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世界】汪瑞烈传略：第三章 “抗日必须反顽”的实践轨迹

汪瑞烈回党工作后，马上面临着中共领导的浙南抗日事业的根本性规律──“抗日必须反顽（反国民党顽固派）”。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目标是日本侵略者，而非国民党；但具体到浙南地区，我党贯彻“抗日必须反顽”的原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国共两党争夺浙南地区的矛盾不可调和。浙南农村的“基本地区”（原红军时期的根据地）是中共经过“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之结果，所以自然成为中共在浙南开展抗日活动的“战略支点”，如果失去这一立足点，共产党在浙南的抗日大局中就会无所凭借，进而会因此而无所作为，直至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中共浙南特委为了抗日必须保住“基本地区”；然而，国民党顽固派认为：浙南地区自红军于1938年北上抗日后，已属于“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再存在共产党的势力，更不能容许共产党暗中掌控的“基本地区”存在；据此，国民党顽固派必然要与中共浙南特委争夺“基本地区”。事实上，国民党顽固派自1940年4月起就对浙南农村的“基本地区”进行武装“清乡”，而中共浙南特委为了保住“基本地区”这一抗日阵地，也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了长期的、隐蔽性的“反顽”斗争。汪瑞烈在中共瓯北县委的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第一节  不辱使命  果断处理“小坑事件”

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温州于1941年4月19日至5月3日，1942年7月11日至8月15日，两次遭到日军短期占领。国民党当局面临日军的进攻而弃城逃跑，将军队与政权机构转移到乡镇地区，并企图通过与共产党争夺农村“基本地区”而实现“堤内损失堤外补”。1943年10月，国民党在永嘉枫林镇立“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第十四督剿处”，任少将曹集云为主任，调集大批兵力进攻江北我党领导的“基本地区”，极大地压缩了共产党的活动空间。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造成的活动困境，中共浙南特委江北办事处主任吴毓决定在永（嘉）、仙（居）、黄（岩）边的黄山村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扩大活动空间。谁知竟引发了“小坑事件”，导致吴毓等六烈士“壮志未酬身先死”。

一、不堪回首的“小坑事件”

黄山村地处永（嘉）、仙（居）、黄（岩）三县交界，这里山峦重叠，岗岭连绵，深林密布，人烟稀少，交通闭塞，国民党的统治鞭长莫及；同时，这里又是汪瑞烈领导的红十三军余部长期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具备共产党开辟新活动区域的良好条件。但是，那里盘踞着几股武装土匪，要进此地，首先要做那些武装土匪的工作，否则，难入山门，更毋论立足了。

当时黄山的主要土匪头子是余汝苟，他有武装土匪10多人，大多为仙居人。余汝苟股匪开始住黄山王小杏或背牛坑陈大柳（背牛坑村的地主）家，后来怕暴露目标就转移到小坑大坦的深山密林中，搭盖茅棚厂隐蔽。为了做余汝苟的工作，1943年11月间，吴毓派我党武装干部陈继岳和在黄山村教过书的郑九芝（地下党员）两人去黄山，住岙头地下党员牟老法家（郑、牟均未暴露身份），他们通过原先结识的匪首陈周凤、王小杏介绍，找余汝狗谈话，希望他能改邪归正，追随共产党。余汝苟表示同意依靠共产党，共同对付国民党顽军的“清剿”，并约时间、地点，请共产党领导人前去谈判。

1943年12月初，吴毓应约率领中共瓯北县委组织部长徐顺性、武工队副队长潘统镛、武装干部陈继岳、谢金寿、潘行奎，携带五支木壳枪和一支手枪，会同郑九芝、牟老法到达小坑。余汝苟本来在是否投靠共产党的问题上首鼠两端，在暗地里偷看了吴毓等人后心惊胆战，去碧油坑找大地主陈大柳商量。他说：“吴毓一伙人高马大，腰挂洋枪，那气势比国民党上将还要威风，早把我们比没了，我们如果投靠了共产党，哪还有我们的？”陈大柳献计说：“不投靠，就算计，你怕啥，他们在明处，你在暗处，常言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对他们这种到嘴边的肉，是英雄好汉就吃的干净利索点。”于是，二人定下了算计吴毓一行的毒计。余汝苟回复郑九芝：本月10号在黄山小坑自然村大坦厂棚与江北领导会谈合作。他以领导称呼来麻痹吴毓。

这日，吴毓5人和郑九芝、陈继岳，由牟老法（地下党员）带路，8人到了土匪窝。匪首余汝狗率众匪在茅棚前列队欢迎，并设宴招待。当时余汝苟为了不引起我方注意，席间只安排了余汝花、陈大多、余新达五六个土匪，其中2个土匪还是烧火，煮饭菜的。开始的时候，吴毓等人警惕性较高，枪不离手，并看到余汝苟把木壳枪的保险打开，放在桌上，吴毓面露不悦。余汝苟觉察后，为了麻痹吴毓等人，便将自己的木壳枪交给匪兵拿走。与此同时，余汝苟又搞出花样要吃香灰酒，意与吴毓等结为金兰，进一步迷惑吴毓等人，且十分热情的轮番敬酒，导致吴毓等放松了警惕，将手中的枪放回枪套。而就在双方进一步推杯换盏之际，匪徒余汝番端上一大盘红烧肉，即从端菜盂盘底下拔出木壳枪，朝着共产党谈判代表相继开枪，吴毓等六位当场牺牲。余汝苟鉴于牟老法是道基村岙头自然村人，此处与小坑大坦是隔山居邻，而且牟与匪首陈周凤、王小杏等人乡里乡亲，与余汝狗也很熟悉；同时，郑九芝曾在黄山村小学教过书，与陈周凤、王小杏也关系密切；再者，郑、牟从未暴露身份，此次是以引路者的身份到场的，并且，身上又没有带武器，故匪徒没有害他俩，他们惊慌逃出。

二、成功定计“以毒攻毒”

中共瓯北县委书记胡景瑊一直关心吴毓招降余汝苟的事，命汪瑞池去黄山了解情况。瑞池在半道上碰到郑九芝（二人曾经在屿北一带合作过几次）。郑九芝看到自己同志，悲上心头，嚎啕大哭。他们一起回到屿北汇报情况。胡景瑊这才知道事情真相，肝肠寸断，决心干掉这帮土匪，给吴毓等六烈士报仇。胡景瑊找汪瑞烈商量。汪瑞烈主张：利用陈周凤等人消灭余如苟股匪，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解决“小坑事件”。

