儒家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贤能政治”为题与北京多位学者座谈，并发表以“德性政治与马基雅维利晚期思想——儒家贤人政治的文艺复兴视野”为题的学术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担任讲学活动主持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陈斯一博士，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赵金刚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孙帅、吴功青博士参加了座谈。

韩金斯教授以“彼特拉克之道：儒家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贤能政治”为题与北京多位学者座谈。

　　韩金斯教授的座谈以彼特拉克为核心，集中讨论了人文主义传统中的“德性政治”，并与中国儒家的贤能政治对观。在晚间的学术讲座中，韩金斯从历史进展的角度，讨论了人文主义德性政治的政治关怀及历史发展脉络，并讨论了人文主义传统与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根本差异。

　　彼特拉克之道——儒家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贤能政治

　　12月30日下午，在以“彼特拉克之道：儒家中国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贤能政治”为主题的座谈中，韩金斯从当今西方民主政治遇到的一系列困境谈起。韩金斯认为，英国的“脱欧运动”、美国的“特朗普运动”都具有鲜明的反精英主义特点，这些民众运动表达了对其精英阶层的不满，反映出的正是西方统治精英自身面临的危机。不过，对政治精英品质问题的关切不仅源于现实的政治处境，也是东西方思想传统共同关注的永恒理论问题。现代西方政治科学集中关注的是民主政治中的平等、正义等问题，对德性政治鲜有讨论，这与东方的儒家传统有鲜明差异。但是，韩金斯提出，以儒家传统为基础的“贤能政治”理想不仅是东方儒家社会的独特观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就包含着一种与儒家贤能政治理想对应的传统。这种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德性政治思想，并在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得到复兴。

孔子

　　韩金斯对儒家“贤能政治”传统与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德性政治”观念进行了一系列平行比较。（1）从思想和历史背景来看，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政教失序、诸侯纷争的衰败局面促使孔子提出了复兴三代德政的理想。与早期儒家相似，彼特拉克从中世纪晚期意大利的混乱和危机中得出的结论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改善有赖于内在道德领域的自我改进，并非创立新的法律和制度、而是复兴人的道德品性，才能挽救罗马帝国和教会的衰落导致的政治危机。（2）与儒家的士君子教育传统相似，由彼特拉克开创的人文主义也提出了复兴古典学问的主张。人文主义传统强调通过对拉丁语文学经典作品的研习来塑造新的贤人阶层。与强调修习诗书、体仁隆礼的儒家传统形成对照，人文主义传统所强调的 “自由技艺”一方面包括语法和修辞术培养贤人阶层的言辞和写作能力，同时也通过史学、诗歌和道德哲学培养道德品质和政治德性。人文学问不强调专业的学科划分，而是旨在实现广泛、全面的德性培养。（3）儒家传统与彼特拉克所畅导的人文主义传统都将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德性原则之上，因而共同反对贵族身份的世袭继承。儒家与人文主义都是一种更强调政治稳定的保守传统，而非片面宣扬某种政体原则的意识形态。（4）此外，儒家与人文主义在德性政治的根本原则和动力上也持相似观点。与孔子、曾子乃至朱子的观点相似，人文主义者也认为，由于与天道和自然法的和谐，有德性之人因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统治正当性。

　　儒家贤能政治传统也与人文主义德性政治观念存在着一系列根本差异。其中，尤其重要的差异在于，儒家比人文主义更加强调敬奉祖先、重视家庭。人文主义者虽然强调德性对于欲望的优先性，但是远比儒家传统更加肯定商业利益，人文主义者远不如儒家更关注平民和穷人的利益。这些差异部分地解释了，贤能政治传统为何在西方远不如在东方儒家社会中更加成功。

　　德性政治与马基雅维利晚期思想——儒家贤人政治的文艺复兴视野

　　12月30日晚间，在题为“德性政治，马基雅维利晚期思想与文艺复兴版的儒家贤能政治”的学术演讲中，韩金斯将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置于意大利的中世纪晚期至文艺复兴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解释了彼特拉克提出“贤能政治”设想的具体政治关切和思想关怀。

