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我心目中的斯大林
我差点儿被归入人民公敌之列
1944年，一场饥荒已迫在眉睫。我责成起草一份呈交苏联部长会议的文件，说明我们的迫切需要。我们希望能给我们发放购买卡。我动摇了许久，但最终还是签署了那份文件。文件送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正在索契休养。斯大林给我发来一封极其粗暴的带有侮辱性的电报，说我是个不可靠的人：居然打报告证明乌克兰无力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还要求发放大量购买卡以养活人们。这封电报对我产生了致命的作用。我心知，一场悲剧不仅威胁着我个人，而且威胁着乌克兰人民，威胁着整个共和国：饥荒已经无可避免，而且很快便爆发了。
斯大林从索契返回莫斯科，我当即自基辅赶至那里。我受到劈头盖脸的严厉斥责。我做好了一切准备，甚至准备好被归入人民公敌之列。当时这种事转瞬之间便可发生——只需眨眼的工夫，牢门便会敞开，你便会身陷比扬卡（克格勃机关所在地）。虽然我一再要他相信，我的报告反映的是事实真相，乌克兰急需救助，但这只能给斯大林火上浇油。我们从中央什么也不曾得到。饥荒蔓延开来。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有的地方开始人食人。例如，我接到报告说，在基辅近郊的一个镇子瓦西里科沃的桥下发现了人头和人的脚掌。也就是说，尸身被充作了食品。随后这种情形愈演愈烈。
基里琴科（时任敖德萨州党委书记）讲过，当他前往一个集体农庄检查人们如何过冬时，人家要他去看一个女庄员。他去了。“我遇上一幅可怕的情景，亲眼看见这位妇女正在桌子上一块块切割自己孩子的尸体，也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她一边割一边说：‘玛涅奇卡（女孩小名）已经给吃掉了，现在咱们把万涅奇卡（男孩小名）腌起来，这可够吃一阵子的了。’这个女人饿疯了，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您能想象出这样的事情吗？”
我将这一切全都报告了斯大林，可仅仅是惹得他大发雷霆：“软骨头！人家欺骗了您，故意撮合这种事情，希望得到怜悯，强行让人动用储备粮。”也许斯大林另外得到了他觉得更为可信的消息？我不知道。
斯大林提出了需要召开研究农业的党中央全会的问题，让我做报告。报告后许多人发言参与辩论，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机械化和种子问题。我的发言惹得斯大林怒不可遏。而在马尔采夫发言之后，我更是大难临头。他发言中讲到春小麦获得多么好的收成，我当即便感到被人戳到了最痛之处。我心知，斯大林便会不分青红皂白，马上扯出春小麦的问题，当面对我大加指责。我可是一直反对硬性要求种植春小麦的，因为它在乌克兰产量不高，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尽管有些集体农庄春小麦长得不错。
刚刚宣布会间休息，我们才走进休息室，斯大林即已神情激动，恶狠狠地向我兴师问罪。……
我很不走运，1947年春天我患感冒，又得了肺炎，一直卧床，还使用氧气袋，好不容易才活下来。
1949年是我在乌克兰工作的最后一年。斯大林来电话，让我去莫斯科，他说，我将被再次调到全联盟的首都去工作。依我看，召我回莫斯科，是斯大林某种精神障碍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被召回这件事，而是促使斯大林紧急调我的原因。马林科夫突然打电话来说，斯大林让我火速去莫斯科。“怎么个火速法？”“越快越好。明天乘飞机来吧。”次日我即飞抵莫斯科，再次担任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斯大林说我必须调到莫斯科时，已经提到列宁格勒的阴谋被揭发出来。他一向认为列宁格勒是个阴谋家的城市。