汪瑞烈对陈周凤与余汝狗之间的历史和矛盾了如指掌，认为陈周凤完全可以利用。首先，陈周凤虽然出身土匪，但毕竟和余汝苟不同，早年红十三军在黄山一带活跃时，陈周凤也跟随过红军，并和汪瑞烈结识，但红军失败后，他凭借此处山高岭峻的有利地形，在黄山溪建窝而拉起土匪组织。余汝苟是仙居韦羌乡余坑村人，此人原是仙居十三都的匪首，凶狠毒辣，作恶多端，搞得当地民不聊生，故仙居国民政府根据广大民众的强烈要求，派自卫队围剿，将其赶出老窝，逃到永（嘉）仙（居）黄（岩）边界道基村的小坑大坦落脚。土匪讲究“坐地分赃”，余汝狗股匪多为仙居人，而陈周凤，王小杏等土匪是永嘉人，地域不一，利害关系必异，我们有隙可钻。

其次，陈周凤与余汝苟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合的地步。余汝苟匪徒刚到永嘉时，陈周凤与他们臭味相投，故将他们融入自己的地盘。但后来，余匪的势力逐渐强于陈周凤，使得本已自立为王的陈周凤，反而成为余汝苟的手下人，因此，他耿耿于怀。更有甚者，原陈周凤心爱的女人（相好，背牛山村陈时龙的女儿），自余汝苟来后，反而被余汝苟占有。有一天晚上余汝苟到陈时龙家去，陈周凤暗中尾随，躲在门外，亲耳听到陈时龙与余汝苟的对话。陈时龙说：“汝苟，你如果把陈周凤给灭了，我就把女儿嫁给你。”汝苟听后，乐呵呵地笑着说：“没问题。”此刻，在门外偷听的陈周凤怒火中烧，但迫于势力，他只得忍气吞声。可他从此埋下了有汝苟就没有我陈周凤的念头。

胡景瑊听了汪瑞烈的分析心悦诚服，打算委派他去全权处理“小坑事件”，但又害怕土匪暴戾恣睢，对汪瑞烈的安全不利。汪瑞烈说：“不怕！黄山一带是我们红十三军余部活动最多的地方，郑九岸在永、黄边境就有一支武装队伍，当年消灭戴象帅就有这支队伍参加；我们本可以调动这支队伍剿匪，只怕惊动了国民党对根据地不利；但有这支武装队伍就可以震慑土匪，使他们不敢对我怎么样。”于是，胡景瑊委派汪瑞列去黄山解决“小坑事件”。

汪瑞烈到了黄山后找到陈周凤，说起这件事。陈周凤也觉得余汝苟太不地道。原来，郑九芝联系余汝苟与吴毓谈判，是先经过陈周凤、王小杏引荐的；现余汝苟不告知他们，擅自杀害共产党谈判人员，使他们陷于不仁不义之中；更何况，这件事把他们牵涉进去，也等于把他们置于与共产党为敌的地步，这也是他们不愿意的。汪瑞烈说：“我们的队伍早晚要铲除这伙败类，给吴毓等六同志报仇。你是继续跟着余汝苟为匪，还是听共产党的话铲除余汝苟，为死难烈士报仇。你要想仔细了。”陈周凤细细琢磨起来：如果我不要终身为匪而改換门庭，国民党是靠不住的，还是要投靠共产党；既然共产党要铲除余汝苟，我和余汝苟也誓不两立，做这事何乐而不为呢？他向汪瑞烈保证要做成此事，作为自己投向共产党的见面礼。

接下来的事情，据浙南革命老前辈胡国洲回忆：在吴毓等六同志牺牲后的第八天，“黄岩县伪自卫队包围小坑村时，陈周凤挑动余匪不投降，而与黄岩县伪自卫队继续作战，打的黄岩伪自卫队大败，被余汝苟缴去机枪一挺，步枪五支。在战场上，陈周凤乘机打伤了余匪的腿。曹集荣（国民党少将）得知消息，便派兵到黄山，包围了余汝苟土匪住的小坑地方。由碧油坑地主陈大柳说服余汝苟，送还被缴黄岩伪自卫队武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与土匪勾结，割了我们六位同志的首级，交给伪浙保。过几天，余汝苟土匪从黄岩抓来一个地主，送来一批钱，陈周凤和王小杏商量后，定出杀余汝苟的计划，在小坑口上一座茅厂里同余部下几个骨干土匪一起闲谈时，陈周凤就大叫，你们有钱分，我们无钱分，给我们吃一餐酒也是应该的。余如苟这个土匪为了缓和与陈周凤的矛盾，就答应他们请客，买了酒杀了鸡，就在小坑口的茅厂里吃酒。酒至半酣，陈周凤、王小杏等便动手，几枪就打死了几个余汝苟的土匪，部下骨干分子被缴了枪。余匪当时腿伤还没有好，躺在小坑里面，还有几个土匪守卫着，陈周凤、王小杏的全部人马打死余汝苟的骨干，缴下武器后，就进入余汝苟的新厂里。外面开枪，里面是听不到的。就在出其不备之时，便收缴了余守卫人员的武器，把躺在床上的余汝苟枪毙掉。烧了余匪自盖的茅厂，全部消灭了余汝苟土匪，缴回了全部武器。”

三、让死难烈士入土为安

陈周凤消灭余汝苟股匪而为死难烈士报了仇，同志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气，但想到吴毓等六烈士的尸体至今没有妥善处理，心里又很不安。原来6烈士牺牲后，他们的头颅被国民党特务戴独脚和碧油坑大地主陈大柳给割了下来，去温州国民党处领赏。汪瑞烈听说后，当即命令屿北村汪祥壁带领一支游击队伍进行袭击。这支游击队伍的队员来自各村精英，溪口村一队员当场击毙戴独脚，可惜陈大柳带着死难烈士的头颅逃脱了，这致使六烈士的的尸体成了无头之尸。之后，汪瑞烈又去黄山找陈周凤说：“我这次来主要是来掩埋吴毓六同志的遗体，不能让它们抛尸荒野。”陈周凤说：“风雪大，山上结了冰，尸体也冰住了，埋葬之事我负责，等雪化了就去安葬。”