　　以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史及政治思想史为线索，韩金斯重点讨论了文艺复兴思潮中的三个“政治时刻”：佛罗伦萨早期民众政府的建立，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14世纪中期），以及由马基雅维利发起的政治理论的现代转向。以上三个时刻正是理解贤能政治观念在西方思想中的复兴和衰落的关键切入点。

　　（一）第一个关键时刻：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建立

　　中世纪晚期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建立是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刻”。佛罗伦萨的民众政府活跃于1280-1330年之间，其制度设计的核心意图在于防止政府受到少数寡头以及强权人物的掌控。佛罗伦萨民众政府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选举行政官员，大小决策均由当值官员通过秘密的无记名投票产生。官员任期很短，为了避免官员受到操纵、滋生腐败，任期内的官员一律在市政厅内处理政务，并且必须严格与外界隔离，直到任期结束才能离开。此外，民众政府所设的行政、司法职务也都有严格的审计制度。

　　韩金斯指出，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高度民主性质，在根本上伴随着一种反对贤能政治的深刻偏见。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所有职务、甚至有高度专业要求的职务都以抽签方式从全体民众成员中产生。有关战争及征税的重大决定则需要全体行政官的一致同意，此外，所有行政立法也要由两个抽签产生的民众委员会批准。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民主程度甚至超过了古希腊时期的雅典民主制。这种高度的民主性质不仅导致了佛罗伦萨民众政府的运转效率低下，而且极大削弱了政府的稳定性。因此，虽然佛罗伦萨民众政府在制度设计上的首要意图在于提防强权人物的统治和操纵，但是，现实中的佛罗伦萨的政治史表明，这种意图完全归于失败。以美第奇家族为代表的一系列强权僭主在幕后操纵和主导了佛罗伦萨的政治局势。到14世纪中期，佛罗伦萨的民主政府已经名存实亡。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佛罗伦萨民主政制的失败也是14世纪基督教世界政治衰败的表现之一——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这种危机表现为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的腐败及衰落。正是这种全面的精神危机和政治危机激发了此后的两个“重要时刻”，亦即肇端于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与马基雅维利所开创的政治理论的现代转向。 

　　（二）第二个关键时刻：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与“德性政治”观念的复兴

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开创的人文主义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二个重要时刻。人文主义既是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也旨在诊断和应对意大利的政治、道德危机。在彼特拉克看来，无论是佛罗伦萨的民众政体还是取而代之的僭主统治，都与德性政治的标准相去甚远。倘若政治统治者缺乏道德上的卓越和智慧，那么，所有政治制度和法律就都失去了基础，也不可能使意大利摆脱日益衰落的困境。彼特拉克号召在意大利复兴古代罗马人的德性和教育体系，从而复兴罗马式的共和政治，因此，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主张因而带有鲜明的“德性政治”特性。 

　　韩金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主张的“德性政治”有三个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与中国儒家的贤能政治都有相似之处。第一，人文主义者的“德性政治”原则将政治正当性与统治者的品德和智慧结合起来，正义的统治意味着以被统治者的利益福祉为首要关切的统治。第二，“德性政治”主张用真正的高贵品质亦即美德来取代世袭的贵族身份和统治资格。因此，自然意义上的贵族可以来源于从农民、工匠到世袭贵族和富有者的所有社会阶层。人文主义提出了一种不同于现代政治理论的“平等”观念，亦即在德性标准面前的平等。第三，与中国儒家的主张相似，人文主义者宣称，为了在统治技艺上实现卓越、善和智慧,必须研习人文学问。人文学问具体包括语法、修辞、史学和道德哲学等。

　　（三）第三个关键时刻：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政治转向

马基雅维利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教危机，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与人文主义不同的解答。在韩金斯看来，马基雅维利既对佛罗伦萨的民众主义政体提出了强烈质疑，也不赞同彼特拉克式的贤能政治方案。

