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有一种“神经质”的警觉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要垮了”的传言甚嚣尘上，这种猜测看似有理：有钱又任性，特朗普看起来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势甚至很霸道的一个人，万一发起疯来，谁能管得住呢？但是事实上，这种考虑或担心大可不必，美国历史上不乏更强势甚至“蛮不讲理”的人，但是美国垮了吗？今天推荐著名政治学者刘瑜的一篇旧文供您参考，虽是旧文，但精辟入里的观察和分析，使其每一个字依然可以直视当下。
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
有一种“神经质”的警觉
这段时间，一打开美国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或者翻开美国报刊的新闻栏目，就总会碰到一个词：窃听。
围绕着这个词，还有以下词汇在上下翩飞：总统，国家安全处，反恐，国会，听证。
把这些关键词连起来，就是当前美国政治的焦点新闻：美国国家安全处的窃听案。
这个案件，简言之，就是美国总统布什曾在 911之后，秘密下令国家安全处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出美国的电话电邮进行窃听窃取。这件事情在近 4年后，也就是 2005年 12月被《纽约时报》给抖了出来，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国会开始对此事召开听证会，进行调查。
按一般人的直觉来说，总统下令国家安全处对恐怖嫌疑人进行秘密监控，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盯梢“嫌疑人”，这也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吧，更何况这个行动发生在举世震惊的 911事件之后。在当时的恐慌气氛中，政府对神出鬼没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神出鬼没的调查，似乎也属于情有可原之事。相比某些国家对公民言论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监控，似乎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是，不，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领袖没有这么“宽容”。在这个以自由和法治立国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隐私权利、言论自由以及法律程序，有一种“神经质”的警觉。在他们的眼里，自由、权利、法律，“娇嫩”如婴儿的肌肤，需要一丝不苟的呵护。
应该说，民众对“窃听案”的不满，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对窃听本身的不满――在许多人看来，对民众言论广泛的监控，是极权统治的起点，是对自由原则的背叛。虽然政府号称其监控对象是“恐怖分子嫌疑人”，但是谁又能保证它监控的仅仅是“恐怖分子嫌疑人”，而没有越位到政治异见者、新闻记者乃至普普通通的公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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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不满，集中在窃听的法律程序上：按照美国1978年制定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信息监控，必须首先申请一个特别法庭的批准，而布什在批准 911之后的监控行动时，并没有依法申请特殊法庭的批准。这在法理上，严重违背了既定的法律程序。正是在这一点上，布什被社会各界揪住了一条大辫子。
而这个辫子，实际上是布什在侵犯法律方面的第二条“大辫子”了。第一条，就是古巴关塔那摩海湾著名的拘留营。这个拘留营同样是布什当政期间的“创举”。它以“反恐”之名，越过法庭审判，任意地、无限期地扣留政府眼中的“恐怖分子嫌疑人”。911以来，这个集中营已经关押了 500多个这样“不明不白”蹲监狱的人。某种意义上，类似中国已经被废除的“收容遣送所”。关塔那摩，成了布什滥用权力的代名词。
当然，布什也宣称他的行动有法理基础。他的法理论据有两条。一个是 911之后国会给他的授权。根据这个授权，他有权采取“一切必要和合适的手段”来预防、反击恐怖分子的袭击。在布什政府看来，窃听、关押嫌疑人属于这个“必要的、合适的手段”范围。第二个法理依据，据说是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在战争期间，美国军队的最高司令也就是总统，有权越过国会和法庭的批准，下令采取紧急军事行动，而反恐，布什政府论证，就是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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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的这两个说法很快引来嘘声一片。首先，“一切必要和合适的手段”，不能被无限地、任意地解释。而且，根据美国法律的惯例，当一个新法的含义（911之后的国会授权）可能抵消一个旧法（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的内容时，新法必须明确、具体地指出这个抵消的内容。其次，说反恐是一场战争，所以总统可以为所欲为，显然也是混淆了反恐战争和一般常规战争的区别。反恐战争中的决策，并没有一般战争中的紧急性，而且，它是无限期延伸的。如果用它来为布什政府的独断辩护，那么美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得无限期搁置了。
然而，对于真正关心这个国家走向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那被监控的几千个人，或者被拘留的那几百个人的权利，甚至不仅仅是这其中涉及到的被践踏的法律程序，而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三权分立――的失衡。在这个失衡的过程中，总统权力越来越大，国会和法院的权力越来越萎缩，从而使支撑政府制度的“三角架”越来越向一边倾斜，出现摇摇晃晃的迹象。如果说一个具体的法律程序被践踏可以及时修补，宪政框架的倾斜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1月16号，前副总统戈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声疾呼美国不能丢弃它三权分立的优良革命传统。他从当前国家安全处的窃听案件谈起，得出结论说：“美国的民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固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由于党派之见而夸大其辞，但是，观众也不得不承认他敏锐的问题意识。美国宪法的精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法律条文，而是它所构架的权力制衡。这种权力的平衡，可能被一个独裁者大刀阔斧地公然推倒，也可能被一个扩张权力的总统一点一点蚕食。正是因为这种蚕食的危险，对任何一点政治病毒建立一个强大的预警机制，可以说是政治健康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