雪开始融化了以后，徐寿考去了一次黄山找陈周凤尽快掩埋烈士。几个月以后，胡景瑊还是不放心，派汪瑞池去黄山打听，回来报告说六烈士合埋在一个窑洞里。胡景瑊觉得不妥，就和汪瑞烈商量，两人都觉得应该一人一个穴。第二天，汪瑞烈、汪瑞池兄弟俩买了一刀肉和一壶酒，到黄山找到陈周凤等人一起去小坑。打开窑洞，他们把堆在一起的手臂、大腿的骨头按长度一样分成六堆六个穴埋葬。汪瑞烈拿出准备好的六套新衣服和六颗模型头颅说：“同志呀，来找土匪怎么不叫上我，仙、黄地区是我们红十三军十几年的根据地，不该发生这样的悲剧呀!同志呀，你们死得真冤呀!”说着说着，“哇！”一声哭了出来，哭得比妇道人家还要动容；接着又说：“今天总算有了一套新衣送你们，还有肉还有酒，一路走好！陈周凤已经为你们报了仇，余汝苟和余汝花等被镇压了，六位英烈，你们安息吧！”当时在场的人听到这席话都痛彻周身，放声大哭。 37 53460 37 20090 0 0 7559 0 0:00:07 0:00:02 0:00:05 7558瑞烈在仙居、黄岩等地了解各村“民兵”情况，要求大家：加强军训为了抵御敌人，开山种地为了筹备战粮；几天以后才回到屿北。解放以后由汪瑞池领队到黄山小坑，把六位烈士的灵柩移到沙头烈士墓安葬。

第二节  智斗特务  成功保卫中共瓯北县委

“小坑事件”后，由于吴毓等领导干部的牺牲，中共瓯北县委与浙南特委失去联系。斗争进一步严峻。他们除了重兵“围剿”县委机关外，还重用以叛徒陈家璧、范亦宸、夏巨珍、李少金等为首的“肃奸队”展开特务活动以抓捕共产党。这样，承担保卫中共瓯北县委机关安全任务的汪瑞烈与“肃奸队”之间展开了直接较量。

一、挫败“正月大搜捕”

“肃奸队”的成员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对中共的地下活动方式了然于胸。于是，他们有的放矢而发动反制措施：“肃奸队”响应上头号令而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这个团队在政治上，打着爱国旗号，把对准日寇的枪口对准共产党，嚷着只有剿灭共产党，才能达到全国统一而齐心抗日的反共宣传；在组织上，承担特务功能，走村串镇，到处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以汇报给国民党当局，让当局能据此捕杀革命人士，破坏共产党的组织。

屿北大地主指示其子侄秘密参加“三青团”组织，建立反共情报网站并充当“肃奸队”的眼线。1944年正月，屿北“三青团”收集到中共瓯北县委的确实资料，向“肃奸队”邀功。“肃奸队”像一只饥饿的狼狗找到了一块肥肉一样，带领国民党军火速进攻屿北。殊不知，这个消息被汪瑞烈在红军时期布下的情报网站戴庆本获得，他飞鸽传书给汪瑞烈：“烈，你那个宝贝（指胡景瑊等人）在屿北很红了，很出名了，应该走了，内部已经研究决定，正月十八是要到屿北捕人的。”汪瑞烈接信后，于正月17日午夜11时，带领县委机关人员和游击队家属撤离屿北，游击队转移到三面山（原红军营帐），家属转移到亲戚家里暂住。当时有几位同志去了闪坑一带工作，由汪瑞烈派长子汪祥坡送信到闪坑。果然正月18清晨4时，天刚蒙蒙亮，国民党部队就将屿北村围得水泄不通，小小的村子设立了9个路口岗哨。敌方参与这次行动的还有金培芝，他原是隐藏在屿北的地下党员，奉命以小学教员为掩护，在岩坦一带为党发展少年交通员，汪瑞烈之子汪祥坡就是由他拉入革命队伍的；但金培芝后来被叛徒出卖被捕，经不起刑讯折磨，与敌人同流合污。他和三青团员带国民党军直扑“新屋里”，在前后大门架设轻机枪，并牵着一条高大的狼狗冲进汪瑞烈家，楼上楼下搜索，抢劫财物，捣毁家具；接着，又去“钟寿堂”汪瑞池家搜查；汪瑞烈兄弟两家被抢劫一空。隨后，敌人展开全村大搜捕，将隔壁村民汪瑞仙抓来刑讯逼问，村子惨遭破坏。

然而，任国民党军怎么折腾，他们连中共瓯北县委的影子也见不着，因为县委早已在汪瑞烈的带领下转移至安全地方。事后，胡景瑊对瑞烈、瑞池兄弟感叹地说：“你们统战工作做得好，消息灵通，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工作就好办了。”这样，国民党军无功而返，却使屿北“三青团”的地下情报网站暴露无遗。国民党军不可能长期驻村保护他们，共产党的武装倒隨时可以回村收拾他们。于是，三青团员们纷纷逃离开屿北作鸟兽散，大地主也变得老实起来。由此可见，三青团这次与国民党相配合的围剿屿北，“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但抓不到共产党，反因暴露了自身而不得不逃亡，屿北的反动势力被彻底肃清。但另一方面，中共瓯北县委机关由于住址暴露，也不得不撤离屿北，由汪瑞烈和汪瑞池带领而到处转移，居无定所。这一段时期，是中共瓯北县委最危难的关头，党组织不得不将胡国洲、郑九芝等100多位已暴露身份的领导干部转移到浙东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创建的较巩固的根据地）工作，留下少数人由汪瑞烈兄弟安排，今天在这个村，明天住那个村，有时刚落脚，敌兵就追来；但由于汪瑞烈的群众基础扎实，他领导的地下网站消息准确并能及时送到，因此，我方总能在敌人追到之前全部撤离，这就有效地保护了中共瓯北县委机关的安全。

