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医生的独白：我选择有尊严的死去
有些事也许冥冥中就注定了：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号“安乐先生”，其最终死于安乐死。在中国，据说被动安乐死道德上可以接受，主动安乐死则大有争议。传统观念认为医生是治病救人，事实上，现代医学理念中，医者使命更重要是在于减轻病人的痛苦。您对此怎么看？今天推荐一篇文章供您参考（2372字，阅读约需5分钟）。想探讨更多真问题，酷哥欢迎您在淘宝选择店铺搜索“先知书店”。想每天读到同类好文，请关注思想酷。
我选择有尊严的死去
面对癌症，大多数患者走的是这样一条路：先手术花掉数万元，然后化疗花掉数十万元，不行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花掉数万元。最终人财两空。
很多经此遭遇的人都知道，曾经我们对治疗投入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我多次和同事谈论这个话题。很多医生和我一样想法：如果有一天要走了，我希望平静地逝去。PLOSOne杂志一篇最新研究称88%的医生都是这么想的。这个结果一点也不让我吃惊。
医生也是人，也会面临绝症、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在工作中抢救过无数病人。所谓抢救，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气管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不停地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很贵很贵。
“不要抢救”，是因为我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选，虽然我们比一般人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和熟人，但我们仍然选择“不”。“不”的意思，并不是说放弃生命，而是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我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知道临终前的“抢救”基本没有意义。我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增加自己的痛苦，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正确的心肺复苏术也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个同事之间曾经开玩笑地互相交代：“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为什么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倾注了如此多的心血和治疗，却不愿意将其施予自身？答案很复杂，或者也可以说很简单，用三个词足以概括，那就是：病人、医生、体制。
先来看看病人所扮演的角色。假设甲失去意识后被送进急诊室，通常情况下，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
有时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他们可能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因为医生在抢救时，他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很多医生因为有制度和法律约束而不得不进行抢救。比如抢救时间必须达30分钟以上，必须有高年资医生在场，否则一句“为什么你不抢救”将会把已送上法庭。除非病人家属在拒绝抢救证明上签字。
很多医生在自己或家人临终时不会选择抢救。因为这种结局他们见得太多，这种抢救几乎没有意义。
很多年前，表哥生了一场病，肺癌，并已扩散至脑部。我带他去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
最终，表哥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我们在之后8个月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最后他昏睡三天，安静地走了。
表哥不是医生，但他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
至于我，已经清楚地向同事和家人说明了意愿。如果有一天我那样子了，我放弃抢救——当死亡最终来临时，我可以不被奋力抢救，而是安详地、有尊严地睡去，就像我的表哥一样。
※相关阅读：当父亲诊断为癌症晚期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陈作兵
父亲退休后就回农村老家定居了，半年前腹胀明显、少尿、消瘦，诊断为恶性肿瘤晚期，已转移，无法手术。同事、亲友纷纷给出了一系列治疗方案，包括化疗、放疗、热疗等。
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现在轮到为父亲决定，我却束手无策。
和家人商量后，决定由父亲自己决定。父亲喜欢国学，对生命哲学有自己的见解。我将诊断和治疗预期告诉父亲后，父亲最终决定第二天出院。
出院当天上午，父亲去了曾经上班的办公室，下午到西湖边走了一圈。然后去我们家看了看。之后回到了诸暨农村老家。
其后每周末，我带上妻女，必回诸暨。女儿和她的堂兄弟妹们围在爷爷旁边，和爷爷说话。
母亲每天会来电话告知我父亲的情况，刚开始几天，说父亲看了几个退休的老同事、老同学。后来父亲躺在床上，母亲就每天来电告诉父亲每天说了哪些话，吃什么东西；再后来父亲住院了，母亲就汇报父亲一天过的是否开心……
父亲弥留之际，母亲给我来电话，问要不要抢救。我这么回复母亲：父亲万一昏迷或停止心跳，不要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我会和医生沟通，如果允许，可以适当的镇静催眠，让他安详地离开这个精彩的世界。
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我的理解是，癌症病人如果没有确切的治疗预期，我们应该让他们轻松、快乐的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