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很多人被抓起来了，大逮捕开始了。逮捕了一大批列宁格勒的人，还逮捕了中央从列宁格勒抽调出来提拔到外地任职的人。气氛越来越紧张了。我国照例是重大问题都要在政治局或者部长会议上讨论。这样的讨论是必要的，以免发生重大错误。然而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会也不开。政治局委员聚集在斯大林那里，听他一个人讲，他则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做着指示。有时他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他喜欢的话；要不就冲人们嚷嚷，并且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当下亲自拟定中央委员会或者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然后决定出台了。这已经是地地道道的一个人说了算，这是专横。我不知道这应该叫什么，然而这是事实。
通常是这样的情形：案子结束时，斯大林如果认为有必要，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当场签署文件，并让其他人轮流签字。其他人看也不看，仅仅根据斯大林提供的情况，也把自己的名字签上。这样一来就成了集体判决。
柯西金也危在旦夕。斯大林将被捕的列宁格勒人的供词分送政治局各委员，供词中提到柯西金的许多问题。我至今也无法解释，他怎么坚持下来了，斯大林为什么会没有下令逮捕他。大概柯西金甚至还受到了审问，他也写了辩解材料。向他提出了极其荒唐的指控，全是胡说八道。然而如常言所说的，柯西金抽到了一张中奖的彩票，躲过了这一劫。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切都取决于斯大林看你的目光或是他当时有何感觉。有时候他会说：“您今天怎么不看我啊？您的眼睛老是躲躲闪闪的。”或者是类似的什么话。而且这一切都恶狠狠地说出的！一个理智的侦查员即使对于死硬的罪犯也不应该这样，何况这是在友好的餐桌旁边说的话。我们都坐在那儿用餐，对于应他之邀坐在他的餐桌旁同他谈话的人，他就是以这样的修饰语和即兴插话来嘉奖他们。
对于谋杀李特维也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斯大林有着双重的动机。斯大林认为他是敌人安插进来的美国间谍，他一向都是把自己屠刀下的所有牺牲者叫作间谍、祖国的叛徒、变节分子和人民公敌。
我还记得斯大林当着那位小酒馆老板兼中将的面严厉申斥我的情形，那人总是和我们大家一起酗酒。有一次我从前线乘飞机回来，必须在第二天就坐飞机离开。我同斯大林已经讲好，我明天一早就走。因此我极不情愿在斯大林那里喝醉酒，然后在狼狈的情况下出门坐飞机回去。在机场上和别人见面那多丢脸，因为肯定会遇见人的，你同人家一说话，人家就会发现你处于什么状况。这是很丢脸的。于是我决心设法推掉酒宴，不做久留。而且时间已经很晚（诚然，按照斯大林不分昼夜的时间算法还早），都深夜两点了。我就说：“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告辞。我明一直在打算早点儿走。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明天？”“明天。”一阵沉默。
他突然胡扯开了：“您要为1942年牺牲的科斯坚科将军之死负责。”我回答说：“是的，我要负责……”我已不记得他就这个问题刁难了我多长时间。简直就是有意挖苦我。我感到很难堪。其他政治局委员洞察一切，他们对这种事的态度是：今天训我，明天又会训他……斯大林就是这么干，轮番找碴儿。
可是旁边还有一个小酒馆的老板呀，然而现在我却当着这个局外人的面受到惩罚，背上无端的罪名，处在如此被侮辱的境地。只有斯大林才会这样放肆。真是完完全全的不受监督！我们有时候说，他肯定多会儿还会走到这一步：当着我们的面脱掉裤子，在桌前方便，然后宣称这也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他无疑已经有点精神不正常了。
此刻斯大林坐在桌旁，不吃不喝，一直要等到另外有谁尝尝这道菜和这瓶酒之后。他总能找到借口。比如，现在正在品尝酒；这是格鲁吉亚人送来的陈酒，应当品尝品尝。当然他深知我们的“品尝”水平，根本不予重视，得由他自己宣布是好酒或是坏酒。但是他需要由我们先尝，而他则要等一等：如果没有人倒下，这时候他才喝上一小口，品品味道，然后再开杯畅饮。他要想吃什么东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的每个人就都有一道“爱吃的菜”，各人都得首先尝一尝。“这是鹅杂碎，尼基塔（赫鲁晓夫），你还没有尝过吧？”“没有。”我回答说，已经看出，他想动手取食，可又很害怕。于是我就尝了尝，他也马上开始吃了起来。就这样，每道菜都必定有一个品尝的人，由这人弄清楚放毒了还是没放毒，斯大林则等着瞧。