二、打入敌人内部瓦解特务组织

于是，汪瑞烈成了国民党当局的一块心病。国民党当局分析认为：屿北汪瑞烈和汪瑞池俩兄弟是中共瓯北县委的一对羽翼，只有首先把这对羽翼折断，再破坏中共瓯北县委才能顺理成章。1944年7月，国民党当局假意放松对汪氏兄弟的敌意，转而采取专门对付县委书记胡景碱同志一人的办法。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以溪口乡大谢村的大流氓郑庆闹为首，搜集溪口、岩坦、黄南、南岸等乡的流氓地痞三十多人建立特务组织，专事侦察胡景碱同志的下落，以出重金赏格。郑庆闹通过屿北表兄弟汪信宽向汪瑞池表示合作的企图。汪瑞池决定“将计就计”，乘机打入特务组织，从内部瓦解它。对于汪瑞池的潜伏计划，胡景瑊、徐寿考都觉得风险太大，不能同意。汪瑞烈向两位领导表示，汪瑞池打入敌人内部不能排除危险，但是胜算在手：其一、郑庆闹和汪瑞池是亲戚，他得喊汪瑞池为舅舅，因此在重视姻亲关系的当地，不可能立马对汪瑞池翻脸无情；其二、作为此事中介的汪信宽胆小如鼠，他为自身安全考虑，也不敢把汪瑞池怎么样；其三，汪瑞池在最近两个月为了配合假投降，穿戴应有所讲究，行为应有所放肆，这能有效欺骗特务而为打入其内部作好准备。胡景瑊终于批准汪瑞池打入敌人队伍收集情报的计划。

某天，汪瑞池第一步假自新，接着，郑庆闹把汪瑞池带到陈家璧面前接受考察，他沉着、机智应答，还故意讨封，要一官半职，光宗耀祖，表现出很有诚意投靠国民党，取得了特务组织的信任。汪瑞池为了麻痹敌人，故意强调自己是哥哥嫂嫂抚育长大，你们可以杀了胡景瑊，但是不要伤害我哥哥。这番话一出，敌人更加信以为真。汪瑞池化了三个月时间在敌营工作，摸清了各村地下特务组织的名单、武器等。这段时间，汪瑞池还利用敌人的信任，暗中配合中共瓯北县委的工作。如县委要到闪坑或者屿北来公干，汪瑞池就把郑庆闹的侦察队骗到溪口、枫林等地埋伏，以“追捕胡景瑊”；我党为了几次大行动需要白天进行，汪瑞池就把侦察队带到仙居大山林里追剿三天，直把郑庆闹累的喊爹叫妈的，跟着汪瑞池屁股后喊：“舅舅，老胡影子都没有。”汪瑞池回身瞪他一眼，搞得神神秘秘的，就跟真的一样。后来汪瑞池把盘踞各村的国民党秘密据点都弄清楚后，告诉县委，县委派武工队歼灭了各个据点的反共组织。

汪瑞池最后建议：他把郑庆闹的特务队伍集中到汪信宽家中，由我方的武工队一举加以歼灭。信送到以后，胡景瑊等和汪瑞烈共同讨论，如何处理？汪瑞烈从当地群众利益与其弟的安全考虑认为：如果武工队全歼特务，必然会引发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报复，屿北的民房会被烧光；而且，在这混战中，汪吉仁同志的生命是否安全，也未可知。他向县委建议：第一，包围汪信宽住处，对他围而不抓，让他逃出去“报信”；第二，武工队先以“叛徒”的名义抓捕汪瑞池，暗中将他保护起来。胡景瑊相信汪瑞烈多年斗争经验，同意他的建议，立刻派十几位武装人员当晚包围汪信宽的家，还动员安排全村群众赶去汪信宽家里看热闹，故意放开一条通道让汪信宽逃跑。汪信宽逃出以后，半路遇到特务队，气喘吁吁地说：“庆闹，你找死去，汪瑞池已被抓了，共产党有一百多号人抢，还说要抓你呢，别再斗了，你斗不过汪瑞烈的。”郑庆闹一下子被镇住了，原来共产党还有那么多人枪？不单单只是胡景瑊、徐寿考、关榕、汪瑞烈等几十个。他摄于人民的力量，回家以后深刻反省，想到上有老下有小，不能一头扎在粪坑里闷死。第二天，郑庆闹解散特务队，并带信给屿北汪瑞烈表示愿意悔改，重新做人，不与共产党为敌。国民党当局的清剿计划顿时迷失方向，再计划组建，却没有人响应参与。汪瑞烈和汪瑞池又一次粉碎敌人阴谋，出色完成了保卫瓯北党组织的任务。很快，中共瓯北县委机关搬回屿北村，继续以汪瑞烈的家作为革命指挥部。

第三节  屿北争锋  参与创建“永乐总队”

正当汪瑞烈为保卫中共瓯北县委而竭智殚思之际，浙南的抗战格局突然发生巨变，这使得汪瑞烈所担负的任务也随之转变。1944年9月9日，日军第三次占领温州，稍后占领乐清，并在乐清修筑飞机场，作久占之计；其目的是占领滩头阵地，防止盟军在温州沿海登陆，保障其在其太平洋和南洋各战场的供应线。这使得浙南的永（嘉）乐（清）地区成为日军直接占领的“沦陷区”。由于日军占领浙南的主要城市，国民党的力量退据乡镇：国民党温州专员张宝琛与永嘉县政府、国民党军暂编第33师司令部、第21师61团、省保安第3、4团等国民党党政机关、部队都逃亡到永嘉枫林镇；此外，国民党永嘉县自卫大队和由海匪收编的江小玉部成立的“护航队”也跟到枫林，驻扎湖西村；西楠溪当地恶霸潘善藏、金天锡也分头拉起了一、二百人的地主武装。这些队伍号称“抗日”，实际上专门运用武力蚕食中共瓯北县委领导的“基本地区”，这使得国共两党对浙南农村的争夺更加激列。面对这种形势，浙南的共产党组织如果还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则一来造成共产党畏日惧战的现象，大失浙南民众渴望中共直接对日作战的“民心”；二来无力抗拒退到浙南乡镇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争夺；这势必造成浙南党生存环境的极端恶化。据此，中共瓯北县委要在新形势下继续“抗日”，就必须“公开反顽”：因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前提是，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军事部队和根据地，而这是国民党顽固派绝对不允许的，据此，国共双方的公开冲突不可避免。此外，由于浙南永（嘉）乐（清）地区此时已成“沦陷区”而非“国民党统治区”，因此，中共从日军手中夺取土地而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本用不着受国民党的限制。

中共瓯北县委敢于这样做的底气在于：县委已成为当地群众实际拥护的领导力量，这决定了它必然有所作为。究其根底，因为人是在现实世界的经验过程中感受、认识、理解历史的价值和意义的，并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思获得价值意识；而人对历史经验的感受、认识、理解、反思本身，又是一种能动的、自主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主体的历史实践活动。瓯北民众作为本地历史实践的经验性主体，从自身与瓯北共产党人共同抗日的实践中就能感受、认识、理解到共产党是值得信赖的领导瓯北抗日战争的正能量，并据此得出与瓯北共产党人相同的历史结论：抗日必须反顽。中共瓯北县委立足于雄厚的社会基础，对瓯北出现的抗日新格局采取相应的对策：一面展开宣传活动，揭露日寇的侵略暴行，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宣传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另一面积极加强党组织和民兵组织建设，随时准备武装回击日、顽的武装进攻。汪瑞烈在这段时间进行了以下活动。

