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出逃者：色诱能轻松拉人 BOSS直聘骗人最容易

来源：北京时间

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的尸体日前在天津市静海区的一处水坑中被发现。据媒体报道，李文星生前疑似落入了一个名为“蝶蓓蕾”的传销组织。

8月5日，北京时间采访了几位从“蝶贝蕾”被解救出来的人士，据他们介绍，传销组织通过网络拉人占到9成以上，其中BOSS直聘效果最好，早期基本靠女的拉人，色诱就能轻松骗过来。传销组织甄选新人有一套标准：“太穷的不要，太富的不要，结婚的不要，有外债的不要，在逃犯不要。”

他们介绍，虽然“蝶贝蕾”在2006年被打击后受到重创，但是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建立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在监管打击松懈的情况下，传销又抬头“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以下为全文：

24岁的钱江，2017年4月被亲友从天津静海的传销窝点解救出来。

此前，从事IT行业的他在北京找工作不顺。3月，他在中华英才网看到一则招聘信息，职位是“iOS工程师”，月薪是8000-13000元，发布者显示为“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部韩萌萌”。

对方称可学习先进技术，令钱江格外心动。殊不知，他将陷入一家名为“蝶贝蕾”的传销组织。这个组织自称为“家”，一个“家”约有12名普通成员和新人，两名被称为“扛家”的小头目，一名领导。一个网络大约包含10个“家”。

历经十余年发展的传销组织“蝶贝蕾”，分支流窜各省，其模式不断更新，该组织成员9成以上来自网络招聘，在警方的不断打击中，削弱又壮大，直到近期再次受到公众高强度关注。

早在2006年，公安部督办的“蝶贝蕾”传销大案，涉案者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

资深反传销人士李旭已经与“蝶贝蕾”打了13年交道。他告诉记者，“蝶贝蕾”是一个初级版的北派传销组织。由于该传销组织从北方传向南方，称之为北派传销，因为其采取“软暴力”而区别于其他赤裸裸殴打、控制的暴力传销，被视为“初级版”。

Boss直聘拉人效果最好

投递简历次日，钱江收到了面试通知，两天后，自称是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经理给钱江来了电话。

对方称，看到他的简历比较合适，并且这边有先进的技术可供学习实践。这让钱江一下心动了。钱江说，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学生，他迫切希望习得IT行业的先进技术。对方问，是否接受工作外派3-5个月。钱江欣然应允。

“他问的问题很专业，没有生疑。”钱江说。然而，钱江抵达“外派项目”地址时，一切已由不得自己掌控。

他发现，自己此前网上看到的所谓招聘，全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所谓“技术经理”不过是传销小头目。

“他们普遍用的招聘平台就是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网，除了‘扛家’和新人，里面的每个人都这么做，每天从早上6点起床到晚上10点睡觉。”钱江提到，用自己的电话邀约就不必这么干，但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因为都不愿拉自己的朋友，所以都在网上拉陌生人。”

2017年4月，一个“扛家”拿着他的手机注册了BOSS直聘和中华英才账号。随后，在网上随意搜了一家公司，告诉钱江公司名，怎么发布招聘信息，如何与‘应聘者’聊天，需要获取哪些信息等。

“这是个昧良心的事儿，当时觉得自己跟别人无冤无仇的，要把别人拉进这里受苦，心里很不舒服，但不这么做，自己会受到伤害，也出不去。”聊及网络“拉人”的感受，钱江说。

网上骗人来传销，岗位设置、工资水平等都是有讲究的。钱江介绍，设置怎样的岗位，是根据这个“家”成员的专业技能来的，学IT的，可以冒充项目经理发布招聘信息，自己做面试官；不会IT，我就说HR，然后请IT专业的老板去冒充项目经理去面试。

“我在的传销网络主打的是建筑、烘焙、厨师、IT、化妆美容等行业招聘。”钱江说，工资水平设置为行业中上，不算高也不算低。外界单看招聘信息，很难看出是否属于传销。

钱江介绍，几分钟就能收到几十份简历，有的甚至能到几百份，“一天就发一条招聘，有时候一条招聘可以用好几天”。

面试时，所谓“HR”要问清楚对方家庭信息和个人情况，并记录下来，以免他在进“家”后撒谎。一直到受骗者到了天津，才向领导报告，把掌握的信息上报，派人去接。钱江说，有的时候新人几天不来一个，有时候一天来三四个。