　　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表明，佛罗伦萨传统民众政府体制从建立之初就是失败的，并在美第奇家族当政时尝试重新修订佛罗伦萨的宪制设计。马基雅维利所设计的新宪制容纳所有的社会阶层，并出于防止内部权力冲突和利益纷争的考虑在各阶层间进行了权力分散。根据马基雅维利设计的新宪制，佛罗伦萨将实现远比此前更高层次的统一和德性，人民将不再受精英压迫，因而能保持对政体和政府的忠诚。马基雅维利尝试以这种方式将民众的大众品德疏导为罗马式的战争德性，大众的民主精神因而被用于抵御邻国，而不是导致内战和冲突。

　　尽管马基雅维利同样认为佛罗伦萨的民众政府完全归于失败，但他并未采取彼特拉克式的德性政治，而是选择了一条高度现实主义的解决方案。马基雅维利试图采取的是特定的制度设计来寻求平民与精英之间的制衡，而非像人文主义传统那样严肃地寻求政体德性提升，以德性政治替换民主政治。

　　马基雅维利本人接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毕生从事古典研究，也与十五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一样，着力强调对君主与共和主义政治家的教育。但是，从其具体的政治方案来看，马基雅维利绝非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利拥护民众，捍卫民众在政治中的角色，并反对有权势者对民众的掌控。就此而言，马基雅维利同情的是早期佛罗伦萨的民众政府，因而成为现代思想的先驱。马基雅维利希望实现的宪政不仅会驱逐强权人物，剥夺其权力，而且要将有权势者纳入一种新的宪政框架，这种新的框架肯定人民的政治角色，为人民赋予在政治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同时吸纳精英阶层，通过其能力和经验来领导战争、追逐财富，为城邦做出贡献。马基雅维利对德性做了全新的定义，德性不再指传统德性，而变成了“权力的有效运用”。韩金斯表明，马基雅维利激进地反对古代哲学家们关于善、幸福与传统德性不可分离的信念，因而推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式——关注“实际发生的历史”，而不是“应当发生的历史”。史学的新目的旨在理解权力的运行，而不仅是提出能够激发德性的道德榜样。在认识到马基雅维利作为创新者的同时，也应认识到，通过对政治哲学的全新定位，马基雅维利服从的是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更接近中世纪晚期的大众主义者，而不是彼特拉克人文主义者的精英式德性政治。

　　在讲座后的讨论环节，吴飞教授就如何具体理解马基雅维利反驳德性政治的方式和意图、以及这种反驳如何影响了现代政治思想传统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

　　韩金斯首先指出，马基雅维利在总体上反对人文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在德性政治问题上，马基雅维利与人文主义的直接分歧体现为对“人民的德性”的推崇。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人文主义者弗朗切斯科•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 of Siena）的两篇教育论文最为流行。从帕特里齐关于教育君主和共和国平民领袖的论述来看，无论针对君主还是平民领袖，人文主义者秉持的都是精英式的德性教育。也就是说，人文主义关于共和德性的理解完全不同于马基雅维利提出的“人民德性”。直到16世纪晚期，马基雅维利反对德性政治的观点才开始发挥压倒性的影响。通过对比帕特里齐与马基雅维利，可以看到马基雅维利扭转人文主义德性政治观念的具体历史过程。

　　伴随着“人民德性”的概念，马基雅维利还尤其强调“自由”，但对古典哲学家来说，自由并不是主要的政治价值。马基雅维利尝试对国家提出的教导是，一个国家如何在受到其他国家威胁时保持自由，同时如何通过创造彼此平衡的不同力量来使国家保持内部的自由。国家在内外两种意义上自由都与“人民德性”密切相关，根据这种新的人民德性，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仍然有可能实现国家的稳定运转。基于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论证，自由政治的观念在17世纪的英国变成了现实。

（载自澎湃新闻，原文链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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