一、参与领导“屿北起义”

事实上，汪瑞烈早就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共瓯北县委的抗日武装起义做奠基工作。“小坑事件”后，中共瓯北县委与浙南特委失联，而在腥风血雨的境遇中，双方联系殊非易事。于是，在无可奈何之际，1944年4月间，县委派汪瑞烈去四明山向中共浙东区党委汇报情况，接受指令。他只身踏上风云征途，一路历经险恶终于到达浙东区。汪瑞烈接受指令的第一条就是武装保卫自己，同时还有打击汉奸等。中共瓯北县委在新的指令下，开始在各乡广泛建立、巩固民兵组织。汪瑞烈被分工配合宣传部长徐寿考进行这一工作。为了避开敌人追捕，他往往利用夜间到各村开会：号召各村宗祠武器让民兵组织统一使用，民兵采取集体吃饭、集体睡觉、集体训练的军事化管理方式。他还经常邀请中共瓯北县委书记胡景瑊给民兵们做形势报告，控诉国民党把枪口对准共产党人的愚蠢做法，树立中国人民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理念。在县委的领导下，各村青壮年踊跃参加民兵组织，使其规模与质量与日俱增。汪瑞烈领导下的屿北民兵组织有40多人，军事骨干都是当年红十三军战士，身经百战，战斗力极强。1945年2月25日（阴历正月十三）中共乐凊县委发动“虹桥起义”，解除国民党乐清县自卫大队的武装，建立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公开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旗帜。中共瓯北县委隨即发动“屿北起义”，予以积极呼应。

1945年3月2日（农历正月18日），驻在溪口的反共地头蛇潘善藏带了一个中队和溪口警察所的20多名警察，合计60多人，以抓壮丁为名，偷袭中共瓯北县委所在地屿北，企图破坏中共瓯北县委机关。他们深夜出发，悄悄将屿北村包围，除四个路口都派兵二人把守外，其余军警入村搜捕中共瓯北县委机关人员和抗日民兵。顽军瞎撞乱闯到20多名民兵们集中睡觉的汪高寿家，被站在楼上的哨兵汪进文、汪学池发现，汪学池即用火铳（土枪）向他们开火，打响了屿北起义的第一枪。紧接着，双方接火，顽军向楼上射击，民兵从窗口回击，只听得砰！砰！砰！的步枪声，轰！轰！轰！的火药枪声响成一片。

战斗打响时，汪瑞烈和县委领导都在闪坑，接到情报后，立即安排关榕和汪瑞池到屿北指挥战斗。他们在清早5点半赶到，指挥民兵们于6点打退敌人。战果为：打死1名伪警察，俘虏2人，缴获步枪3支。面对这突发其来的事件，“屿北不知底细的群众，以为闯了大祸，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汪瑞烈从闪坑县委机关带来县委书记胡景瑊的指示，他对乡亲父老说：‘请大家放心，共产党正要大家武装起来抗日。胡书记说就趁这个机会，把抗日的旗号打出去。我们是敌后地区，应该抗日。浙西天目山，浙东四明山，都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现在乐清也有了，瓯北也要有。徐寿考从乐清来信，要我们赶快拉起队伍，和乐清联合抗日。’汪瑞烈正说着，胡景瑊也从闪坑来到屿北，他对民兵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溪口‘善藏队’离我们很近，他们一定会来报复，我们赶快准备，他敢于来犯，我们就坚决自卫。”

果然，第二天即3月3日上午8时，驻溪口的“善藏队”100多人向屿北反扑过来。屿北民兵在汪瑞烈等人的指挥下早已严阵已待。双方交战猛烈。“青年汪寿杰在阵地上对汪瑞烈说：‘烈哥，我虽然不会打仗，但我会送信。’‘好吧！你就送信。’汪瑞烈写好了给张溪和黄山民兵的信，交汪寿杰送出去。当地人地熟路熟，尽管枪弹密射，他从村后翻山赶到张溪，陈瑞恩看了信，对汪寿杰说：‘我们马上动身，你来带路。’汪寿杰说：‘我还要送信到黄山！’‘黄山的信由我派人送去。’陈瑞恩回答。于是马上发通知，召集民兵，拿起武器，赶赴屿北。”就这样，一传二，二传三，屿北战斗的消息传遍各村，附近共产党支部领导的岩坦、闪坑、源头、张溪、黄山、深龙等地民兵200多人陆续赶来增援。中午前后，民兵们向“善藏队”阵地发起猛烈攻击，至下午4时，善藏队死伤7人，终于支持不住，夺路而逃。民兵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溪口抄了潘善藏的老巢，接着回师岩坦镇，收缴了岩坦区公所和警察所的20多条枪及一批军用物资。这次战斗后，中共瓯北县委在屿北村召开大会，高度评价屿北战斗的重大意义，并号召村民进一步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保卫村庄。县委以屿北民兵为核心，以参加这次反顽作战的民兵为主体，组织了第一支90多人的抗日游击中队，任命汪普生为中队长，关榕（后为李仁川）为政治指导员，汪瑞烈为副指导员，汪德威为事务长。同时，组织妇女会，主任李菊花；儿童团，团长汪祥华。这就是浙南抗战史上著名的“屿北起义”。屿北起义后，中共瓯北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隐蔽精干”的活动方式转变为公开的抗日武装斗争，借此创建永嘉抗日游击根据地。县委一方面写报告星夜派交通员送往中共浙南特委，向特委领导汇报请示；另一方面，派人到浙东四明山汇报瓯北抗日局面的新变化，要求将原派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胡国洲等百余名同志调回西楠溪参加武装斗争。三天后，胡景瑊妻子陈玉华也带领一支队伍从永、仙、黄边境赶到屿北参加战斗，这支队伍的队员大多数是郑九岸的武装力量，他们暂时住在屿北新邱祠堂内。

