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故事：邓小平、查全性及恢复高考记
1977年冬，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打开。570万名学生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赶到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高考的恢复，成了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是1977年7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
回忆40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查全性（刘念涛摄）
查全性的独特贡献： 邓小平原打算从1978年恢复高考，查全性一番慷慨陈词，邓小平改变主意提前一年从1977年恢复高考，几十万青年从此改变命运。这一年招生27.3万人，其中很多人成长为社会栋梁，他们之中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外交部部长王毅。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古语说“四十不惑”，于不惑之年回望当年的恢复高考，更有沉郁厚重之感。高考的恢复，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虽然那一年录取的人数与整个中国人口基数相比微不足道，但其所带来的深远意义一直影响至今。
四十年后，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就，毫无疑问，最初几年参加高考，走进大学的人已成为主要的推动力量，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创造了中国辉煌的时代。他们是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一个制度走过了四十年，当它形成一种既定模式之后，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几乎没有人会否定恢复高考政策本身的重要性，高考本身，带给人们的是希望，潜移默化地在心里种下了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信念，成就了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光荣与梦想。
每个参加过高考的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高考往事，有着截然不同的高考感受，大学所接受的新思想构成了他们未来努力的方向，造就了他们对之后人生的态度。
但是，人们知道恢复高考的往事吗？
恢复高考的历史背景
从1966年至1969年4年，大学停止招生。大学老师到“五七干校”，在校学生搞“文化大革命”，然后上山下乡。这4年是新中国大学教育的空白。
1970年，毛主席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高校恢复招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也就是到查全性参加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之前，这7年按照教育部规定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十六字方针招生。工农兵学员基本上是好的，他们填补了7年的空白，成为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他们之中也出了很多人才。全面客观地看，十六字方针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没有刚性的公平的操作方案，“群众推荐”往往走了过场，“领导批准”为领导走后门提供了方便。当时还流行“血统论”，出身不是工农兵家庭的子女，基本上推荐无望。另一个问题是取消了文化考试，学员文化程度差异很大。1972年5月，北京市对11所高校搞了一个调查，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相当小学文化程度的占20%，初中文化程度占60%，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20%。大学上课，学生80%是初中和初中以下的文化，必须补初中、高中课程。一个班里，有高中文化的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只能就低不就高。大学教育质量可想而知。
1975年， 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就想到了恢复高考。他开展全面整顿，其中就想整顿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他准备在中国科技大学搞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谁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来，邓小平再次打倒。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结束，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
邓小平7月21日才正式恢复职务，查全性他们7月底就接到参加科教座谈会的通知，可见邓小平对科学和教育的拨乱反正多么着急。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可见他当时就有明确的恢复高考的决心。
恢复高考
关于恢复高考的详细过程，下面是摘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的一篇文章，作者：水水，标题：夏天的故事：邓小平、查全性及恢复高考记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出，邓小平就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7月2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而且这些人与“四人帮”没有牵连。
查全性，著名电化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导，中科院院士。在其积极建言下，停止了11年之久的高考于1977年冬季恢复。
在武汉大学，被选中的人是查全性，他当时52岁，是化学系一个普通的副教授。查全性曾回忆：“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我一直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因此，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任何准备。”
刘西尧，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1934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他20岁的时候（大二）曾领导武汉大学响应当时北平的“一二•九”游行活动，大三后从戎，武汉大学肄业。
刘道玉，原武汉大学化学系教师，后被借调到教育部工作，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这次会议的筹备者之一。
是查全性的这两位校友，刘西尧和刘道玉，知道他的才华、能力和率真，邀请他参加了这次会议。查全性是认识刘道玉的，而并不知道刘西尧跟他也是校友。
查全性从武汉坐飞机到了北京之后，是刘道玉亲自去接的。唐敖庆，与查全性同住一室，当时参会的时候，他是吉林大学（原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创始人之一。他后来是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并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194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吉林大学校长、国际量子分子科学研究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任主任等。
查全性，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副教授，周围都是顶尖高手。
这次会议的名称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持人，叫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早年在上海参加地下工作时曾被捕打入死牢，三年后被营救出狱，继续在湖北革命，当过鄂东特委书记，后在安徽等地继续革命。方毅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等，中国对外经济、科技领域的杰出领导人。