斯大林个性专横，脾气粗暴。但他的粗暴绝非仅仅表现在某种情况下凶狠恶毒或者针对某个具体的人的态度上。这是一种总体上的凶残，是与生俱来的粗暴。有时候他也斥责我，侮辱我，粗暴地抨击我。但我仍然要说，直到他临终的最后一天，他对我一直都很好。
伟大卫国战争之后，斯大林的身体显然一年比一年衰弱。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他记忆力的模糊之上。有时候我们一起进餐，他眼望着一个交往了一二十年甚至更久的人，却突然愣住了，怎么也记不起人家的姓名。这时候他便非常气恼，不愿让别人察觉。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体力上的衰退。我记得有一次他面对布尔加宁，却怎么也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反复打量着对方，问道：“你叫什么来着？”“布尔加宁。”“对，布尔加宁!”直到此时，他才说出了本来打算向布尔加宁说的话。类似现象相当频繁地一再发生，常常惹得他大发雷霆。事后他便将自己的恶气发泄到与他共事的人身上，这些人与他一起经历了漫长的道路，而且很遗憾，他们也是许多清白之人被无辜滥杀的见证人。祸根全是斯大林一手造成的，有关必须扩充“绞肉机”的全部材料，既是他亲自援引的，也是他亲自使其具有法律效力并进行解释的。
我还记得斯大林最后一次在新阿丰休养的情形，这是1951年。有一天，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斯大林起床，穿好衣服，来到房子外面。我们也跟着他出门，三个人一起站在房前。突然间，斯大林无缘无故地盯着我瞧了瞧，说：“我是个无可救药的人。我对谁都不相信。自己也信不过自己。”他说这话的，我们简直目瞪口呆。当他如此斩钉截铁地声称谁也信不过，甚至连他自己也信不过的时候，这就显得十分可怕了。您能想象吗？一个身居如此高位，决定着举国命运、影响着世界未来的人，居然会说这样的话？如若细加思量，如若从这个视角对斯大林所干的种种坏事进行分析，那么就会明白，他的确从未相信过任何人。当然这种事情要分两方面看。一方面，不相信人可以说是他的权利，虽然，这会对一个具有此类性格的人造成严重的心理负担。但是，当一个对谁也不相信的人同时还具有一种要将其不信任的人统统除掉的性格，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正是他身边的人全都长不了的原因。当他对他们还有一定程度的信任之时，他们还能活命、工作。而等到他不再作依了，便会开始对他们“看不惯”。一旦他对与他一道工作的人之中某个人不信任到无法容忍的程度，他们的悲惨时刻也就降临了，只能步那些已经丢掉性命者的后尘。实际上，那些与他一道工作，在党的队伍中为党内团结而共同奋斗的人，总是渐次遭到这样的命运。后来这些几乎悉数被除掉。事情竟发展到斯大林开始将伏罗希洛夫视作间谍的地步。大约有五年的时间，他一直不让伏罗希洛夫参加所召开的任何高级会议，首先是政治局会议，怀疑他是英国间谍。不过，真正的会议早已不开了，只是偶尔进行聚会，其实就是在临吃午饭或晚饭之前顺带聊一聊。
至今我也完全说不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情断义绝的。当然，如果想到他妻子热姆丘任娜被斯大林投入监牢的事，那么莫洛托夫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会同意斯大林或中央全会的做法。全会讨论撤销热姆丘任娜中央委员资格的问题时，大家都投了赞成票，而莫洛托夫则弃权。他并没有投反对票，但是弃了权。此举激怒了斯大林。虽然他们还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工作上也一如既往地相互配合。斯大林在世的最后数年间，莫洛托夫已经失去了他的信任。有一次斯大林在苏呼米休养，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莫洛托夫是个美国间谍，他与美国人同流合污。
过了一段时间，米高扬也遭到同样的冷遇。我至今说不出斯大林给他安的是什么罪名。莫洛托夫似乎是个美国间谍，因为说他在美国拥有专用车厢，自然那里也就有他真正的主子。那么，米高扬呢？他是哪国的间谍呢？要是斯大林多活上半年，恐怕他早就收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了，他们必然会落得与所有“人民公敌”同样的下场。