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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前辈所读的书，已经相去甚远。
文/阿瞒
不久前，各大高校陆续公布了上一年的图书馆阅读报告：清华大学的榜单上，武侠、科幻、通俗历史读物受到追捧，《明朝那些事儿》《三体》《天龙八部》都榜上有名；北京大学似乎更偏爱引进版社科读物；复旦大学则格外喜欢本校校友的学术著作；上海交通大学的图书借阅榜理工科趣味浓厚，数据类、工具类书籍借阅量位居前列，浓厚的理工特色扑面而来。
《明朝那些事儿》在清华借阅榜上名列前茅
大学生，理应是一个社会中认知最鲜活、精力最旺盛、行动最自由的群体，站在浪尖上的他们读什么书，往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阅读风向。如果将历代大学生手中的书籍串联起来，那就会构成中国青年思想变迁的一个侧面。
今日的年轻人蓦然回首，其实不难发现，我们和前辈所读的书，已经相去甚远。
历史学家钱穆给孙女开出的书单，让今日的年轻人难以招架
民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古文与白话文、老学究与新青年、国学与西学、革命话语与商业文明……种种看似相悖的事物，都在这个时代并存，也造就了彼时大学生大相径庭的阅读体验。用王朔一本小说的名字可以概括民国大学生的读书风格：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一些出身传统家庭的大学生，依然像旧式文人一样捧读传统经典。上个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钱穆的孙女在北京读大学，写信请教祖父大学生如何读书，钱穆在回信中写道：“《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四书章句集注》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仍盼能背诵。”民国时期，曾在多所大学任教的钱穆先生给孙女的这些建议，仅仅背诵《史记》这一条要求，就让今天的学生难以招架。
经史子集经常出现在民国大学生书桌上
与传统书籍一并躺在民国大学生书桌上的，还有新文化运动以后兴起的白话文作品，其中既有本土作家的创作，也有用白话文重新翻译的西方著作。1915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受到当时大学生的热捧，鲁迅写作的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也刊载于《新青年》。与此同时，严复等人最早翻译的文言文版世界名著已经少人问津，阅读新的翻译作品或者原版成为时尚。
“救亡”是贯穿整个民国的主题，大学生是革命书籍的主要受众。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道：“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女大学生刘和珍所订阅的《莽原》杂志，第一期就翻译了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类似的进步刊物当时还有很多。
新文化与革命书籍当时颇受追捧
当然，在革命的大背景下，并非所有人都满脑子斗争反抗，悠悠然读“闲书”的公子小姐也不在少数。被鲁迅痛斥的鸳鸯蝴蝶派，就用爱情小说征服了很多大学生的心，连迅哥儿的母亲都是张恨水的粉丝，鲁迅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替母亲买几本《金粉世家》《啼笑因缘》。老舍早期的小说也很少涉及沉重话题，张爱玲曾回忆：“《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年轻的张爱玲也许不会料到，多年之后自己的小说也会被列入中国大学生的必读书单里。
鲁迅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替母亲买几本爱情小说
建国之后，高校学习苏联模式，为了应对工业化的需求，大范围压缩人文社科类专业，扩建理工学科。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中国大学生的阅读氛围，相比之前已经衰弱很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大学生的形象，一直显得模糊而笼统，但也正是这三十年的压抑，造就了金色的八十年代阅读潮。
恢复高考之后，重新回到大学校园的大学生们像饥饿的白蚁啃食书本，省下买饭票、车票的钱买书的现象并不少见。即便是学术与哲学著作这一类相对晦涩难懂的书籍，也一时洛阳纸贵。比如朱光潜翻译的纯学术著作《美学》，要托人找关系才能买到一本。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当时颇受追捧，销量突破了10万册——一个放在今天看仍然算得上畅销的数据，以至于十多年后在电视剧《我爱我家》中，孟昭阳还把这本书送给朋友，把人家弄得“一脑门子哲学”。而80年代哲学热的领军人物周国平，翻译的尼采著作《悲剧的诞生》首印5万册，年销售15万册。走在80年代的大学里，不读几本哲学，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从相对封闭的阅读环境中解放出来，大学生开始有机会大量阅读经重印、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80年代有一种说法：男生必看《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女生必看《简爱》《安娜·卡列尼娜》。这些经典的西方文学作品，尽管以一种延迟的状态被中国大学生阅读，但也打开了一代人的视野，帮助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趣味。
80年代的文学阅读也像是松绑后的一个大懒腰，夸张、肆意、洒脱。一度被遗忘的作者，重新受到大学生的追捧。张爱玲热、《围城》热、周作人热轮番而来。同时，王朔的痞子文学、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也在大学校园流行。据1986年《文学报》的一项统计，当年广州地区就有70％的学生读过琼瑶小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也曾经描述，当时很多大学生去校门外的小书店租武侠小说，不过质量参差不齐。
张爱玲、琼瑶等人的作品在当时大学校园十分流行
三十多年前的大学生对于诗歌也充满狂热。1984年秋天，在成都的一个诗歌节上，门票一抢而空，没票的大学生们索性破窗而入，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顾城夫妇躲在更衣室，有人推门问：“顾城他们呢?”诗人一指，“从后门溜了”，才算“逃过一劫”。
不过，钱锺书在《写在人生边上》中谈到，中国人的想象力不足，但在回忆的时候想象力又过分，很多没有的事情越写越复杂，越写越精彩。80年代的大学阅读，究竟有没有被夸大和美化？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那个阅读时代的确一去不复返了。
顾城的诗集被狂热拜读
理想主义的狂风吹过去，市场经济的洪水漫上来，90年代大学生手上的书更多元化，阅读也显得更加轻松。
1991年，苏童的《妻妾成群》出版，1993年，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同年出版，1994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出版。出版于80年代后期，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至今仍排在大学借阅榜前列，是90年代高校学子争相阅读的“神作”。
90年代大学借阅榜上的“常客”
在台湾文学热中，三毛无疑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她那种放任恣肆的语言风格和漂泊自在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一代大陆青年的自我意识。从她之后，大学生中流行的著作变得愈加个性化，安妮宝贝、痞子蔡等作者抒发着个体感受，受到追捧——书本不必非要与社会现实搭建联系，也完全可以作为作者和读者自说自话的空间。
《人性的弱点》是掺杂了心灵鸡汤的成功学著作
高校的阅读少了标新立异、开风气之先的引领作用，今天大学生在专业课本之外的阅读，与校园外的人们也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阅读从多元走向纷乱，再走向浅薄，一直通向不再阅读的终点。社会压力的下渗让升学、就业变成了眼前实实在在的压力，阅读彻底成为一种消遣，而且是相比于看剧、打游戏、旅行而言，娱乐性更低的消遣。
读书有时候成为一种作秀，手上的大部头著作可以成为自拍的道具，也可以作为逼格的标志。读书不发个朋友圈，就好像白读了。而且往往书还没有读完一半，秀读书的朋友圈腹稿早已经暗暗润色了无数遍。同学间偶尔客套，被问起最近在读什么书时，有的人会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后反问道：“网文算吗？”
热门网文代表作，其中不少被翻拍成IP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