二、打退顽军第二次进攻，拒绝张宝琛的诱降

3月8日，国民党顽固派不甘心失败，又调集汪小玉的“护航队”、潘善藏部队共200多人，第二次进攻屿北。顽军计划兵分两路夹攻屿北村。第一路由永嘉县自卫大队的中队长陈香文率领偷袭闪坑迂回屿北。闪坑民兵奋勇拦击，张溪娒（亦民兵倪寿川）和戴家业在拦击中壮烈牺牲。汪普生率抗日游击中队支援闪坑，三面山、西塘的民兵也闻讯赶到，顽军腹背受敌而抵挡不住，向源头方向狼狈逃窜。第二路顽军从东岙乘虚进犯屿北，放火烧了新丘祠堂。屿北民兵在胡景瑊、汪瑞烈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村民们抬来土炮、扛起土枪前來助战。这时，支援闪坑的汪普生发现屿北起火，得知顽军偷袭屿北，立即率领抗日游击队从闪坑回师，绕道左山，占领屿北外围制高点，居高临下猛击侵入屿北的顽军。与此同时，李川仁率领深垅、潘塘等地100多民兵，潘如楷率领青田民兵30余人，仙居周老福和黄岩翁维石也带领民兵前来助战。经过一整天激战，顽军死伤数十人，首尾难顾，溃败逃窜。在战斗中，我方民兵戴寿川、戴家丰和汪宜理的妻子牺牲。抗日游击中队乘胜追击至溪口，在溪口收缴了顽军收藏的赋谷2万多斤，解决了当时部队的吃粮问题。

国民党顽军二次进攻屿北均遭失败。眼见用武力难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国民党温州地区专员张宝琛妄图通过谈判来“招抚”。张宝琛找来以李鸿初为首包括胡次骞、徐真庭等地方绅士，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让他们代表国民党当局与中共瓯北县委谈判。谈判地点定在岩头区鲤溪乡陈岙宗祠。谈判前，汪瑞烈为了保护我方谈判代表的安全，在陈岙四周布置周密，挑选精兵强将化妆成商人、农夫，围绕宗祠巡逻。谈判这一天，中共方代表胡景瑊、汪瑞烈、谢用佐坐在一边；国民党派的代表李鸿初、胡次骞、徐真庭等坐在另一边。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团成员中，既有胡景瑊亲戚，又有胡景瑊上辈的知友。熟人相见，无所顾忌，一番寒喧之后，国民党代表团就将张宝琛的“政治解决方案”全盘托出。李鸿初说：“武装抗日，值得赞许，屿北发生的事件，政府本着宽大为怀，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但抗日要由政府统一领导，你们的队伍要由政府收编，你们的干部要由政府安排工作。”他们滿以为这样的处理，已经够“皇恩浩荡”了。那晓得汪瑞烈在谈判桌上针锋相对地指出：国民党的“抗日”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面具，永嘉当局与国民党军，在日冦进攻温州时不战而逃，现在仍在各乡镇不事抗日、专门反共，他们最近两次对屿北的进攻便是直接的证据，这意味着“国民党自己不抗日，还不许我们抗日”，我方决不能接受。中共瓯北县委书记胡景瑊一语道破了“张宝琛谈判”的阴谋：“这是和平诱降的政治阴谋。请张宝琛不要妄想我们会上当。我们只有一个要求，武装抗日自由，不容许再来阻挠和破坏。”国民党方代表团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只得如实向张宝琛传话。张宝深又写了亲笔信，说自己有高尚的政治道德，一贯遵守信用，决不违背诺言，企图再一次下钩诱降。胡景瑊不予理会。至此，由于中共瓯北县委在谈判中坚持独立自主武裝抗日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并揭穿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使张宝琛的诱降阴谋彻底落空。

三、打退顽军第三、第四次进攻

1945年3月下旬，胡景瑊接到中共浙南特委的命令，令他立即率领屿北部队主力赴乐清泽基，与乐清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合兵，创建“永（嘉）乐（清）抗日游击根据地”。胡景瑊于27日率兵前往。3月30日，中共浙南特委设立统一领导瓯江北岸各县工作的中共瓯北中心县委，书记胡景瑊，委员余龙贵、邱清华；同时创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简称“永乐总队”），总队长余龙贵，付总队长周丕振，政治委员胡景瑊，政治部主任邱清华。

永嘉的国民党军探得胡景瑊率领主力部队离开屿北，于4月3日，调“护航队”200多人第3次进犯屿北，妄想乘虚而入，铲除这个共产党的抗日据点。于是，保卫屿北的任务就落到了留守屿北的汪瑞烈肩上。

汪瑞烈调动黄南、张溪、岩坦、潘坑、蓬溪的民兵和陈周凤的队伍均来参战，兵力达数百人。他在几天前就已通过地下情报网站获知，顽军兵分两路：一路翻苍山岭，过小舟垟，向屿北进发；另一路经杏岙，过张溪、翻越东溪岭，直指屿北。于是，他命令汪瑞池、陈玉华（胡景瑊的妻子）领一队人马，埋伏在东岙至东溪岭的途中。此处山势复杂，地形险要，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绕山半腰直伸东溪岭头，不少地段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万丈深渊，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护航队”一进入伏击圈，民兵们即以密集的枪弹向他们射击，使之死伤累累；他们赶忙组织抵抗，战了一阵，发现地形对自己极端不利，因此不敢恋战，一边还击，一边掉头逃跑。另一路经苍山岭的顽军也遭到民兵阻击，他们逼近屿北，但发现附近的制高点都被汪瑞烈、汪德威、戴洪法指挥的民兵所控制，越战对自己越不利，此时又传来另一路顽军遭伏的败讯，料难取胜，因此主动撤退。这样，汪瑞烈指挥瓯北民兵以一死一伤的代价打退了顽军对屿北的第三次进攻。胜利后的民兵唱起屿北战歌：“反动派到屿北敲竹杆，屿北人民齐起来反抗，背锄头，拿柴刀，喊缴枪，叫拔牢。反动派拼命逃。”孩子们学着唱，妇女们也学着唱。