他表示，通过网络拉来的人，占到网络成员的9成以上，“我没有听说谁是打电话拉过来的”。

从网络招聘渠道来看，以BOSS直聘的效果最好。他解释说，BOSS里面可以和应聘者直接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容易审核通过。相比之下，当时在中华英才网发布招聘岗位就难一些。

8月3日凌晨，“BOSS直聘”已对所有招聘者执行“事先审核认证”的流程。

接站经过精心设计

3年前，康国强在天津静海的“蝶贝蕾”时，传销组织还只是通过电话、QQ、微信拉人，“男的基本拉不过来人，基本靠女的拉人，靠色诱轻松就能骗过来，一个女的3天骗一个，骗过来最小的16岁”。

康国强受女友之骗进入传销，在“蝶蓓蕾”的半年里，他从“帅哥”到“老板”跃升为“领导”，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赔了3万多元。

回想起来，康国强发现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被精心设计。

2014年元旦前后，再过20天就是春节。康国强在北京通州随父亲在工地干活。多日不见的女友时不时来电，“她说自己到了天津，在做主管，想我了。打来5分钟就匆匆挂了”。

几天后，康国强坐火车到了天津站。女友来电，叫他去静海。到了静海站，女友要求在火车站对面的商场见面，一起的还有跟随而来的穿着邋遢的一男一女。”

康国强说，女友指着尾随而来的女子说，这是她朋友刘丽，而男的是她朋友的男朋友黎强。见面后，对方不停打听自己的身份信息。在进入传销窝点后，黎强寸步不离跟随自己，最后成了康国强“入行”的“师傅”。

“谁来接，怎么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康国强说，女友前期的电话是试探基本情况。传销组织派出黎强，源于他和康国强经历相似，都在工地上待过。

前呼后拥，到“家”后，身后的门被锁上，手机由女友顺走。

康国强提到的“家”，是一所普通的农家院。一个厨房，2个卧室。男的女的挤一屋，打“升级”。这里看起来很活泼。室友们热情招呼他一起玩，还有人给他用铁碗倒水，晚上睡觉前，还有人给他倒洗脚水。

“在里面你要装的很开心。你只要露出一点不开心，就会有人找你谈心。”康国强说。

“‘蝶蓓蕾’里面直接殴打控制的现象相对较少，这也是他们做得久、做得大的原因之一。”李旭表示。

窝点内等级森严

多名有蝶贝蕾传销经历人士向记者介绍，“蝶贝蕾”为了便于管理，有相当严格的“规矩”。

“不准谈恋爱、不能说脏话、吃饭领导先吃。”离开“家”3个月后，李楠仍然可以一口气数出多条“家”中的规矩。

在钱江和康国强印象里，讲规矩最多的是吃饭。

每天只有午饭和晚饭两餐。主食是馒头加咸菜。有时会有稀饭，“基本上看不到米粒”。

即便如此，这顿饭在“家”中依旧规矩多多。摆放在院子里的长方形桌子当做餐桌。领导的位置在中央，“扛家”在领导对面，新人坐在领导的左边，其他人分列两侧。通常情况下，小头目负责把伙食做好，通知开饭，最后等待领导上桌。

康国强说，开饭前，大家2人站成纵排，面对领导。领导说：“坐吧”。众人说：“领导先坐。”一众人等坐下。

接着，有成员掰馒头，分稀饭，第一份盛送到领导面前，按照级别顺序，接着是盛给两位“扛家”，然后是其他人。这时候领导会说：大家吃吧。众人答：领导先吃。“领导吃下第一口馒头，才能开始吃饭。饭后，大家会争着洗碗。

也有不适应的。2014年3月的一天上午，康国强所在的“家”来了一个20出头的小伙。“头压得低低的，没精神。”趁着康国强出厨房间隙，他拿厨房菜刀割脉，被跟随者拉住。