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数学家）、邹承鲁（生物化学家）、王大珩（应用光学家，中国“光学之父”）、周培源（理论物理学家）、苏步青（数学家）、童第周（生物科学家，“中国克隆之父”）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堪称豪华知识精英天团。会议从8月4日开到8月8日，连开5天。前两天，大家都很拘谨， “文革”的阴影尚在心头，只谈些专业话题。查全性两天都没发言。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代表发言了，称清华现在招进来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评道：那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查全性听到，震动了，他原来列了一个发言大纲，这时候顾不上了，他激动地站了起来，说道：“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找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农民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邓小平坐在沙发上，此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身体前倾，说道：“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与会者其实都很激动，其实每个人都想这么说。第一个开口的人充满了勇气，第一个开口的人是个坦荡荡的没有负担的普通人。
查全性继续情绪激动地说道：“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他建议道：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他发言的时候，邓小平在笔记本上记笔记。吴文俊、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均点头赞同。
开会前，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是当时的十六字方针。1977年高考招生本已成定局。
但査全性破了局。邓小平问刘西尧：“今年的高考招生改革恐怕来不及了吧？”査全性当下立即插话，“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要不然又会误招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于是邓小平又问刘西尧，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沉吟一会儿，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查全性第二天被新华社驻会记者戏称“扔了个重磅炸弹”。8月8日会议结束；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召开第二次招生会议，历时44天，研究细节方案；10月1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标志着高考制度正式恢复；12月23日、24日，举行了绝无仅有的一场全国冬季高考，11年间积压的570万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学校奔赴而来。
邓小平最初的想法是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1977年做一年的准备工作。所以1977年参加高考并且获得成就的人都应该感谢査全性。他在会议中“隐隐约约觉得有一线希望”，仗义执言，让570万人得到机会（算上1978年夏季高考人数590万人，共1160万人次）。当时物质紧张，印这么多考卷没有纸，临时借调的是准备印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
清华大学1977级的学生在课堂上。
恢复高考，其实在邓小平心中早有计划。破局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计划。社会精英观局、入局者众多，解局、破局者少。
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他对大学招生方法提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进入大学深造。但当时还有“四人帮”，他本人也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受苦，这些主张是不可能被采纳的。
所以当他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就任的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的时候，他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且带着明确的目标。在会议召开前的三四个月间，他已经多次与不同人讨论相关问题。
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同方毅、李昌的谈话中说道：普及高中没有解决水平问题，不考试怎么行？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提到：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为了应急，应付现在青黄不接的状况，在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吸收进大学的办法，培养一批人才，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在人才匮乏和体制失序的年代，“重点学校”策略极被看重，此外，考试问题，在邓小平心中口中萦绕已久。重点学校战略，四十年过去了，如今依然沿用这个办学思想，可能需要新的破局者。）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同张文峰、高勇的谈话中，提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
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他指出：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继续和方毅、刘西尧谈：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今年先过渡一下。
改变世界的，一定是一群人的组合。千千万万的变量和因子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极好的历史因缘。査全性的思路很全面，看到多重问题又想到一整套对策，并且还能有应对突发问题，灵活及时地勇于应答，抢时间的技巧和能力极高，也是天性和正义使然。后来，查全性一直在化学领域深耕，成了著名电化学家，中科院院士。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这个教育部级别的会议，本来像邓小平这样身份的领导人是不会全程出席的，但在那次会议五天安排中，除了半天有外事活动之外，邓小平都在女儿邓楠的陪同下参加（注：当时邓小平耳朵不是太好，需要邓楠在耳边复述一遍听得更清楚些），而且基本上是在听，偶尔插几句话，问一两句具体细节或一些听不清楚的问题，不做指导性发言、也不引导问题。此次会议的氛围，让所有学者感受到了邓小平解决教育实际问题的诚意。
此次会议后，还有一系列问题都要考虑细致、全面。1977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
刘西尧向邓小平汇报教育部工作的报告中，讲到正在召开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时说，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中招生，又从应届高中生中招生是正确的。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写道：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如何才能避免大的波动，办法正在研究，方案拟定后，拟先送请批准。
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查全性只是破了局，具体的执行者和操盘人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在那个年代，并不是靠机制能够自动推进的，定局者，不仅需要有高度的思想认识，也要有解决具体问题的极大的耐心。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方毅、刘西尧等谈话，他指出：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真的打掉了“个人”身上的沉重枷锁，推动思想解放，很多人的命运才真的被改变。）
1977年10月20日，邓小平约见刘西尧、周林等，强调文科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是综合大学，理科要抓，文科也不要丢掉。自然科学固然重要，要搞好，社会科学也很重要。文科，光有人民大学还不够，北大文科是有几处的，搞好文科是很必要的。”（邓小平的细节之处的规划，将影响好几代人。）
1977年高考录取通知书
1977年高考准考证
恢复高考四十周年来，让1亿多人上了大学，前三十年3600万人左右，后十年6700万左右。四十年来，高考经历了多次变革。而1977年这个夏天的故事，一直在告诉我们，改变历史不仅只有大人物，有时候也可能只是顺应时代变迁的有勇气有正义感的普通人，更重要的是，参与者们要非常清楚自己该做出些什么，等待历史抉择，不必苛求完善，先弄出一个局面来，以便后来者完善它。
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高考制度？笔者认为，尽管高考有其局限，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当初从学校走出后，走进工厂，下到乡间的年轻人们，不会想到还有机会重回校园，成为作家、科学家、领导干部，他们的命运确实是因这次高考而改变。但是，当我们注意到5%左右的录取率，也会知道，真正因为这次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高考的意义，更多地还是改变了中国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国逐步走向正轨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