1945年4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又纠集浙保四团的一个营和永嘉县的三个自卫中队，共计600多人，分三路向屿北发动第四次围攻。顽军一路从屿北前面的双尖，一路从屿北后面的青草尖、黄泥坑，还有一路从东面的雷公尖、降背梢上来。其时，我军永乐总队的第九、第十三中队外出活动，不在村内。因此，胡景瑊、汪瑞烈指挥驻在村内的中共瓯北县委机关和全村百姓一起转移到附近的乌岩山，使出“空城计”让敌人进入屿北村。当夜，永乐总队一部回师屿北，第九中队从村的东边，第十三中队从村的西边占领制高点──独山埄、乌岩山──反包围入侵屿北村的敌人，岩头全区民兵和枫林区的部分民兵闻讯都赶来助战，占领了各路顽军的外围制高点。这造成了顽军过于分散，处处挨打的困境；而我军则形成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包围中的反包围。经过第二天一天的激烈战斗，傍晚时分，顽军死伤数十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他们叫汪瑞烈的叔叔汪宝铭传话给我军，要求退兵让道，否则就烧毁“新屋里”。胡景瑊和汪瑞烈商量后，决定不后退半步。于是“新屋里”火光冲天，汪瑞烈祖父汪仲苕兄弟俩建造于晚清，占地面积一千平米的二层木楼房的汪氏居处化为灰烬。国民党兵借着浓烟和暮色掩护，狼狈逃出屿北。汪瑞烈摸着长子汪祥坡的头说：“儿子，没了家，你一心跟着队伍走吧，从此部队就是你的家。”汪瑞烈就这样送儿子汪祥坡参加了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

四、坚持屿北斗争到抗战胜利

中共浙南特委领导的“永乐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日益巩固与发展，使国民党顽固派日趋不安。于是，1945年4月，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调正规军暂编第33师第1团、第21师第66团、第28军学兵营、浙保第三、第四团以及永嘉、乐清、温岭、黄岩、仙居、临海、.盤安等7县自卫团，共6000多人，号称“万人大军”，设总指挥部于永嘉县枫林镇，由第33师师长周陶漉为总指挥，分别进驻乐清的大荆、虹桥、芙蓉和瓯北的岩头、枫林等地。李默庵限部下在两个月内肃清永乐抗日游击根据地。从4月14日起，东起乐清的大荆，西至瓯北的岩头、枫林一线，均有国民党军重兵把守。4月下旬始，在国民党温州专区专员张宝琛的亲自督战下，顽军兵分三路，围攻乐清的山面、四都、芙蓉和永嘉的屿北、罗家寮等永乐总队根据地。

5月8日，装备重型迫击炮的国民党正规军1000多人进犯屿北。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汪瑞烈经过深思熟虑，向胡景瑊提出：此次敌我兵力悬殊，我军不易留守村子与敌人硬拼，而应全体撤出屿北，百姓和家属迅速撤到附近山林岩洞躲避，部队安排在外围制高点袭击敌人。胡景瑊思考后同意这个方案。这时敌人发炮攻击，炮弹在屿北村落地开花，浓烟笼罩，有几位老人撤不出来，汪瑞烈得知后，立即带领一个小分队冲进村去，帮助老人撤离；同时命令警卫人员立即带领县委机关转移到吴山头蛙蟆垅村。胡景瑊指挥县委机关人员边打边退到了吴山头岗，占领制高点打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天黑，敌人才退去。

在屿北村邻近地区，汪瑞烈指挥汪瑞池、汪德威、汪宝龙各分队占领制高点和敌人对峙，拖延时间以确保县委机关和群众转移。入夜后，汪瑞烈指挥各路小分队袭击进村的敌人，他们凭借自己熟悉村内每一条小巷的优势，与国民党军周旋。半夜，天黑不见五指，小分队偷袭敌人安在屿北的司令部，打的敌人惊魂落魄。汪瑞烈们边打边退，目的是把敌人引出屿北村，但狡猾的敌人这次铁了心要驻扎屿北，只派出一个营尾追，司令部按兵不动。第二天，敌人还是一无所获，老羞成怒，又使出毁灭性手段，放火烧房子。这次顽军烧毁民房80多间，20多名不能走的老弱病残全被抓走；同时，屿北附近的陈岙、罗家寮、岙头、潘塘、深垅等村也有大批民房被顽军烧毁，总数达430多间。撤到山上的游击队员望着屿北方向，看到火光冲天，悲愤欲绝。“有的战士因家里房屋被烧而要求回家。汪瑞烈说：‘房子未烧来革命，烧了房子就不革命，是生房子的气吗？’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要求回家了。”

鉴于这次顽军进攻具有绝对优势兵力，中共瓯北中心县委和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根据浙南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式与浙南党的任务的决定》精神，决定以分散对集中，避免正面作战，保存抗日武装力量。永乐总队大部跳出包围圈，向外线转移作战，置顽军主力于无用武之地，伺机进行伏击或进攻，并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同时，留下部分兵力在游击区内继续与顽军周旋，坚持当地的斗争。

汪瑞烈隨部队突围不久，又受中共瓯北中心县委派遣，率领小部队返回原根据地坚持斗争。1945年5月底，国民党军主力离开屿北，却企图在屿北附近地区修筑碉堡，以长期驻守而威慑屿北地区，特别是与屿北近在咫尺的长坪碉堡，直接威胁屿北的安全。汪瑞烈和小部队负责人戴宝亮商量后，决定炸毁长坪碉堡，解除它对屿北的威胁。戴宝亮夜率小部队执行任务。殊不料，当部队逐渐接进碉堡时，一位战士一不小心踩翻了一块石头，响声惊动了调堡内的敌人，敌人倾巢出动追剿，我军好不容易才摆脱敌人的追击。汪瑞烈见武的办法不行，就改用文的办法。他亲自找到他的统战对象：负责修筑碉堡事宜的某国民党军官，让他利用国民党下层官兵普遍不愿意“打內战”的心态，买通驻守长坪碉堡的敌军官，让军官在晚上用黄酒灌醉堡内守军，半夜，我方武工队去拆碉堡，拆到快天亮时，我军撤退，国民党军开一阵枪应付上级：说共军昨晚进攻碉堡，我们抵抗打退了共军，但碉堡也在战斗中毁坏。如此反复几次，国民党当局见碉堡屡修屡坏，不仅劳兵伤财，而且发挥不了“震慑共军”的作用，就下令撤消了设在长坪的碉堡。此后，汪瑞烈用同样的办法拔除了国民党军设在岩坦村前、乌岩上背、太平坦、溪门山岗等地的碉堡。此外，汪瑞烈还根据中共瓯北县委的命令，负起秘密恢复原根据地党支部的重任，经过他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到6月底，被国民党顽军破坏的原各村党支部全部得到恢复。