“厨房的刀都缺口子了，切土豆都很费力。”当时负责“家”中伙食的康国强说。

“你看着我干嘛？”当日午饭，领导问小伙，“我害怕。”小伙答。随后，领导问众人：“你们害怕吗？”众人放下碗筷，大声答：“不怕！”小伙随即转身撞墙。

康国强说，当天下午，小伙就被送走了，具体送到了哪里，不清楚。

传销组织甄选新人有一套标准：“太穷的不要，太富的不要，结婚的不要，有外债的不要，在逃犯不要。”钱江说，还有出生在90年之前的不要。

猫鼠游戏时刻上演

躲避警方打击，频繁转移阵地，是蝶贝蕾传销网络最常见的手法。

“组织会把警察描述得特别坏，前来检查的协警被称为‘二狗子’。”康国强说。

康国强进入蝶贝蕾，赶上了一次大转移。大年初二，他们约200人聚集在天津泰亨大酒店吃年饭。当晚，他们收到转移通知，来了好几辆大巴，整体转移到河北廊坊一个农村。康国强所在的蝶贝蕾传销一支整体转移至廊坊。

在从“蝶贝蕾”逃出的李楠看来，传销组织一般会选择交通相对便利，且物价低廉的地方，运行成本低，新成员进入也会便利，但也利于逃跑。钱江当时所在的“家”就在静海区气象局对面。

在这里，猫鼠游戏，时刻都在上演。

钱江透露，领导们和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馒头店主、邻居都比较熟络，是否有过通风报信，不得而知。

“没有什么规律，是否躲避这些都由领导决定，躲避的频繁程度是根据这个‘家’的安全度有关。一般是带上全‘家’人的手机、充电宝、被褥出发。”钱江说。

在蝶贝蕾传销中待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钱江先后躲了四五次，基本是一周一次。时间长短不一，最短半天，最长七八天。

钱江介绍，如果走得急就打车，不着急就自己走。新人要抱两床被子和一个背包。一个双肩包，塞得满满的，背包里是“扛家”的衣服。

“起床，叠被子，带走。”2017年3月底，钱江的“领导”通知大家紧急转移，他们十多人藏到了离家数公里外的一片洼地，“步行小跑要一个小时。”

在康国强的印象里，“蝶贝蕾”有一套对付警察的话术。如果被警察逮到了，“领导”要求大家抱头蹲着，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扔地上，警察问话啥也不说。

多名“蝶贝蕾”前成员向记者透露，公安方面查处时，会将窝点值钱的物件带走、破坏碗具等。

2017年7月，天津警方抓获“蝶贝蕾”传销人员。图/"天津发布”官方微博

打击传销长效机制缺失

梳理近5年的法院判决文书发现，2015年前后，与蝶贝蕾有关的刑事案件骤增。

判决文书显示，2015年6月25日晚，五名蝶贝蕾传销人员在河北廊坊广阳区将被骗来的刘某打死。2016年7月4日，廊坊中院判处主犯徐宏亮有期徒刑15年。

2015年7月25日，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三名天津静海的蝶贝蕾传销人员带着受害人蔡某逃跑，其间蔡某跳入鱼塘溺亡。三名传销团伙成员被以非法拘禁罪各判刑1年半。

2014年11月6日，天津静海，被害人曹某在逃离“蝶贝蕾”窝点时摔成双侧跟骨骨折。该窝点负责人是“90后”安阳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曹慧芳，案发时只有21岁。2017年2月，曹慧芳被天津静海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

2017年7月，天津警方抓获蝶贝蕾传销高层人员7名、传销骨干25名，缴获、冻结赃款100余万元。警方称，此举成功将盘踞在静海的蝶贝蕾传销连根拔起。

其实，早在2006年6月，“蝶蓓蕾”传销组织就已被破获，涉案者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之巨，犯罪嫌疑人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成为迄今为止中国破获的最大传销案。为何今年又卷土重现？

李旭解释说，大多数传销组织流动性大，经常在全国各地流窜，“蝶蓓蕾”主要驻扎在天津静海区一带，有时，窝点也搬到廊坊等地，短暂时间过后又“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但静海区也就算个普通严重地区，并不是全国大多传销在聚集在静海，全国各地类似‘蝶蓓蕾’的传销到处都是。”李旭对记者表示，“更准确的说，京津冀才是传销重灾区。这跟地理位置有关，以首都为中心，工作机会多，外地人向往的多，先骗到北京，到了北京后，再告诉你做大巴车去周边。”

李旭解释说，传销组织被打击过后，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建立打击传销的长效机制，在监管打击松懈的情况下，“蝶蓓蕾”传销又抬头“回流”到天津静海区。

（钱江、康国强、刘丽、黎强、李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