1945年6月下旬，在永乐总队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有效的打击下，国民党的“清剿军”被拖得精疲力竭，损失惨重。它们对永乐总队的“清剿”被迫结束。顽军33师第一团、28军学兵营撤出永乐地区，仅留21师61团驻扎在永乐地区。于是，国民党当局对永乐抗日游击根据地所进行的“万人大军”的围剿，宣告失败。7月21日，汪瑞烈到仙居县双庙地区向中共瓯北中心县委书记胡景瑊汇报工作。正逢县委在里龙村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部队是留在外线开辟新根据地还是返回老根据地的问题。汪瑞烈参加了会议。“他说：‘这里是新区，话语不通，消息不灵，又是贫困的山区，我们那么多队伍难以生存，而且我们离开屿北后，基本地区受到国民党的破坏，也很需要我们回去。’其他与会领导都有同感。最后，会议决定离开此地，到各自地区活动。永嘉的回转屿北等地。” 1945年9月2日，中共浙南特委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调整领导班子。特委书记龙跃派“特派员曾绍文到永乐传达永乐部队就地坚持斗争的指示，同时，调胡景瑊回特委工作。瓯北中心县委书记与总队政委由邱清华同志继任，瓯北工作由徐寿考负责。”  曾绍文还特地传达了龙跃同志关于汪瑞烈问题的指示：“汪瑞烈同志是西楠溪坚持革命的老红军，抗日老革命，在群众中威望极高，群众基础扎实，应予其公开职务。”

对于这种境遇，汪瑞烈喜愁参半。喜的是：自己经过数年“抗日反顽”的考验，已完全受到党组织的信赖，并将马上被委以重任。愁的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胡景瑊将离开屿北，从此天各一方。胡景瑊自1942年初任中共瓯北县委书记至今已有三年半时间，与汪瑞烈、汪瑞池兄弟结下了深情厚谊。于是，胡景瑊向同志们交接完工作后，临别的前夜，与汪氏兄弟彻夜长谈。他们谈到自1944年8月以来，因瓯北斗争形势险恶，胡国洲等100多位已暴露身份的重要干部不得不转移至浙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只有汪氏兄弟留下来担负保卫中共瓯北县委机关的安全；其间，胡景瑊几次面临九死一生的险境：叛徒的出卖，顽军的突袭，特务的投毒，疆场的激战，幸亏有了汪氏兄弟的鼎力相助，才做到了起死回生，逢凶化吉。他们谈到彼此间结下的无法言表的生死之交：胡景瑊肯定汪瑞烈与党失联的12年是坚持革命的12年，为恢复汪的党籍而不遗余力；胡景瑊的爱人陈玉华为瑞烈嫂子改名“月夜”，而汪瑞烈的爱将郑九岸为掩护陈玉华而壮烈牺牲；汪瑞池为了保证胡景瑊的安全，不避生死打入特务组织，在险象环生中完成任务；三人眼中都瞝滿了热泪。他们谈到今后将在不同的地方为同一个革命目标而继续奋斗，都互道保重，并相约今后再次相见，必共同举杯庆祝胜利，不醉不归。……漫漫长夜终有尽头，分手的时候到了，“时至将离倍有情”，汪瑞烈与胡景瑊恋恋不舍，洒泪而别。汪瑞池奉命武装护送胡景瑊夫妇，他在回忆录中留下了这么一段佳话：“胡景瑊和我们相处三年多，大家都叫他‘佬佬’，他的妻子也习惯地被叫做‘佬娘’，到底他的真名叫什么？到此，我还不清楚。在护送的路上我便问他：‘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佬佬答：‘我叫胡景瑊，她叫陈玉华！’我接着说：‘你们去了，几时回来？’他答：‘不知道，可能不回来，我离开你们，心里也觉得很不平静，你和你哥对我都很好，感谢你们了。你对工作各方面都很好，我很滿意，就是性子急了点，我的心里感觉到你是个直性子的急人。’我听他说我‘急人’，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听的。护送回来以后，我对同志们讲：‘胡佬佬替我取了个名字，叫汪急人。’大家也感到名字很好听，很相像。为了图吉利：‘急’改为‘吉’字，‘人’改为仁字。从此，‘汪吉仁’作为我的名字沿用至今，我今年九十二岁了，回忆我的一生，汪吉仁三字很符合我的经历，碰到危难都能逢凶化吉，吉人自有天助。”

我们通过对本章的阅读可知，汪瑞烈在回党之后的实践经历，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演员”的历史观。马克思指出：一方面，每一具体社会历史时代的人都是“历史的演员”，因为社会历史规律和特定的历史画面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的实践发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相对于具体时代的人来说，社会历史规律和社会历史画面不仅是他们的活动赖以进行的可能性空间，更是他们的意志、意识和意图赖以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汪瑞烈也不例外，他在这段时间的实践活动都是由浙南抗战史的规律──“抗日必须反顽”──决定的，他扮演着浙南抗战剧的“演员”角色。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还是历史的剧作者。因为人作为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其实践是一种有目的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因此，社会历史规律的形成和实现乃至历史画面的构成，都是人创作的剧本。汪瑞烈的实践活动同时也证明了这一点。试看他的所作所为，解决“小坑事件”、智斗特务而成功保卫中共瓯北县委、参与领导“屿北起义”等等；都不是在历史制定的程序中做“规定动作”，而是根据自己的目的与能力进行自主的“抗日反顽”实践，正是这一能动的实践行为，使其结果融入了党所开创的永乐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新局面，引发了瓯北抗战的历史新规律。

由此可见，现实的人不仅依赖环境，也创造环境。从人对环境的依赖来看，环境决定了社会性质及该社会人们的发展水平和程度，从而制约着现实人们自主选择的性质和范围。但就人对环境的改造而言：环境作为“人的”，无例外地都是“人化”了的。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得到的现存的和由他们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放眼历史发展速度更可以看到，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只在于界定了现实人们选择的“可能性空间”，从而规定出历史发展的绝对上限与下限；但在这界定的范围内，历史进步的幅度取决于人们历史活动的自主性。可以设想，如果人们选择了可能性的上限，那么推动历史发展的速度就快；反之，则慢。汪瑞烈在浙南抗战形势所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了其上限──跟着中共永嘉县委公开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与公开组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因此，有力地推动了浙南抗战历史的发展速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依据这种视角，汪瑞烈在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正好证明了马克思这一颠扑不灭的普遍真理。

作者：汪丽萍，女，汪瑞烈的孙女，此文是她根据汪瑞烈的回忆录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